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歷史學家會普遍認為，公元536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年？

文｜老達子

本文共約4100字，閱讀時長大約10分鐘

前言

只要頭頂有太陽，腳下就一定有影子。這是咱們打小就懂的常識，自然得沒人會去懷疑。

可在公元536年，這條鐵律失靈了。那一年的正午，無論你站在君士坦丁堡的神廟前，還是站在南朝建康城的秦淮河畔，抬頭能看見太陽，可那太陽慘白黯淡，像一輪怎么也落不下去的冷月。你再低頭看，會發(fā)現一件怪事：腳下，沒有影子。

沒有影子的世界，是死人的世界。后來的西方歷史學家給這一年下了一個嚇人的結論：人類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一年，可能就是它。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公元536年，全球的陽光到底是被誰偷走的～

遮天蔽日的無光之年

在536年到來之前，東西方文明都還沉浸在各自的盛世美夢里。

西邊，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剛派名將貝利薩留掃平了北非的汪達爾王國，緊接著又把刀鋒指向意大利，鐵了心要把羅馬帝國的舊河山一寸寸收回來。東邊，南朝的梁武帝蕭衍正趕上他執(zhí)政的黃金期，江南寺廟林立，鐘聲悠揚，一派歌舞升平。再往北看，北魏雖然裂成了東魏、西魏，可高歡和宇文泰這兩個新一代的狠角色，也都在摩拳擦掌，準備武力統(tǒng)一中原。

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手里攥著的是一盤大棋。

可大自然根本沒打算給這些野心家留時間。

剛開始，人們只是覺得天色有點不對勁。慢慢地，一層灰蒙蒙的霧氣在整個北半球鋪開，像一堵看不見的厚墻，硬生生把暖洋洋的陽光擋在了天外。

當時身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在《戰(zhàn)史》第四卷第14章里留下了最直接的目擊記錄：

“For the sun gave forth its light without brightness, like the moon, during this whole year, and it seemed exceedingly like the sun in eclipse, for the beams it shed were not clear nor such as it is accustomed to shed.”（“在這一整年中，發(fā)生了一個最可怕的預兆。太陽像月亮一樣，發(fā)出沒有光彩的光芒，仿佛處于日食之中，它射出的光線既不清晰，也完全不像平日那樣。”）

翻譯過來就是：太陽還掛在天上，卻沒了那股暖人的金黃，變成一個慘白的光球，看著像日食，又不是日食。它給不了多少光，更給不了莊稼活命的熱量。這種鬼天氣不是持續(xù)幾天幾周，而是整整熬了一年多。

被嚇壞的不止平頭百姓，當時的社會名流也慌了神。羅馬政治家、歷史學家卡西奧多羅斯在寫給下屬的信里，幾乎是用一種絕望的口氣記下了這場反常。他在《尺牘集》第十二卷第二十五封信中寫道：

“The sun seems to jumble all the seasons up together... We marvel to see no shadows of our bodies at noon... We have a winter without storms, a spring without mildness, a summer without heat.”（“太陽似乎把所有的季節(jié)都混在了一起……我們驚奇地發(fā)現，在正午時分，我們的身體竟然沒有影子……我們經歷了一個沒有風暴的冬天，一個沒有溫和的春天，一個沒有炎熱的夏天。”）

卡西奧多羅斯的眼睛很毒，他抓住了一個最反常的細節(jié)：大中午的，人居然沒有影子。

這事兒擱今天也好解釋。平常的大晴天，太陽直射地面，人就拖一道清清楚楚的黑影。可536年不一樣，高空里塞滿了厚厚的火山灰，陽光穿過大氣層時被打散了，從四面八方漫下來，弱得連一道影子都湊不齊。

正午無影，正是火山冬季殺到的鐵證。現代科學家分析了格陵蘭島和南極洲的冰芯，才把這樁懸案破了：535年底到536年初，冰島一座超級火山發(fā)生了毀滅性噴發(fā)，數億噸二氧化硫和火山灰被直接頂進平流層，在北半球頭頂上拉起一大片氣溶膠帷幕。這層帷幕等于給地球扣了一塊不透明的遮陽板，把太陽輻射狠狠反射回太空，全球氣溫應聲暴跌。哈佛大學的中世紀史學家邁克爾·麥考密克對這一年下了個判斷：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one of the worst periods to be alive, if not the worst year.”（“這是最糟糕的生存時期的開始，如果它本身還稱不上最糟糕的一年的話。”）

