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四章 水稻生產的變化和工資的變化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四章 塞達卡：從1967年到1979年

水稻生產的變化和工資的變化

塞達卡村中那些貧窮家庭現在十分懷念雙耕剛開始的那五年（大概一直到1977年），那時，不僅由于兩季稻生產中的插秧、收割、打谷以及運輸，工作是充足的；而且，勞動需求在種植和收獲的時候達到了高峰，這提高了勞動者在談判中的地位，大大增加了他們的實際工資。一直到1976年，形勢都是喜人的，樂觀主義有充足的理由——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雙耕中得到了好處。當然，大農戶和地主是產量提高、地價上漲的主要受益人，盡管生產投入的增加抵消了一定比例的利潤。對于過去勉強維持生活的小農戶來說，他們第一次發現，雙耕給他們帶來了一定的剩余，并減輕了他們日益增加的債務。對于村中少地或無地可耕的最貧窮的村民來說，他們過去主要依靠打工來養活自己的家庭，現在即便是他們也可以在水稻的兩個種植季中在當地找到工作，這些貧窮的村民無需每年離家去找工作來滿足家庭的需要了。

從外部來看，似乎雙耕已經使村民有了一個更加可靠的經濟基礎，并使得他們在人口、債務和移民的壓力下有一些喘息的機會。從內部來看，塞達卡的村民以一種典型的樂觀態度來回應這樣的變化。他們用更加牢固的材料重蓋了自己的房子；他們以更加鋪張的方式操辦婚禮和其他儀式；他們買了新的自行車，甚至小摩托車；他們在食物、服裝、家具、甚至首飾方面有了一些小的奢侈消費；他們開始旅行去拜訪以前很少探望的親戚。對于村中比較貧困的農戶來說，人生中第一次，他們發現自己也可以擁有水利灌溉以前殷實的中等農戶才會有的食物、不動產，可以舉行他們才能舉行的儀式。相應地，那些原本已達到小康水平的家庭則熱衷于大約10年前只有最富有的人家才會考慮的消費時尚、儀式和投資。在這種普遍的歡愉中，對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的擔憂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這并不奇怪。

到1978年，到1979年則更加明確，愉悅的氣氛以及那些支撐這種歡愉的許多物質條件都消失了。不過，如果說原來的歡愉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的話，那么，幻想的破滅則是選擇性的，它主要影響著窮人。自從1974年以來，農產品的交貨價格沒有變化，生產投入的增加大大削減了農業的收入。對于大的農戶來說，這只是帶來一定的麻煩，但是對于小佃農和小農戶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1978年的一場旱災幾乎使需要灌溉的作物顆粒無收，這不但削減了將近一半的農業收入，而且也剝奪了窮人賴以為生的工資收入。同時，那股原本促進農村相對繁榮的經濟力量已經開始促成了租佃模式和生產技術的變化，正是這些變化潛在地破壞了之前的繁榮，特別是對于那些社區中原本就受益最少的農戶來說。就像我們所看到的，大地主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他們或者自己親自耕種土地，或者把大塊的土地出租給那些能夠提前交納大筆地租的富有的長期租佃佃戶。在任何情形下，可供小農戶和中等水平佃農租種的土地減少了。

大約在同一時間，聯合收割機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促成聯合收割機出現的經濟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原先提高村莊工人收入的經濟力量。只有當收割所需的勞動費用增加了，而且雙耕以后事實上有了全年收割的可能，對大型聯合收割機的投入才是有利可圖的。聯合收割機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受損失最大的幾乎無一例外的是村中比較貧困的家庭，他們的經濟保障和經濟收入幾乎又重新回到了1970年以前的水平。1978年農閑季作物因為干旱顆粒無收，這使得這些貧困家庭的收入銳減。這些貧困家庭也很快意識到，聯合收割機的出現使他們很難在1979年通過人力收割來彌補他們的損失。窮人們又一次勒緊了褲帶；筵席和婚禮或者已經過去，或者被取消，或者縮小了規模；窮人們原來的一點點奢侈享受現在也消失了。到1979年，許多窮人又開始離開村莊，到城市打臨工，以維持他們的生計。

