上海藝術評論丨許佳鑫：慧眼：看見她們，也看見自己

舞臺拾光

慧眼：看見她們，也看見自己

——評《三婦志異》之《慧眼》

許佳鑫

2026年初，北京九人話劇社年度新作《三婦志異》在上海上劇場上演。該劇由溫方伊、陳思安、朱虹璇三位編劇聯合創作，以全新視角重構經典神話傳說與歷史故事。其中，溫方伊執筆的《慧眼》一篇，更對傳統戲曲《紅鬃烈馬》里王寶釧、代戰公主與薛平貴的人物關系及故事脈絡，做出了整體性的解構與全新闡釋。

話劇《三婦志異》之《慧眼》

從英雄傳奇到女性敘事

《紅鬃烈馬》作為中國戲曲經典，講述了王寶釧違抗父命下嫁薛平貴、苦守寒窯十八年，而薛平貴歷經征戰、遭人陷害、入贅西涼，最終在代戰公主幫助下稱帝回朝的傳奇故事。原作以薛平貴的成長與歷險為主線，而《慧眼》刻意收縮歷史敘事，將視角轉向王寶釧與代戰公主。全劇在封閉場景中以高密度對話推進，篇幅不長卻沖突集中、節奏明快，臺詞也保留了溫方伊一貫的機智與幽默。

劇中對《紅鬃烈馬》經典橋段的改編尤為巧妙。情節上，本作從原作大團圓結局后的留白處切入，由此生發一系列沖突；“拋繡球”在《紅鬃烈馬》中本是王寶釧暗許芳心的順勢而為，而在《慧眼》中卻被重構為她憑借天生“慧眼”識得“真龍”后主動抉擇；苦守寒窯“挖野菜”的王寶釧，亦會坦然接受娘家接濟，這一形象也從網絡語境中被反復消費的“貞潔烈婦”符號，還原為在現實困境里主動選擇的生存策略與自我人設。原作標志性情節由此被賦予全新動機與解讀，故事框架雖未改動，人物行為邏輯卻被重新詮釋，使這場顛覆性重構顯得順理成章、極具說服力。

《慧眼》的人物塑造在承襲《紅鬃烈馬》原有背景的基礎上增添了豐富層次，將角色塑造成更為復雜、更具現代化的“圓形人物”。原作中的代戰公主，多是成就薛平貴的功能性角色；而在《慧眼》中，她的性格被充分展現。通過對西北生活、個人際遇、愛慕薛平貴的原因，以及對力量與權力的渴望的鋪陳，《慧眼》塑造出一個生于塞外、長于權力中心、受家庭重視、自我意識高度覺醒的“自然女性”。正如她所說：“我沒有能識英雄的慧眼，照樣青史留名，因為我自己就是英雄。”她既有勇氣，也清楚自己值得被善待，在感情里一直掌握主動權，也能坦然直面身邊的人。

與之相對，《紅鬃烈馬》中出身名門的王寶釧，則更貼近長期受禮教規訓，卻仍保留著朦朧自我意識的形象。她清醒地知道自己不想成為怎樣的人——“我不要像我的母親、大姐、二姐那樣，懵懵懂懂地嫁人，渾渾噩噩地過日子，從來不去想人生在世為什么活著，還能有怎樣的活法。我既然生就這雙慧眼，便不可能困于池中，藏于匣內。”可她的“慧眼”尚未完全轉化為行動力，更多表現為在既定秩序中反復試探的清醒與遲疑，以及漫長的堅守和等待。

《慧眼》通過對《紅鬃烈馬》經典橋段的引用與改寫，構建出清晰的互文關系：情節框架保持不變，意義卻被重新分配。觀眾在熟悉的敘事節點中察覺到人物動機的變化，從而意識到原作敘事的固有局限。這種處理既保留了《紅鬃烈馬》作為經典文本的辨識度，也為《慧眼》的人物重構奠定了內在邏輯。

話劇《三婦志異》之《慧眼》

觀照、祛魅與關系重構

復雜的人物必然生成富有張力的關系。《慧眼》最具力量之處，在于人物各自飽滿而復雜的性格心理，以及由此碰撞出的關系形態。

《慧眼》中對男女關系的處理頗為新穎，代戰公主與王寶釧之間強烈的“化學反應”，正是由薛平貴這一人物催化而成。代戰公主與薛平貴之間存在一種相對純粹的吸引關系。代戰公主眼中的薛平貴，帶著原始而鮮活的魅力。無論是關于“紅鬃烈馬”的直白戲謔，還是一系列的主動付出，都指向一種不經計算的欲望與選擇。在這段關系里，代戰公主既愿意承擔代價，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王寶釧眼中的薛平貴則截然不同。他更像一個被抽象化的存在：一個“可能成功的人”、一個遙遠的目標、一個可以托付或借力的未來。她愛的并不是具體的薛平貴，而是寄托于他身上的命運期許、人生出路與自我實現的想象。

