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錄丨吳必虎：山地旅游目的地自然生態與文化沉積的雙重性與管理響應

6月27日，《旅游學刊》與貴州大學聯合主辦“山地旅游目的地高質量發展”學術研討會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旅游研究與規劃中心創始主任吳必虎教授應邀出席，并作《山地旅游目的地自然生態與文化沉積的雙重性與管理響應》主旨報告。

以下為報告實錄：

尊敬的巴兆祥校長、劉照惠主席，以及貴州大學的各位老師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學們，非常榮幸能在貴州大學就山地旅游與山地旅游目的地的發展發表意見。我今天要講的內容，其實我在“虎說八道”公眾號里已經多次談過，學術思想也反復闡述過。這次發言的出發點，是注意到《國家公園法》和《自然保護區條例》中都規定核心保護區不得有人為活動；我認為，盡管這兩部法規已經立法公布，但其中某些條款在科學性和中華文化傳統適應性上仍有可商榷之處。當然，司法實踐中必須依法辦事，但在學術研討會上，針對法條進行理性討論是正當且必要的，這就是我今天發言的基本前提。

這兩天，我也與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領導交流過，對方發布在官方公眾號“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地”的文章中提到，國家公園核心保護區內如有古道穿越，一般不允許人員進入，其依據正是《國家公園法》和《自然保護區條例》。然而，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論證這種規定和立法并不科學；其中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之一，就是對比“嚴格禁止人為活動”與“適度允許合規活動”兩種管理模式下的保護效果。全球頂刊發表過一項覆蓋一萬多個自然保護區的統計研究，結果顯示兩種管理方式在保護效果上沒有實質性差異，統計學上的差別幾乎可以忽略。也就是說，完全禁止人員進入與適度開放，對生態保護的影響并不大。因此，我們從學術角度認為，一刀切、全面封禁的保護模式并無必要。

一、雙重性：山地自然生態與文化沉積的共生邏輯

首先說明一下我的學術背景：我從碩士研究生階段起就學習歷史地理，屬于純文史類的文科研究，后來才轉行做旅游研究。近幾年旅游行業效益并不理想，大家還能堅持深耕這一領域，也是很高尚的行為。

因為有歷史地理的專業底子，我很清楚，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五千年不間斷文明的古國，自然保護地和國家公園的建設不能照搬國外模式。美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本土幾乎沒有原生歷史文化保護對象，所以他們的國家公園可以完全清空常住人口，即便曾經有人居住，原住民印第安人也被驅趕出去了。我們不能照搬美國模式，而應當立足中國本土國情，這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體現。

中國五千年來，秦嶺、高黎貢山、武夷山等諸多山脈中，先民走出了大量古道，沿途形成關隘、廟宇，沉淀了層次豐富的歷史文化。整片自然保護地內部本身就承載著厚重的文化底蘊，而穿越保護區的古道作為線性文化資源，其文化密度更為集中。我個人建有一座游歷圖書館，館藏大量古籍史料，足以佐證古道是古代旅行書寫和地方文獻記載最為集中的載體；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正是《中國山地景區文化沉積研究》，因此，本次貴州大學舉辦山地旅游目的地高質量發展學術研討會，我是具備發言資格的——就算全國只邀請十位行業專家，我也應當位列其中。

結合我的博士研究成果來看，國內自然保護地體系中有一類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全國總計約230處。通過歷史史料可以證實，所有這些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和自然保護地，都不是單純依靠封禁保護而形成景觀價值的，而是歷代古人持續營建出來的。很多人存在一個誤區，認為只要嚴格封閉管控，就能打造出西湖、黃山、泰山這類知名風景名勝；但事實上，這些名山大川的景觀和人文遺存，全是古人一代代營建所得，我們當下的保護工作，本質只是留存古人營建的文化成果。另一個需要糾正的誤區是，不少人認為保護區內一律不允許新建任何建筑，這個觀點并不成立。今天我們眼中那些絕美的山水人文景觀，全部是古代人工營建的產物；現代新建景觀之所以觀感不佳，根源在于建設者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蘊。反觀古代的營建者，如蘇軾、顏真卿、柳宗元等人，其學識水平相當于如今的名校博士，審美與營造能力遠勝于當下普通的建設從業者。

穿越自然保護地的線性文化遺產分布密度極高，有官方統計數據顯示，18%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邊界范圍內分布有古文化線路。以貴州為例，貴州是南方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核心途經區域，安順、畢節大方、貴陽清鎮、六盤水六枝特區、黔西南貞豐等地，大量古道直接穿行于自然保護區之中。前陣子我剛去過云南保山，高黎貢山留存的茶馬古道和南方絲綢之路遺跡保存得相當完整。順帶辨析兩個詞匯：“蜀身毒道”與“蜀Yuándú 道”兩種說法都成立——“身毒”發音更貼近古印度本土讀音，而“Yuándú”則是漢代古音表述，巴兆祥老師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他對此更有發言權。

從秦嶺的漢唐古道，到延伸至川黔之間的連通線路，諸多古道都跨越多個省份交界的山地，大量穿行于國家公園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之中。如果一刀切地禁止人員通行這些古道，本質上就是切斷了歷史文化的傳承。從人文倫理的角度來看，先民世代行走的道路，后人卻被禁止踏入，這無疑是違背歷史傳承倫理的不合理規定。