從這一年起，全球氣候徹底亂了套。夏天沒了熱度，莊稼的生長周期被硬生生掐斷。人類文明在這一年，一頭栽進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寒冷和衰退。

降在華夏大地的黃雨

這層遮天蔽日的黑帷幕掃蕩完歐洲和地中海，又順著西風帶一路向東，最后壓到了東亞大陸的頭頂上。

很多人以為，古代中國的災荒不外乎旱澇蝗災，跟萬里之外冰島的一座火山能有什么關系。可白紙黑字的史料，偏偏把這兩件事拴在了一起。

南朝首都建康城里，梁武帝蕭衍在537年春天主持了一場極隆重的祭天大典。本來是求風調雨順的，結果卻被一場怪天災攪了局。《梁書》卷三·本紀第三·武帝下記得清清楚楚：

“三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祠南郊……壬寅，天無云，雨灰，黃色。……六月，青州朐山境隕霜。秋七月癸卯……青州雪，害苗稼。”

大同三年的正月，天上萬里無云，卻突然下起了一場黃色的雨。雨落在衣服上、宮殿上，是一層黏糊糊的黃灰。這哪是什么神跡，分明是高空的火山灰混著雨水落了下來。可在古人眼里，大晴天往下掉灰，是天大的兇兆，意味著這朝廷的氣數要亂。

??upload failed, check dev console

到了六月，正是盛夏，歸梁朝管的青州朐山一帶（今江蘇、山東交界）竟然大面積下霜。七月，青州干脆下起了大雪。最該熱、莊稼最盼著太陽的時候，白茫茫的雪蓋住了整片農田。

夏天鬧嚴寒，對靠天吃飯的古代農業(yè)來說就是滅頂之災。還沒熟的莊稼，在冰里成片成片地爛死。

華北那邊，東魏和西魏的老百姓同樣熬著接連幾個月的無光天。這種反常，當時沒一個人能想明白。按儒家天人感應那套說法，天象一亂，準是當皇帝的缺了德。于是各地的帝王忙著下罪己詔、減膳避殿，還搞起大規(guī)模的法事，想把老天爺的火氣壓下去。

梁武帝蕭衍更絕，他加碼賞賜佛寺，幾次把自己舍身給同泰寺，想用這份極端的虔誠把陽光求回來。可惜，老天根本不吃這一套。火山灰擋住的太陽，不會因為哪個皇帝磕頭磕得勤就多照下來一分。農業(yè)減產已成定局，一場席卷整個東亞的生存危機，正在飛快鋪開。

天災面前，制度露了底

陽光和溫度一撤，跟著來的饑荒，就成了檢驗當時社會制度的一塊試金石。這場大考里，不管是東方的門閥官僚，還是西方的羅馬帝國，制度的窟窿和冷血，全在天災面前露了餡。

我們先看東魏。東魏剛立國，大批人口從舊都洛陽遷到新都鄴城，根基還沒扎穩(wěn)，偏偏天平三年（536年）撞上了這場全球極寒。《魏書》卷一百一十·志第十五·食貨六里記著：

“天平初，以遷民草創(chuàng)，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廩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泰、陜、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饑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眾。”

這段記錄，把一個封建政權面對特大天災時的掙扎和無力，寫得明明白白。

要說東魏朝廷一開始不是沒動作。災難剛來，他們撥了130萬石糧食安置移民，天平三年夏天又發(fā)了40天的救濟口糧。可到了這年秋天，災情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并州、肆州、汾州、建州、晉州、泰州、陜州、東雍州、南汾州，整整九個州同時鬧起了霜旱。這九個州，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山西、陜西加上河南一部分，是東魏最核心的產糧區(qū)。九州同時絕收，等于國家的糧庫一夜之間被掏空。

到了天平四年春天，朝廷再下詔開倉放糧，可面對這么大面積的絕收，那點救濟糧就是杯水車薪。更要命的是，古代運輸落后得很，道路一封凍，人和牲口凍得走不動，有限的糧食根本運不到災民手里。結果只剩下四個字：死者甚眾。東魏這套救災制度，碰上跨區(qū)域的連環(huán)災害，徹底失靈了。

