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做那只夜鶯——評趙徐沁萌的劇作《我沒錯》

朱炫靜（西北政法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愛情總是胡言亂語，卻總叫誠實的人們上當受騙。” 在王爾德《夜鶯與玫瑰》中，一只弱小的夜鶯為成全窮學生的愛情，甘愿犧牲自身，以歌喉與生命澆灌出一朵明艷的紅玫瑰。可這傾注全部心意的玫瑰，最終卻被隨手丟棄，任由車輪碾軋，落得凄慘收場。王爾德創作此文，本意是歌頌純粹愛情的珍貴，痛斥拜金主義，但我卻忍不住為夜鶯抱不平：為他人的情愛耗盡自己，當真值得嗎？

趙徐沁萌創作的劇作《我沒錯》，主角王素香孤身進城，在毫不知情的狀況下嫁給了已有同性戀人的宋毅陽，又被強勢婆婆哄騙，通過手術懷上孩子。一邊被婆家利用，一邊得不到丈夫半點溫情，她如同棲身高樹的夜鶯，滿心渴求一份真摯純粹的愛意。故事尾聲，她下定決心搜集證據，直面丈夫一家對峙，盡顯人物身上迸發的勇氣，完整勾勒出角色破繭成蝶的成長軌跡：從初入城市、懵懂怯懦的鄉下女子，蛻變為敢于借助法律與婆家對峙的堅強母親，正是 “為母則剛” 最生動的寫照。最終她成功奪回屬于自己的合法權益，情節令人動容。王素香在結局收獲了屬于自己的幸福，可我不禁設想：倘若沒有偶然撞見宋毅陽的聊天記錄，又機緣巧合結識身為律師的蘇玫清，這場彌天大謊是否會持續一輩子，讓所有人永遠無法獲得真正的幸福？

放眼當代中國社會，絕大多數擁有相似遭遇的女性，都沒能擁有這般圓滿的結局。《中國 “同妻” 生存調查報告》首次界定了這一群體，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同妻數量約一千六百萬。2010 年媒體大規模報道之前，同妻群體隱匿于男同性戀群體身后，是更為邊緣、鮮為人知的存在。正如張北川先生在該書序言中所言：“‘同妻’一詞，由一群命運酸楚的女子創制…… 指代與存在同性愛戀傾向的男性（學術范疇包含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等，日常統稱‘男同’）締結婚姻的女性。” 同妻是極具本土特色的社會現象，在傳統家庭倫理的層層束縛下，她們在婚姻中長期承受家庭暴力、零性生活或極少性生活等多重重壓。時至今日，同性戀相關話題仍未得到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普遍接納，同妻更是身處社會夾縫的弱勢群體，在這類特殊婚姻里始終處于被動地位，維系婚姻、解除婚姻，都要承受常人難以想象的煎熬與阻礙。

國內龐大的同妻群體催生了大量線上 “同妻互助群”，她們抱團傾訴、彼此慰藉，讀來令人心生酸楚。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學院社會人類學研究團隊耗時三年，持續追蹤調研國內網絡社群中 173 名同妻。調研數據顯示，受訪對象中超九成遭受過家庭暴力，三成女性在婚姻中幾乎無性生活，僅有三成選擇離婚。“173 名受訪者里，18 至 25 歲共 46 人；26 至 35 歲共 84 人；36 至 45 歲 25 人；46 至 55 歲 14 人；55 歲以上 4 人。” 在 “丈夫是否存在夫妻性生活” 相關調研中，5% 的同妻表示半年同房不足五次，另有部分受訪者稱夫妻幾乎無親密接觸、完全沒有性生活。除此以外，超九成受訪同妻長期遭受冷暴力、肢體沖突乃至嚴重暴力傷害。同妻承受的痛苦，不只源于無性婚姻與缺失的夫妻情感聯結，更潛藏著健康危機：丈夫的性取向讓她們成為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危人群。早在 1993 年，北京便出現男同性戀者將艾滋病毒傳染給妻子的案例；2008 年，某直轄市一場艾滋陽性感染者交流活動中，四十余名男性感染者均為男同，其余十余名女性，全部是他們的妻子或固定伴侶。三年追蹤走訪、線上訪談的數據顯示，僅有 31.2% 的受訪同妻選擇離婚。后續研究表明，多數同妻不愿解除婚姻，核心顧慮集中在子女撫養與經濟獨立兩方面，正如劇本中的王素香，也曾因兒子宋子涵、貪戀城市生活而猶豫不決。

