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如果AI成為“人造上帝”，誰來定義“上帝”的善惡?

對話鄭永年：

如果AI成為“人造上帝”，

誰來定義“上帝”的善惡?

Dialogue 2026.6.26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S

AI社會的經濟形態會是怎樣的？

AI時代的科技寡頭和上一輪有何不同？

未來會產生怎樣的階級分化？

AI寡頭形成，是否會再次爆發激烈革命？

面對AI寡頭，我們如何“反抗”？

編者按

2026.06.26

2026年，可以稱之為“AI的財富元年”。6月12日，SpaceX登陸納斯達克，馬斯克遠程敲鐘，公司市值一度突破2.3萬億美元，他個人身家更是飆升至1.1萬億美元，成為人類歷史上首位“萬億級富豪”。同期，英偉達市值逼近5萬億美元，蘋果、谷歌、微軟也穩坐4萬億俱樂部。AI造富的速度，正在刷新人類對財富積累的所有認知。

技術進步本該是解放人的工具，但在AI時代，它似乎正在變成另一種權力的起點。這片盛產AI巨頭的土地，正呈現出一幅“冰火兩重天”的現實圖景。世界的一邊，是最富有的1%手握全美32%的財富；另一邊，是被財富逐漸邊緣化的普通人。

“未來已來，只是分布不均”。我們又該如何自處？大灣區評論再次對話鄭永年教授。

前文回顧：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伍子堯

科技巨頭“捏住”全世界，

AI經濟形態長什么樣？

大灣區評論：

這一期我們聊聊AI時代經濟與社會的變化。當下大家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工作越來越不好找了。現在流行一個詞叫“靈活就業”，聽著挺美，但其實是收入沒保障的代名詞。AI一邊在搶人的飯碗，一邊又沒創造出足夠多的新崗位。往深了說，AI社會的經濟形態到底長什么樣？這與我們以往所熟悉的資本主義經濟，到底有什么本質區別？

鄭永年：

“靈活就業”聽著好聽，其實就是典型的AI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陷阱。AI正在大規模替代人工，尤其是職業人才，也就是傳統的中產階層。盡管科技巨頭們也一直在說，AI會創造新的就業，但至少到現在為止，人們看到的是新技術創造的就業越來越少，而被取代的數量正以指數級的速度增長。發明機器人本來是幫人減輕負擔的，現在倒好，變成跟人搶飯碗了。這種技術進步多導致的社會不平等，正在加速惡化，并且深不見底。

要理解今天的問題，得先回到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視角。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本質上是產業資本主導的——從蒸汽機到電力到信息技術，核心邏輯一直是資本通過控制生產資料來組織生產、獲取剩余價值。馬克思當年剖析的，正是這種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但傳統資本主義有一個特點：生產資料是有物理邊界的。鋼鐵廠就是鋼鐵廠，油田就是油田。要壟斷它，得先占有它。而且，這套體系后來慢慢演化出了一些制衡機制——工會代表勞工談判，政府通過反壟斷法拆分過度集中的資本，福利制度緩解貧富分化。雖然不完美，但至少讓資本與勞動之間有了一種“有彈性的張力”。

人工智能時代的經濟形態，完全顛覆了這個邏輯。最顯著的特征是科技寡頭經濟的形成。美國已經是這樣了——幾家巨頭把算力、數據、平臺全捏在手里。

為什么今天美國社會普遍感到不快樂？表面看是收入下降、貧富差距拉大，根源上就是寡頭經濟鬧的。AI經濟的核心生產資料，無論是數據、算法、算力這些都是沒有物理邊界的。你無法像占領油田那樣“占領”數據，但你可以通過平臺和技術架構壟斷它。這種壟斷不是“占有式”的，而是“虹吸式”的——你越用它，它越強大；而你越依賴它，就越離不開它。

這樣的經濟會產生怎樣的社會結構？理想狀態下，我們希望看到的是這樣一個社會——技術發達，同時存在一個有能力管理社會的政府，一方面為社會提供足夠的保障，讓老百姓聽話，另一方面又保留人文關懷，社會有凝聚力，文化繼續多元。但現實是，AI寡頭經濟的邏輯跟這樣一個理想是相反的。財富往少數人手里跑，崗位被AI替代，中產階級一直在縮水，大眾更是被財富邊緣化。如果這種趨勢得不到遏制，社會結構將走向兩極分化——少數技術精英和絕大多數被邊緣化的大眾。