可跟西邊的拜占庭比起來，東魏好歹算有心無力。拜占庭那套制度，是真冷血。

536年天候一變，地中海不光鬧饑荒，緊跟著又爆發(fā)了慘烈的查士丁尼大瘟疫。這場瘟疫干掉了帝國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大片土地撂荒，農業(yè)幾乎停擺。換個有良心的君主，這時候該開倉、該減稅了吧？查士丁尼偏不。為了湊夠他收復失地的軍費，他反倒把帝國原來的稅制，逼到了最狠的份上。

普羅科匹厄斯在《秘史》第二十三章里，帶著一肚子火記下了這套稅制有多狠：

“When pestilence swept through the whole known world and notably the Roman Empire... Justinian showed no mercy towards the ruined freeholders. Even then, he did not refrain from demanding the annual tax, not only the amount at which he assessed each individual, but also the amount for which his deceased neighbors were liable.”（“當瘟疫席卷整個已知世界，特別是羅馬帝國……查士丁尼對破產的自由農民毫無憐憫。即便如此，他也沒有免除年度稅，不僅索要評估給每個人的數額，甚至還要索要他們已故鄰居應承擔的數額。”）

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鄰里連帶稅（Epibole）。在這套規(guī)矩下，村里一個自耕農要是因為饑荒、瘟疫死了，他欠國家的稅不會一筆勾銷，而是攤到還活著的鄰居頭上。

這玩意兒運轉起來，活像一臺沒溫度的債務催收機器，眼里只有指標完沒完成，至于被催的人死活，它根本不管。火山冬季加上瘟疫兩頭夾擊，僥幸活下來的農民，不光要面對冰封的土地和絕收的莊稼，還得替死去的鄰居扛上沉重的兵役稅和土地稅。這么一壓榨，直接把拜占庭最核心的社會階層，也就是自耕農，給壓垮了。不少農民為了躲稅吏，干脆扔下土地逃進荒野，社會生產力崩得更快了。

人相食與碎掉的尊嚴

國家的救災撐不住了，稅收機器卻還在冷冰冰地轉，最底層的平民，就被一步步逼進了死角。在那個沒陽光、沒影子的世界里，人類引以為傲的文明和尊嚴，在餓肚子面前，碎得飛快。

西魏大統(tǒng)二年（536年），割據關中的西魏境內，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慘的一幕：

“是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關中平原，自古號稱天府之國，是秦漢兩代的龍興之地。可在536年的極寒里，這里的農業(yè)系統(tǒng)整個癱了。太陽照不夠，夏糧秋糧全絕收。存糧吃光之后，人們開始把一切能塞進嘴里的東西往肚里填。

先是樹皮、草根，接著是皮革、耕牛。等這些都吃光了，人們開始挖一種叫觀音土的黏土。這土吃下去能頂一陣餓，可它根本消化不了，最后會在肚子里結成硬塊，讓饑民活活脹死。

當所有不是食物的東西都被啃光，道德和法律的底線，一夜之間就沒了。人相食，這三個字史書里常出現，卻極少有人敢真正盯著看，可它就是關中大地上活生生的現實。十個人里七八個，不是餓死，就是成了別人的口糧。村莊成了廢墟，田野堆滿白骨，在那慘白、沒有影子的陽光底下，整片土地就是一座人間煉獄。

人類花了幾千年搭起來的家族倫理、社會秩序、禮儀法度，到這會兒全沒了意義。影子沒了，方向也沒了，人退回成原野上只剩生存本能的野獸。這種秩序的塌方，比氣溫下降本身造成的破壞，要可怕得多。

老達子說

“從公元初年至公元600年，氣候又變得寒冷，平均溫度比現代要低1℃左右。這也是中國歷史第二次大分裂期。”

這段話，在自然科學和人文歷史之間，搭了一座橋。536年那場火山冬季，不是一個孤零零的自然事件。它實際上掀開了一個時間跨度極長、影響極深的晚古小冰期的序幕。

在這個長達百年的寒冷期里，全球氣候整體變糟，逼得草原游牧民族大批南遷。這種人口的硬性流動，撞上中原政權的腐敗和土地兼并，一塊兒把魏晉南北朝那幾百年的深度分裂，往前推了一大步。歐洲那邊，陽光少了、氣溫降了，拜占庭的經濟根基被掏空，緊接著的大瘟疫，更是徹底埋葬了查士丁尼重建羅馬的大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