同妻悲劇為何在中國集中涌現？根源在于社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殘余。釀成悲劇的過錯不在同性戀群體本身，而在于桎梏同性戀者人生選擇的傳統禮教與異性戀霸權。想要消解同妻困境，關鍵在于整個社會文化對同性戀群體建立包容與理解。正是大眾對同性戀較低的接納度，才讓無辜女性淪為傳統觀念的犧牲品。同性戀本身并無過錯，真正有錯的，是強行將陳舊世俗標準強加于他們的社會環境。在我看來，劇本里深陷泥潭的不只是王素香，宋毅陽一家同樣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譬如宋母劉改霞，行事強勢果決，出身農村，自幼接受全套傳統觀念。愛子之心與陳舊思想相互拉扯，最終驅使她走上欺騙陌生女子的道路。她保守固化的觀念、暴躁強勢的性格，搭配丈夫宋剛在家中懦弱順從、長期缺位父親職能的狀態，共同造就了兒子宋毅陽孤僻怯懦的性格。父親是男性成長道路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男孩接觸到的第一個男性范本，父親的形象會直接影響孩子自我認知與人格塑造。但宋毅陽成長于畸形家庭：父親卑微無主見，母親獨掌家庭大權、控制欲極強。雙重環境讓他內心自卑，又潛藏著強烈的逆反心理。

事實上，很大一部分人的性取向由遺傳先天決定。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NIH）一支遺傳學研究團隊提出，X 染色體上的等位基因 Xq28（俗稱 “同性戀基因”），能夠影響男性性取向。貝利與皮拉德的雙胞胎相關研究同樣具備說服力：研究對象分為同卵雙胞胎、異卵雙胞胎、普通親兄弟三組，統計若其中一人為同性戀，另一人同樣是同性戀的概率。數據顯示，同卵雙胞胎同步為同性戀的概率達 52%，即一對同卵雙胞胎中，若一人是同性戀，另一人有約五成概率擁有相同性取向；異卵雙胞胎該概率降至 22%，無血緣共享的普通親兄弟僅 9.2%。這一結果印證性取向具備遺傳基礎 —— 同卵雙胞胎擁有完全一致的遺傳物質。貝利與皮拉德也補充說明，遺傳僅代表概率傾向，并非絕對注定。由此可見，同性戀不該被指責批判，可大量同性戀者迫于家庭、社會壓力，不敢表露真實取向，只能與異性結婚、甚至生育后代，這才是矛盾的核心。當代年輕人對同性戀的包容度雖持續提升，但老一輩多數仍將同性戀視作一種疾病。許多子女坦白性取向后，本應是依靠的父母，反而最先站在對立面。相關調研顯示，國內男同性戀選擇與異性結婚的比例遠高于海外，除去社會包容度差異，“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這類傳統觀念枷鎖，無疑是重要推手。

但同妻群體遭受的傷害真實且沉重。2008 年，遵義女子孟君（化名）結識在貴陽工作的曹凱（化名），二人一見鐘情，相戀三個月便登記結婚。戀愛期間外出相處，曹凱始終保持距離，僅牽手，無任何親密舉動。孟君起初以為是丈夫尊重自己，婚后才發現對方依舊刻意回避親密接觸。在她反復追問下，曹凱才坦白自身同性戀身份，結婚只為掩蓋真實取向。隱忍兩年后，孟君患上重度抑郁，2010 年從七樓墜亡，年僅 29 歲。2012 年，四川大學教師羅洪玲長期承受丈夫冷暴力，在得知對方同性戀身份、明白自己只是對方掩人耳目的工具后，常年被抑郁癥折磨。6 月 15 日凌晨三點多，她發布最后一條微博：“這個世界真叫人疲倦，那么就讓一切都結束吧！” 兩個小時后，身在重慶的父母接到女婿電話，得知女兒墜樓離世。