隨著劇情推進，真正的薛平貴逐漸顯形。他重視權力，精于算計，幾乎集中了傳統男性中心敘事中“成功者”的全部特征。從最初對代戰公主的低姿態哀求、以兵權謝罪，到后來走出藏身之處，反過來要求王寶釧“封住眼睛”，這個薛平貴早已不再是《紅鬃烈馬》中飛黃騰達的傳奇英雄。他既不是代戰公主眼中充滿野性魅力的“紅鬃烈馬”，也不是王寶釧想象中的遠方真龍。他只是一個心思復雜也有自身局限的尋常人。

也正是在不斷認清薛平貴真實面目、不斷解構“婚姻”“愛情”固有觀念的過程中，兩位女性逐步認清自我：她們既看清了自己內心的渴望和回避，也明確了愿意為怎樣的人生承擔代價。對男性符號的祛魅，最終反而成為女性自我確認的關鍵一步。

與此同時，女性間的關系也完成了轉化。在《慧眼》中，代戰公主既是打破偽裝、不斷追問的人，也是引導對話走向、抒發編劇理想的人。在她持續的高壓追問下，王寶釧說出了“慧眼”的秘密，直言“我不愛他”。《紅鬃烈馬》中賢妻的形象就此瓦解，其內心壓抑許久的迷茫與思考逐漸袒露。她們既彼此質疑、相互刺激，也在一次次沖突和交鋒中，最終達成理解與結盟。

《紅鬃烈馬》中，王寶釧有一段經典唱詞：“王寶釧低頭用目看，代戰打扮似天仙。怪不得兒夫他不回轉，被她纏戀一十八年。寶釧若是男兒漢，我也到她國住幾年。”單看這段唱詞，既有醋意，亦藏欣賞，情緒幽微。溫方伊則將這種細膩心緒抽離出來，把傳統中簡化的“情敵”關系，升華為兩位獨立女性之間的深度對話。這種不被定義的關系形態，正是《慧眼》最具當代意識之處：人物既有較量，亦能彼此照亮。當代戰公主提出“要一個蒙住你眼睛的男人，還是打開你眼睛的姐妹”時，這一追問已超越情感抉擇。擁有“慧眼”的從來不止王寶釧，代戰同樣聰慧、清醒。而被蒙住眼睛的，是那些長期身處男性敘事框架中的女性。《慧眼》的價值，就在于讓被遮蔽的女性關系重新顯現，將選擇權交還到每一個女性手中。

話劇《三婦志異》之《慧眼》

把舞臺讓給“她們”

當天與《慧眼》同臺上演的，還有陳思安的《木蘭》與朱虹璇的《飛光》。前者以身體經驗為切入點，叩問人物的內在矛盾；后者則在真實歷史的縫隙中，打撈起被忽略的細膩情感。整體而言，《三婦志異》各篇章完成度參差不齊，外界評價也眾說紛紜，但其價值早已超越單部作品的優劣得失。更重要的是，它以三部短劇共同探索了一條全新的女性創作路徑。

圍繞同一議題，多位創作者既保持各自獨立的表達距離，又以不同故事并行展開，形成彼此呼應的張力。話劇、音樂劇、獨角戲與群戲錯落交織，神話、歷史、經典文本與未來想象共生互文，風格無須統一，卻能夠相互照見、彼此印證。

正是在這種開放的結構中，《三婦志異》為女性書寫拓展了全新的空間：讓差異與分歧得以顯現，讓女性以多種面貌和立場走進敘事，更將未盡的討論留給觀眾。文本既是對現實的映照，也受到現實的滋養和塑造。這種雙向關聯，讓文本與現實形成鏡像呼應，文本中的元素和情節，往往能在現實中找到對應的印記。

羅蘭·巴特認為，文學工作的目的在于“使讀者不再成為消費者，而是成為文本的生產者”。三位編劇正是從長期以男性為中心、女性身影被不斷隱去的敘事和現實中走來，在迷茫與追問間，寫下了她們心中真正的“她們”。

而這種互文和對話，并未止步于舞臺落幕。臺下的觀眾、網絡中的讀者，乃至此刻的你我，都能以自己的語言、經歷與判斷，去閱讀、去理解、去續寫屬于這個時代的女性敘事。

作者：上海戲劇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吳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