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加劇了其對企業、員工和經濟影響的不確定性（圖源：世界經濟論壇）

大灣區評論：

的確，有數據統計，美國前十大科技富豪的財富一年暴增5000億美元，光七大科技股就占了標普500總市值的三分之一以上。AI相關的巨頭更可謂是一家獨大。美國歷史上曾經歷過一輪“寡頭經濟”——19世紀末的洛克菲勒、卡內基、摩根時代。AI時代的科技寡頭，和上一輪有何不同？

鄭永年：

美國歷史上曾出現過鋼鐵、石油等領域的寡頭壟斷，后來美國社會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通過政府干預、反壟斷立法、選舉機制、媒體監督，以及工會與中產階級的力量，社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衡。大蕭條之后，尤其是二戰之后，美國中產階級比例一度顯著提升，在里根革命之前，比例高的時候，達到71%，社會呈現出相對平等的狀態。

但這一次截然不同。當前的壟斷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要知道，過去反壟斷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基于幾個條件：第一，壟斷事實確已形成；第二，存在龐大的中產階級；第三，選舉權的擴張使得政治人物和資本相對分離開來，改變了馬克思所描述的“政府是資本的代理”的局面，或者說，社會通過民主這一機制對資本構成了制約；第四，媒體作為“第四權力”能夠發揮監督作用；第五，工會與勞工力量較為強大。在這些條件下，政治權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資本，從而對資本形成有效制約。

但是，如今這些條件均在全面弱化：第一，資本壟斷空前集中。人工智能的技術特性決定了——技術能力高度集中，商用者高度壟斷，使用者高度分散；第二，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正重新走向合流，例如硅谷與白宮的利益捆綁日益緊密；第三，寡頭全面掌控了平臺權力，傳統媒體的“第四權力”遭到嚴重削弱；第四，中產階級規模持續萎縮，美國中產階級比例已從歷史高位降至不足50%，部分統計數據甚至更低；第五，工會力量大幅衰退，過去在美國社會尚能展現影響力的勞工組織，如今已日漸式微。

今天，美國的一些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開始對AI持悲觀的態度，甚至出現反AI的趨勢，一些左派政治人物也在鼓噪AI的國有化。但問題在于AI勢力和這些力量是高度不對稱的。人工智能寡頭掌握了塑造社會意識的工具。他們不僅壟斷了技術與資本，更掌控了平臺與媒介，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操控受眾認知、灌輸特定觀點，讓人們相信，“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的”。在這樣的局面下，社會還殘存多少反壟斷的博弈能力？情況不容樂觀。

大灣區評論：

您剛才提到，傳統意義上的“第四權力”，也就是媒體正在被寡頭吞并。以馬斯克為例，他不僅控制了特斯拉和SpaceX，還收購了推特，現在又深度介入政治。科技寡頭正在集資本、政治、技術、媒體、數據權力于一身。您怎么看？

鄭永年：

當前面臨的不再是簡單的科技寡頭現象，而是形成了全面的寡頭壟斷。這是全面性的權力壟斷。

長遠來看，未來的演進令人堪憂。寡頭經濟結構必然催生寡頭政治結構，進而導致社會階層更加碎片化。人工智能機器將取代傳統機制成為整合社會的新工具，但這一機制卻牢牢掌握在極少數寡頭手中。討論人工智能，如果人們光強調生產力和經濟效率，那么，就會犯顛覆性的錯誤。正如馬克思方法論所表明的，人們不僅要討論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更要討論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生產力是經濟問題，而誰來掌控則是政治問題。人們不能想象AI時代會是一個政治真空的時代。

回顧歷史，第一、第二、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形成的壟斷，相對而言尚可拆分。例如鋼鐵、石油等行業，最終上可以通過反壟斷法進行有效拆解。但今天的AI不一樣，它立足于互聯網，自身缺乏物理邊界，且高度依賴系統整合。一旦強行拆分，系統可能陷入癱瘓；而若僅僅要求其開放，又可能進一步加劇其“虹吸效應”。因此，即使人們意識到對AI寡頭也需要進行反壟斷，但迄今還不知道如何反壟斷。很多年前，在微軟反壟斷問題上，美國用“開放”替代了傳統上的“拆解”。當時大家認為這會是有效的。但結果呢？“開放”使得這些公司變得更加龐大。今天的AI公司更是如此。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今天的平臺權力已龐大到令人擔憂的地步。不要說是小國，就連大國也難以抗衡這種平臺的“虹吸效應”。一些小國雖然保留住了國家的外在物理形態，但其思想、信息、數據與文化，其實早已被平臺剝奪，已經事實上的“名存實亡”。