這里雖然我們只考察了這些變化在塞達卡所產生的經濟影響，但是，這將有助于發現在最后一章中要簡要描述的更大范圍的變化。促進生產技術領域變化的地方性努力也將揭示出其他多樣的次要后果，對這些后果的討論在對穆達地區的各種綜合分析中是缺失的。這里，我們關心的是那些地方性的“事實”，至于它們的“社會意義"和對這些社會“事實"的反應，我們將在此后的幾章中討論這些重大的問題。

農業生產的機械化，自然對那些以打短工的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村民產生了最直接的威脅。純粹的雇工這個小群體受到的負面影響最大。不過，在塞達卡這樣的人家只有4戶，而在整個穆達地區，估計純粹依靠的打短工的工資收入的家庭大概占7%到10%。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人們甚少關注機械化所帶來的工資損失。考慮到稻米經濟以外的勞動力市場的快速發展，如果說機械化的影響只局限于純粹的雇工階級，這樣的疏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機械化影響的范圍要廣泛得多，機械化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所有過去依賴打短工換取部分收入的家庭。如表4.8所示，在1977—1978年塞達卡村對打短工的依賴程度是很顯著的。

表4.8塞達卡家庭的打短工*收入占家庭純收入的比重：1977—1978年，主種植季

*這種勞動首先包括插秧、收割、脫粒以及田間運輸。它也包括一些不太普遍的薪酬工作：比如趕水牛犁地、拔草、捆綁、運輸秧苗、修復堤岸，以及在插秧、除草和施肥以后補種被破壞的區域。但打短工不包括運送袋裝的糧食，一旦這些糧食離開了田地。

在塞達卡，至少1/4的家庭應該主要被視為雇工，因為他們大半的家庭收入來源于此。除了其中的兩戶人家，這1/4的家庭都屬于村莊中最窮的那一半，他們或者土地稀少、或者家庭人口眾多，或者既土地稀少又家庭人口眾多，以至于他們只有依靠打短工才能繼續生存下去。另外9戶人家（12%）中，家庭收入的1/4來自于打短工的收入，同時，還有24戶人家都有一定的收入是來自打短工。因此，塞達卡有多于2/3的家庭有一些收入來自打短工，而對于1/3以上的家庭來說，打短工的收入是最重要的。即使這樣，這些數據還是低估了打短工的收入的重要性。實際上，在22戶沒有打短工收入的家庭中，有一半的家庭是由不能參加打短工的退休人員或殘疾人組成的。

在土地備耕（field preparation）時使用拖拉機是水稻種植機械化的第一步。在雙耕開始以前，拖拉機已經廣泛地用于松土、平整土地以及犁地，不過，拖拉機通常是和水牛一起使用的。掘井健三發現，即使到1967年，水牛在水稻種植中還是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塞達卡村的水牛數量幾乎與村里的家庭數目一樣，而大多數沒有水牛的家庭都租借了一頭。雙耕以后，犁地的速度被提到了重要位置，因而拖拉機開始在備耕的各個階段普及開來。雖然對于水牛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來說，增加的花費和損失的收入都比較大，但是那時候塞達卡村民沒有任何理由在收入增加的背景下為這一點小小的花費而疇曙。

村中兩個較為貧困的家庭遭遇到的收入損失能夠反映村中當時的普遍情況。在雙耕以前，通過為別人間苗，還有偶爾用一頭租借來的水牛幫人犁地，拉扎克的弟弟哈姆扎（#8）每年有200馬元的收入。但是，到1973年，這些工作就已經消失了。薩馬德（#17）現在仍然有一頭水牛，他自己算出來他過去每年的收入大概有500馬元，薩馬德為別的農戶犁、耙20里郎土地，每里郎25馬元。幸運的是，薩馬德現在每年還可以以這種工作掙到100馬元，但他認為他會在近期內賣掉他的水牛。塞達卡的貧困戶們遭遇的損失是逐步加深的，而且損失的分布也是不均勻的，所以，我們幾乎不可能估算他們的平均損失。不過，一項農業經濟調查顯示：穆達地區在雙耕以后，每季稻每里郎土地的勞動投入平均下降了17%，農民收入的損失跟這個數據應該不會相差太多。現在，在塞達卡村，負責備耕的拖拉機是大型的四輪機器，這些拖拉機的所有者幾乎都是住在村外的、富有的經營者，他們或是馬來人，或是華裔。只有4位塞達卡村民擁有拖拉機，而其中的3位都是村中最富有的人（哈吉·卡迪爾、勒拜·彭德克和阿明），不過，他們的拖拉機都是腳踏的兩輪機器，主要在自家耕種的土地上使用。與此相比，村里水牛擁有的分布要均勻得多。