同妻自殺的悲劇早已發生，未來也未必不會重演。就連現行法律，也未能為這一群體提供完善庇護。我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并未將隱瞞性取向列為離婚過錯情形，法院判定離婚的核心標準僅有 “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同妻若想舉證丈夫存在同性親密行為、同居事實，并以此認定對方為婚姻過錯方，取證難度極大，幾乎難以實現。只要男方不同意離婚，僅以對方是同性戀為由起訴，法院一般不會判決解除婚姻關系。而隱瞞性取向騙婚、拒絕履行夫妻同居義務，也不屬于法律規定的可撤銷婚姻情形。多數同妻遭遇的婚姻建立在男方刻意欺騙之上，提出離婚時往往遭到男方激烈反對，協商離婚幾乎無從談起，只能選擇訴訟途徑。能成功索要精神損害賠償的同妻更是寥寥無幾。盡管法律規定無過錯方離婚時可主張損害賠償，但男同刻意隱瞞取向騙婚，并不在法定四類賠償情形之內。現實中，不少同妻為盡快脫離婚姻、爭奪子女撫養權，只能做出讓步犧牲。一名成功離婚的前同妻坦言，當年自己選擇凈身出戶，才換回孩子的撫養權。更何況，家庭暴力、同性親密關系這類涉及個人隱私的證據，搜集取證門檻極高。就當下現狀而言，依靠社會道德約束、現有法律體系，一次性理順同性婚戀、同妻衍生的各類社會問題并不現實，同性戀群體與同妻，都是傳統觀念催生的社會受害者。

想要避免更多無辜女性落入欺騙婚姻，完善相關法律、普及全面性教育已是迫在眉睫。首要任務是出臺針對性立法，為同妻離婚提供明確法律保障與救濟渠道；其次要補齊國內性教育短板。我國性教育普及程度嚴重不足，女性擇偶時難以分辨對方性取向，甚至不少男同性戀者婚后才認清自身真實取向。哈工大社會學系調研數據顯示，受訪 97 名同妻中，94.5% 婚前完全不了解丈夫的性取向，89.9% 婚前從未考慮過配偶性取向相關問題。更重要的是，女性自身應當保持清醒，不被情愛蒙蔽雙眼，不必犧牲自我，成為他人掩蓋秘密的工具。

愛自己，才是終身浪漫的開端。伴隨社會觀念進步，越來越多女性應當明白，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并非一定要結婚生子。劇本結局在我看來存在刻意圓滿化的嫌疑：表面皆大歡喜，細想卻藏諸多隱患。譬如兒子宋子涵成長過程中，宋家眾人能否正確引導他認知特殊的家庭關系；結尾王素香與宋家冰釋前嫌，情節處理過于理想化；她最終選擇留在宋家，也不利于個人長遠發展。劇本立意清晰，完整傳遞出創作者的價值觀念，只是結尾情節打磨略顯粗糙，人物臺詞仍有優化空間，可進一步貼合各角色性格特質。喬治?斯坦納曾提出：“文學批評應當源于對文學作品的回饋與共情。”《我沒錯》具備現實社會價值，能夠激勵更多身處困境的同妻主動尋求法律援助，勇敢直面人生。

愿所有被世俗眼光束縛的人，不必做那只為他人情愛耗盡生命的夜鶯，而要成為尼采筆下自由翱翔的云雀。

（《我沒錯》由西北政法大學劇社于 2019 年 6 月中旬，在西北政法大學長安校區小劇場公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