西方制度一貫強調“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但在當下，誰來制衡AI寡頭？更現實的情況是，政府運作需要依賴AI，媒體資源被寡頭掌握，社會力量仍在不斷分化，中產階層卻日益萎縮。在缺乏充足資金與專業能力的前提下，大多的傳統機構早已無力制衡。

如果將人工智能比作一個全能的“上帝”，那么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個“上帝”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上帝”，而是一個人造“上帝”，是具體的人和資本的力量。我們絕不能假定他們永遠保持善意。

合眾國訴微軟案，比爾·蓋茨于1998年8月27日出庭作證（圖源：維基百科）

未來可能沒有階級，

只有“牧羊人”和“羊”

大灣區評論：

那未來的社會結構呢？未來的階級會產生怎樣的分化？

鄭永年：

未來的社會結構，可能不再是近代以來工業化社會的階級劃分。很可能不再有階級了——不再是多個階級之間的博弈，而是少數統治者與多數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這很容易使人想起意大利精英學派的觀點，任何社會只存在兩個階層，即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

以往的階級社會，比如地主與農民階級、資本家與工人階級，至少存在清晰的社會結構。而未來，社會可能只剩下少數掌握AI的群體，和絕大多數被AI塑造的普羅大眾。

我們在過去多次討論過，人工智能最可能導致的社會政治秩序，是一種“牧民社會”（或者“羊圈社會”）的政治秩序。由于“技術不可得性”，“牧民社會”對人類最大的沖擊將是智慧的不平等——少數人像牧羊人一樣“放牧”多數人，而多數人甚至意識不到自己“被放牧”，就在“傻樂”的狀況下接受了這個過程。

現在這個趨勢在很多社會已經出現了。有些工作也不用很辛苦，反正人工智能會幫你干。你就被養著，不用思考。你想要什么、吃什么，物質層面也許會非常豐富，也不用再做苦力了，就這么活著。馬斯克說，AI社會是一個物質異常豐裕的社會，連人們的儲蓄也沒有必要了。這當然是一種理想。但是即使這樣理想實現了，那么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的人會變成什么呢？大概率就是“被圈養的羊”。

更何況，AI自身快速發展，正逐漸扮演“牧羊犬”的角色。倘若人類依賴AI的趨勢繼續下去，最終結果必然是重返“奴隸式”社會。如果沒有新的啟蒙運動和新人文意識的崛起，第四次工業革命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很可能是大倒退。

大灣區評論：

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剝削引發了社會主義革命。現在AI寡頭形成，是否會再次爆發一次激烈革命，或者一次人本主義革命？

鄭永年：

僅僅用“剝削”一詞不足以概括當前的危機。人工智能時代對于小眾文化而言，可能是滅絕性的影響。“剝削”本質上是一種利用，而人工智能卻可能直接消滅文化遺產，導致許多文化喪失自我延續的能力。在當代，西方經常討論所謂的“文化滅絕”問題，但事實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有能力“滅絕”一個民族的文化。但今天的AI則快速“滅絕”諸多小文化。這個問題還沒有人討論，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因為美國的AI在搞這些事情，大家不敢說吧。

說到抗議，歷史上資本主義早期曾引發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馬克思當年重點論述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并且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諸如英國工人階級分化、圈地運動導致農民失地淪為無產者等問題。此后西方逐漸過渡至福利資本主義。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福利資本主義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的邏輯，而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福利資本主義雖具兩面性，但通過工會、反壟斷、福利制度等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與勞動的矛盾。與此同時，另一條歷史路線是蘇聯模式，即消滅資本和國有化，但最終走向了失敗。

人工智能時代的情況截然不同。即便是馬克思也難以預見人工智能的“剝削”功能會發展至今日之程度——不僅剝削勞動，還剝削思想、文化、判斷力。這不僅是收入分配的問題，更深的危機在于——AI正在催生一種前所未有的寡頭經濟，其壟斷的廣度和深度遠超歷史上的任何一次。