如果說在塞達卡土地備耕的機械化由于通過雙耕帶來的就業機會，而受到村民的普遍歡迎，那么，稻谷收割的機械化，即使不說是極有爭議的，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毫不夸張地說，商用的聯合收割機席卷了塞達卡所在的水稻種植的平原。1976年中期，在灌溉季作物收割的時候，聯合收割機第一次出現，不過只有一兩個外村地主使用這些機器；而到了1979年的灌溉季，也就是5個種植季以后，塞達卡村60%的稻田是用機器收割的；一年以后，機器收割的比例已經達到了80%。

最初雇用聯合收割機的村民基本都耕種了6里郎以上的土地。由于耕種面積很大，他們很少有足夠的家庭勞力來自己收割莊稼，也無法同鄰居進行換工。因為泰國勞工受到限制，吉蘭丹州的移民又紛紛離開，所以，雇用勞力來收割水稻的費用有了較大的上漲。新的雙耕體制也強調速度。高產新品種的稻粒在成熟時很容易散落；尤其是灌溉季，在潮濕的環境下收割會導致更多的稻粒脫落；此外，當種植季已經開始晚了，要想及時為下一個種植季準備好隨后要耕種的田地，收割速度非常重要。

可以理解的是，小農戶和佃農極不愿意使用聯合收割機。對他們來說，自己承擔全部或部分的收割工作更可行，也更重要：說它可行，是因為相對土地而言，他們在勞力方面是比較“富足的”；說它重要，是因為在農耕過程中，節省現金投入對于他們來說意義更大。當然，他們也清楚地意識到，聯合收割機可能并且確實威脅著村中的低收入家庭，這些家庭打短工收入的主要來源將被剝奪。但是，即使就小農戶而言，情形也并不簡單。到目前為止，對于貧困家庭的男人們和婦女們來說，水稻收割階段是最有利可圖的；婦女三五成群地收割水稻，每人一天的收入是7馬元；而一個壯勞力每天可收割8到9麻袋的稻子，假如他們能夠找到這樣的工作的話，每人每天可得到16一18馬元的報酬。這正是問題所在。小農戶每天忙于收割自己的稻子，或者與鄰居換工，所以他們錯過了在農忙時賺取高額薪水的機會。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使用聯合收割機收割自己小塊地上的水稻在短期看來是合理的做法，這樣這些小農戶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為別人收割并以此來賺取薪水。當然，總的來說，當聯合收割機逐漸替代手工收割的時候，從長期來看，這合起來就是“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的損人利己的做法。對于村中的一些——但不是所有——小農戶來說，短期利益占了上風，這帶來了一些難以避免的后果。

總體后果可以通過比較不同時期家庭純收入的凈損失得出：在1977年的灌溉季，只有15%的土地使用了聯合收割機；而在1979年的灌溉季，60%的土地使用了聯合收割機。因為表4.9中的數據主要來自對先前工資收入的回憶，所以它們應該被當做大致的近似值。

表4.9 塞達卡村由于水稻收割的機械化導致的家庭純收入的凈損失（數據由村民提供）：

1977年的灌溉季與1979年的灌溉季相比

如同人們所預料的，塞達卡村中最窮的家庭收入下降得最嚴重。對于那些完全靠雇工收入的家庭來說，聯合收割機意味著一場經濟災難。而對于另外22戶家庭來說，打短工的收入占這些家庭收入的1/4以上，考慮到他們的收入普遍很低，聯合收割機帶來的后果顯然也是嚴重的。但是，對于塞達卡一半以上的家庭（46戶）來說，聯合收割機的應用則是一種恩賜，至少是喜憂參半的恩賜。這一事實不僅有助于解釋對聯合收割機的普遍接受，還有助于解釋村民支持和反對聯合收割機的階級基礎。我們將在下一章節討論這些問題。