我的第一個核心觀點是：古道上的適度人文活動與區域內的野生動物、原生生態完全可以共存，二者之間并不存在不可調和的沖突，這一結論有全球多項實證研究作為支撐。現場在座的不少自然保護領域專家，以及中國生態學會旅游生態分會的秘書長，私下也認同這一觀點，只是他們不便公開發聲，但相關的學術觀點是有據可查的。

二、山地自然保護地通行權：學理、法理與實證檢驗

從學理層面來看，全球各國對國家公園的核心定義基本一致，唯一的區別在于，我國將自然資源管護與文化公園分屬兩套體系：自然資源和國家公園由自然資源部國家林草局主管，而長江、黃河、大運河等大型國家文化公園則單獨規劃管理，未來這兩套體系或許會逐步整合歸入國家公園的整體框架。在全球共識中，國家公園的本意就是歸全民所有、向全體國民開放的公共公園；如果完全禁止民眾進入，就失去了“國家公園”這一概念的核心定義。

從物權法角度分析，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屬于全民所有，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的本國公民都享有進入、游覽的合法權利，外國游客也依規準入。當地原住民長期生活在保護地周邊，取用山間水源、通行傳統古道，是與生俱來的用益物權。例如，三江源部分公園全面關停旅游、禁止群眾進入，就直接損害了當地居民的合法權益。當下多部空間規劃和自然資源相關法律之間存在法條競合，不能單一援引《國家公園法》或《自然保護區條例》中的某一條法規，而忽略其他涉及民生和物權的相關法律。政策導向也明確要求兼顧生態嚴格保護與社區民生發展，單純封禁、隔絕群眾的做法，實際上并沒有落實中央關于統籌兼顧的要求。

還有部分學者提出，核心保護區內的古道景觀，民眾無需實地到訪，觀看影像資料即可，這個邏輯完全站不住腳——就好比兩個人確立婚姻關系卻只能線上聊天不見面，或者拿著菜單就等同于品嘗了完整餐食，這完全是割裂人與土地情感聯結的片面思維。學界“戀地主義原真性 ” 理論明確提出，人與土地、自然景觀的實地接觸，是無法通過線上影像替代的情感需求。過去民眾行走古道是出于交通剛需，如今交通基建已經完善，古道承載的功能正轉向精神療愈。國內抑郁癥患者規模已達一億，六十歲以上老年群體有三億，未來還會持續增長；長遠來看，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將承擔絕大部分生產工作，大量民眾擁有充足的閑暇時間，旅游和自然體驗必將成為大眾核心的精神需求。因此，旅游和文旅相關專業的從業者，未來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推動自然保護地適度開放，以滿足大眾自然療愈與文化探訪的需求。

我再重申一下全球實證研究的結論：一項覆蓋一萬多處自然保護區的大數據研究證實，全面封禁與適度開放開展自然教育、輕量生態旅游，兩者的生態保護成效并無顯著差異；2021年海外頂尖高校的相關研究也明確指出，少量合規的人類活動不會破壞保護區生態。管控方往往只是在糾結活動的命名——生態旅游、自然教育、自然體驗，不過是叫法上的區別，公眾核心的訴求是保障可進入性，而這種可進入性正是國民行使自然資源用益物權和文化傳承權利的基礎體現。全面封禁并非生態保護的必要條件，其保護效果也并不優于適度開放。既然兩種模式的保護效果持平，相關管理部門仍堅持一刀切禁止進入，本質上就是一種畏難、規避管理風險的保守做法。

我希望今天二十分鐘的分享，能帶動更多同行正視這個問題，畢竟公民的合法權益都需要合理爭取。我也注意到，部分極端生態保護主義者（生態沙文主義）單純排斥一切人類活動，只要出現群眾游覽或適度利用就立刻上報追責，一味站在封禁視角評判所有文旅開發，缺乏統籌生態保護與民生發展的全局思維。

三、管理響應：梯度化空間配置與精細化準入管控

針對當下的管理矛盾，無需修改現行法律，通過分區管控的解釋空間就能落地解決方案：將古道本體兩側各五十米、合計百米的帶狀區域，劃入一般控制區，這樣既不會破壞整體生態保護格局，又能保留古道通行和文化探訪功能。中文法規條文本身具備充足的解釋彈性，類似鄉村旅游設施的做法也可以借鑒——比如通過定性調整來規避管控限制，將稻田咖啡項目歸類為設施農業，把鄉村文旅活動定義為現代農業配套，就能夠合理合規地落地實施。

我和我的博士生謝冶鳳（現任職中南林大）近期投稿論文，聚焦自然保護地核心保護區例外情形的操作化困境與精細化路徑——基于執行、文本、話語三層框架。現有法條雖有封禁規定，但可結合物權、民生類法律形成并行解讀，配套差異化落地方法。

當下核心現實難題：環保督查、地方行政管理人員對相關跨領域法律、前沿科研結論認知不足，僅單一援引保護類法規開展督查問責，容易出現法條沖突下的片面處置，挫傷地方干部統籌發展與保護的積極性。應當推動多部門法規統籌平衡，推行差別化授權、雙軌分區管控格局。同類涉保護地案件，依據不同法律條文量刑、處置標準差距極大，多數管理單位為規避追責，直接選擇最簡單的全面封禁方案。我們可以依托LAC理論，構建兼顧生態保護、公眾進入需求、文化傳承的平衡管理模式，實現環境無破壞、公共需求充分滿足的目標。

謝謝大家。

“山地旅游目的地高質量發展” 學術研討會

（2026年6月27日，貴陽）

作者 | 吳必虎

編輯 | 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