至于未來是否還會發生革命？面對這種趨勢，最令人擔憂的情況就是，未來的大眾可能已經喪失了反抗的能力。

在過去，貧困階層因溫飽問題而燃起足夠強大的革命動力，同時還有一批思想啟蒙者能夠將其動員起來。但在未來，如果人類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或者思想本身已被人工智能所塑造，其革命的能力便會大幅削弱。

況且，未來的人類未必處于貧窮狀態。正如馬斯克所言，未來社會可能實行高福利制度，人們無需勞動也能過上愉悅的生活。但真正的問題在于，人們可能根本意識不到自身已處于一種被奴役的狀態中——正所謂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盡管表面上沉浸在快樂中，但人類實際上喪失了自主性與思考能力，徹底淪為被少數統治者取樂、控制和塑造的對象。別忘記了，科技右翼在進行的是一場“黑暗啟蒙”。

這是一種“新型奴隸制”。它與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奴隸制不同，并非必然伴隨著肉體折磨，而是在高福利、高娛樂的糖衣包裹下剝奪人的主體性。屆時，社會的政體或將演變為“寡頭政治”，而國體則可能蛻變為一種“新型奴隸制度”。

那么，人類的命運將會掌握在少數人的“善惡之間”。如果統治者心存善意，社會秩序或許尚能維持；但若其心存惡念，后果將不堪設想。猶如古羅馬時代的角斗士與人獸搏斗，如果未來有人通過AI操控大眾意識，驅使人們互相攻擊、以此取樂，這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畢竟，AI時代什么都變得不重要，唯獨情緒價值除外。古羅馬時代的角斗士與人獸搏斗就是奴隸為“城邦公民”提供情緒價值的。人們可以設想AI時代少部分人如何向大多數人那里獲取情緒價值。

對此，還是希望人類能夠保持清醒的認知。當前人們所看到的，往往是被AI包裝的構建美好社會的愿景表象，但從底層邏輯深究，其最終導向并不一定真正美好。

OpenAI的凱爾西·佩德森向同事演示如何使用Codex制作演示文稿、部署網站等（圖源：華爾街日報）

反抗很難，

但文明還有循環的可能

大灣區評論：

如果我們想反抗，比如歷史上反壟斷法塑造了中產階級，盧德運動打毀機器。面對AI寡頭，現在我們能做什么？

鄭永年：

有人提出過暫緩AI發展，等厘清方向再推進。但這在現實中難以實現，畢竟各方都在搞“加速主義”，沒人愿意停下。實際上，美國一些業者已經意識到，AI已經沒有了“剎車”，只能往前沖。因此，即便有梵蒂岡教皇出面呼吁，也未必能發揮實質作用。因為人工智能本身已逐漸演變為一個全知全能的“新上帝”，傳統宗教力量在它面前已很難產生真正的約束力。

社會中其實也存在抵抗力量，比如美國部分大學在開始抵制使用AI。但這能否凝聚成廣泛的社會力量？也仍是未知數。

全球人工智能技術與產業高度集中于中美兩國，世界上依然有許多國家不具備人工智能能力。世界大體可劃分為兩大陣營：一類是擁有人工智能的國家，如中美以及歐洲、日本等，其差異僅在于“多少”和“強弱”之分；另一類則是完全沒有人工智能的國家，這是“有無”的本質區別。

由此引發一個深刻的思考：人工智能越發達的地區，未必越具備可持續性；相反，其發展越強盛，或許走向毀滅的速度也越快。未來的人類文明，甚至有可能從沒有產生過AI的邊緣地帶重新萌發。

回顧歷史，諸多人類文明都曾走向消亡。歐洲殖民擴張后，拉美諸多原生文明便不復存在。文明本身是可能消亡的，人工智能文明同樣不具有絕對的永恒性。一旦其走向自我毀滅，新的文明或許就會在某個尚未接觸過人工智能的角落重新起步。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斷言人工智能的先進就必定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它或許只會加速人類社會自身的毀滅。歷史的演進，本質上可能就是一個循環。

在AI未來方面，中國文明勢必扮演一個關鍵角色。歷史上，中國文明歷經各種經濟形態，能夠包容和效化各種變化而生生不息。今天，在這個領域，我們和美國都處于第一梯隊。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不僅要競爭發展這一技術，而且要使得這一技術來延續和豐富我們的文明。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一直在強調我們需要一種AI時代的新文明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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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整理 | 馮簫凝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炳云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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