村莊內部損失的模式和類型可以在一些具體的例子中很好地反映出來。卡里姆（#10）只租種了2里郎的土地，他的現金收入的大部分是靠收割時打短工獲得的。在廣泛使用收割機之前，通過收割時在塞達卡及臨近區域不間斷地打短工，卡里姆每一季大概可以得到300—400馬元的收入。而現在，如果他在收割時打短工能夠得到100馬元的收入，他就認為自己已經是很幸運了。在向我細數自己的損失時，卡里姆特地加了一句：“如果不是因為機器，我就跟你一樣在工作在流汗了。”對卡里姆的家庭來說，收入的下降更為嚴重，因為卡里姆的妻子也失去了收割時打短工的機會。而對于那些是一家之主的婦女來說，聯合收割機導致了更為艱辛的生活。洛斯妮（#26）是一位45歲的寡婦，家中有5個孩子。她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她還是村里窮戶婦女組成的插秧收割隊的頭頭。雖然她租種了4里郎的土地，但是租金很高，洛斯妮主要還是依靠打短工來支撐人口眾多的家庭。在1978年的主種植季，洛斯妮和她的大女兒靠打短工賺了350馬元，但是在1979年的灌溉季時，這部分收入下降到70馬元。而且，她們插秧時打短工的收入也下降了，因為她們過去的兩位雇主現在選擇了直接撒種的方式。洛斯妮現在非常擔心的是，要勒緊褲腰帶生活就意味著她正在上中學的13歲兒子將不得不退學。而對于那些無地可種的家庭來說，聯合收割機對于他們的影響簡直是災難性的。“瘦骨嶙峋的"瑪（#6）是一位貧窮的無地雇工，他原來在谷物脫粒時打短工可以賺到300馬元，他的妻子收割的時候打短工大概也有這樣的收入。但是，現在他們兩個人每季的收入一共大概只有200馬元。他們倆不得不到塞達卡往北10里的地方去找插秧的工作來彌補一部分收入的下降，但是，他們依然擔心，瑪或者整個家庭都將不得不搬出吉打州去另找工作。帕克·亞赫（#11）是另一位家庭人口眾多（家中有9個孩子）的無地雇工，他也面臨著同樣的景況。他和他的妻子以及4個已經到了勞動年齡的孩子，過去收獲時打短工一共可以獲得1400馬元的收入，而現在，帕克·亞赫一家從收割打谷獲得的收入已經降到了大約800馬元，帕克·亞赫的一個兒子已經決定去城里找工作來養活自己了。

在1980年的主種植季，當村中又有20%的土地也開始使用聯合收割機的時候，村民打短工的收入就下降得更嚴重了。雖然仍有一些使用人力來進行收割和脫粒的工作，但是村民往往需要走到更遠的地方才能找到這樣的工作機會；并且在所有的情況下，這只是過去的工作機會的一小部分。雖然機器在跟人搶奪工作機會，但是跟大家的猜測相反，打短工的工資似乎并沒有下降而是增加了，收獲時人工的價格現在大約是收割1里郎土地是40馬元，而打一麻袋谷則是2.50馬元，這一報酬和插秧勞動的薪水都以大約同樣的幅度增長。但是，以土地面積來計算的人工的單價是有一定欺騙性的：它掩蓋了單位勞動報酬下降的事實。大多數現在仍然由人工收割的稻子不是種植在機器無法進入的深水田，就是已經被不合時宜的風雨刮倒了。因此，這些收割工人往往是在過膝的水田里工作，稻桿很難割斷，也很難打出稻米。婦女收割1里郎這樣的土地要花費比平時多一倍的時間；而一個好的男勞力在比較好的條件下一個早上能打出四麻袋的稻米，但是，他們現在如果能打出兩袋已經算運氣不錯了。因為薪水仍然是按勞動量而不是按時間來計算的，所以，標準工資率實際上已經減少了。如穆斯塔法（#45）抱怨的那樣，“現在，他們只讓窮人在水溝里收割”。

但是，聯合收割機的影響決不僅僅限于它們取代了手工勞動，農業收割的機械化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間接后果，這些新的可能性一旦變成了現實，它們對于村中的窮人的影響就幾乎是毀滅性的了。首要的一個后果就是，窮人逐漸不再把“拾穗”作為自己的一種生存策略。在聯合收割機被廣泛使用的1978年以前，至少有來自14個家庭的婦女和孩子，帶著小麻袋和打谷工具去田里收集那些殘留在打過的稻桿上的稻米。拾穗在土地干旱的主種植季比較普遍，而在農閑季（off-season），陰雨天氣和泥濘的道路使拾穗變得比較困難。一個貧困的家庭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收集3到4麻袋的稻谷。對于那些無地或幾乎無地的家庭來說，拾穗為他們增加了很大一部分糧食。拾穗不涉及錢財的支出。而且，婦女在那時候也正好沒有其他的收入來補貼家用。對于至少一戶的人家來說，拾穗所得是家庭口糧的主要來源。經過一個月辛勤的拾穗，“瘦骨嶙峋的"瑪、他的妻子和女兒就可以拾到15袋的稻米，而這些稻米足夠這個家庭吃上大半年。如人們預料的那樣，塞達卡村的這些拾穗者基本來自村中最窮的家庭，在14戶拾穗的人家中有11戶都屬于村中收入較低的那一半家庭。

現在聯合收割機已經減少了拾穗，除了在少數由人工收割的田地，收割后已經很少見到拾穗人了。只有“瘦骨嶙峋的"瑪和他的妻子試圖彌補他們的一部分損失，因為他們有一大家子要養活。瑪和妻子發現，聯合收割機在急轉彎、改變速度或者被卡住的情況下會把稻米掉出來，于是他們就尾隨著機器，挑揀機器遺留下的殘留物。如果比較幸運的話，這種取代傳統拾穗的巧妙方法可以使“瘦骨嶙峋的"瑪他們一天拾得兩麻袋的稻米；但是，這種收獲是不確定的、無規律的。除了這種相當獨特的調整，拾穗基本上已經消失了。

一旦收割的大部分工作都實現了機械化，那么，現有的雇傭勞動模式隨后就要發生更微妙的變化。一般來說，打短工可以分為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工作隊計件工作制，這種形式在插秧和收割（當地人把這些看做婦女的工作）時比較流行。在這種形式下，工作隊的頭頭與雇主就每里郎的勞動報酬討價還價，隨后把活分派給工作隊中的每個人。打谷的報酬一般說來也是計件制的，不過，報酬是直接付給個人，或者直接付給在一個打谷盆工作的那一組兩個人。另一些短工勞動是在不忙于種田、收割的季節出現的工作，比如修理堤岸、除草、補植、在旱季挖井供水，這類工作支付報酬的方式是所謂的“古榜”（kupang）固定工資制：工作一個早上或者一整天并獲得固定的現金工資。這類工作都是在種植的農閑季節出現的，這些工作的報酬在過去和現在都低于收割和插秧的有效報酬。

然而，在過去的兩年中，這種“古榜”固定現金工資制開始流行于那些必須由人力來完成的收割工作。這種轉變之所以可能是因為聯合收割機取代了足夠多的人力，這實際上也是提高了雇主在討價還價中的地位。如果有人認為自己的土地確實需要人力收割，那么他就會雇婦女在早上來給他干活。這種做法的效果是雙重的。第一，這更便宜。在1979年，收割1里郎稻田標準的工作隊價格是35馬元，而在固定現金工資制下，只要30馬元，甚至更少。第二，這允許雇主一個一個地挑選工人，而無需同由婦女領導的、有組織的、具有一種萌芽狀態的商業社團精神的工作隊進行談判。在1980年主種植季收獲時，塞達卡大概有一半依靠人力收割的稻田都是以“古榜”固定現金工資制來雇用勞力的。在一些臨近的村莊里，“古榜”固定現金工資制已經成為收割時雇工的一種標準方式。但是在插秧時，這種方式不是太普遍。“古榜”固定現金工資制看起來也造成了一些小麻煩，地主節省下來的費用（對勞動者而言，是損失的）似乎是相當可觀的。而對于脫粒來說，固定現金工資制較為稀少，但并不是前所未聞。在插秧和脫粒的環節中，固定的現金工資制將會變得如何廣泛，現在似乎還很難預見；不過，在收割的環節中，固定現金工資制已經降低了雇工的薪水，并且削弱了塞達卡村中少數非正式勞工組織之一——工作隊。

另一方面，雇主現在占據了更有利的談判地位，這一點也可以從村里那些非正式“勞動合同”反映出來。直到1978年，如果雇一個工作隊插秧，按照慣例，雇主要提供一頓豐盛的午餐。但是到了1979年的灌溉季，這頓午餐顯然已經不存在了。在一些例子中，雇主單方面將充足的咖喱魚飯或者對蝦糯米飯降低為干面包和茶點。這樣，婦女們開始自帶干糧。另一些雇主給婦女們提供了兩種計件報酬率：一種是沒有午餐，每里郎35馬元；另一種是提供午餐，每里郎32馬元。因為上一季標準報酬是每里郎35馬元，再加上一頓午餐，所以，免除午飯的新方式有效地降低了種植成本。大多數的工作小組都選擇放棄食物，因為這頓飯通常被削減得極其簡單。現在，我們可以確切地推斷，為插秧工人提供午餐已經成為了歷史。

在實行單耕的時候，還有雙耕剛開始的興盛時期，農戶，特別是大土地所有者，往往在雇工們還沒開始插秧和收割的時候就預付薪水。這種預付的薪水可能是糧食也可能是現金。這種做法對于雇主和雇工雙方都是有好處的：對于雇主來說，這保證了他在農忙季節可以找到勞力；而對于雇工來說，特別是在單耕制時，因為農業周期的原因，他們收到這種表示歡迎的糧食或現金的補給時，他們的家庭正處于經濟吃緊、米缸見底的狀態。當然，對于雇工來說，他們也為提早得到工資付出了代價，因為跟收獲以后得到的工資相比，這時候得到的工資打了30%的折扣。到1979年，當聯合收割機的使用造成了對收割勞動力的需求顯著減少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雇主都放棄了預付工資的方式，因為即使需要人工收割，雇主們也很容易當場找到所需要的勞力。

聯合收割機出現以后，同預付薪水密切相關的另一種風俗也不再存在，或者說急劇減少了。雇主通常在薪酬之外還要送給收割工人一些稻米作為饋贈。這種饋贈被認為是“私人的伊斯蘭什一稅”，這種做法雖然不是被所有人采納，但是已經被廣泛接受，許多收割工人已經把這種饋贈當做他們預期收入的一部分了。對雇主來說，這種饋贈跟提前支付工資的目的是相同的，這能保證他可以雇到足夠的勞力以確保下一個種植季的種植。現在，饋贈這種方式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是也已經成了例外。當然，在使用聯合收割機的情況下，饋贈或預付工資是無需考慮的，因為除了外來的高收入的司機之外，根本沒有其他的勞動力。但是現在，即使是使用人力進行收割、稻米裝袋以及運輸時，由地主送給工人額外饋贈的情況也變得非常罕見了。

聯合收割機也以一種間接的、甚至有悖常理的方式，促進了一種新的播種方式的發展，而這種新技術實際上嚴重地削減了稻米種植中打短工的最后機會——插秧。同人工插秧不同，以這種新方式播種的田地里，莊稼根本不成行，而且也長得高低不一。因為這些原因，使用工人對這些莊稼進行收割和打谷的難度就增加了，這一點從人力收割的花費上就可以看出來。然而，這樣不整齊、高低一不的莊稼并不能阻擋聯合收割機。聯合收割機只按照每里郎的標準價格來收費，根本不管這些田地是怎樣播種的。農戶現在可以直接往田里播撒種子，因為他知道，他這樣做絲毫不會增加收割的成本。

干種（dry sowing）的優點很明顯：首先，種田人節省了在育種、護理、出苗、插秧上時間和人力的投入，也就節省了現金花費。水稻周期中插秧這一階段的現金節約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插秧的花費都來自以前的積蓄，而收割時的花費可以從收成中提留出來。在塞達卡地區，干種還有其特定的優勢。塞達卡是最后接受灌溉的地區。采取在灌溉季播種的方式，農戶就有更好的機會及時收割，把土地清理出來，為靠雨水的主種植季（rain-fed main season）做好準備。此外，如果雨量不穩定或者排水不佳破壞了部分甚至全部播種的作物，那么，農戶仍然有機會重新犁地重新播種，也可以從鄰居那里購買剩余的秧苗進行補種。

自1979年的灌溉季以來，塞達卡播種方式的發展已經十分明顯，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在1979年灌溉季的前一個種植季，鄰近的雙溪布浙村里，至少有三個大地主——湊巧的是他們三個都是“哈吉”——開始嘗試直接播種的方式以便能早點收割莊稼。三個“哈吉”中有兩個的產量高于平均水平。這兩個“哈吉”的經歷鼓勵了塞達卡村一位擁有16.5里郎土地的大地主阿布杜爾·拉赫曼（#41），阿布杜爾·拉赫曼也開始在他的一部分土地中自己嘗試這種技術。雖然阿布杜爾·拉赫曼的產量并不令人滿意（每里郎8袋糧食），但是，這是因為他未能精心照料莊稼，而不是因為技術本身。在1979—1980年的主種植季，塞達卡村中有17戶家庭在大約50里郎的土地上嘗試了播種的方法，這大約占了村民耕種面積的15%。

四個種植季以后（1981—1982年的主種植季），塞達卡大約有40%的土地都采取了播種的方式。非常明顯的是，大部分嘗試直接播種的都是村中比較殷實的人家，他們一般來說都是帶頭創新的，同時也最有能力承擔產量下降的風險。即使這樣，他們也沒有把握在他們一半以上的土地上都進行播種。

更令人吃驚的是，村中一些比較貧困的村民也嘗試了干種。就具體的情況來看，他們的選擇似乎更多是為環境所迫，而不是有意的冒險。因為沒有現金支付插秧的費用，或者家中沒有足夠的勞力和鄰居換工，或者沒有足夠家庭勞力來完成自家的插秧工作，一些貧困戶也選擇了直接播種的方式。巴克利（#7）從他父親那里租種了4里郎的土地，因為當時他的妻子剛剛生了孩子，直接播種3里郎土地是節約財力的辦法。就華喜德（#2）來說，他的妻子生病了，他認為，在育苗準備的時間，離開村子到城里做建筑工人會掙得多些。于是，他租種的6里郎地的一半都采用了播種的方式。這既為他節省了花銷，也使他有時間去打工。不過，塞達卡大多數的貧困家庭都不愿意冒播種這個險，除非他們被強迫這么做。直接播種暫時還主要局限于大種植者，而貧困家庭婦女的大部分插秧報酬正是通過為這些大種植者插秧才得到的。在播種方式普及的同時，貧困家庭在進一步衰落。直接播種的普及情況很難預測，但是，直接播種似乎得到了穆達地區農業管理機構的支持。

這樣看來，聯合收割機帶來的間接效果至少和跟它的直接沖擊一樣是大規模的。聯合收割機除了減少了收割和脫粒的工作機會之外，同時也使拾穗變得不可能。聯合收割機也促進了新的勞動報酬支付方式（固定的現金工資制）的發展，這種支付方式實際上降低了所剩無多的工作酬勞。聯合收割機也促進了直接播種的發展，插秧的勞動報酬因此減少了一半。聯合收割機還鼓勵大地主把佃農打發走了以便親自耕種，聯合收割機也有利于產生一個商業性佃農階層，這些擁有財力和機器的佃戶以優惠的租金長期租種大片土地。這些變化中的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提高了塞達卡富裕家庭的收入。所有這些變化無一例外地導致了貧困家庭收入的下降。

不過，總體而言，我們并不是僅僅涉及到了相對不平等在量上的增長，也涉及了一系列意味著質變的量變。在此，“程度"發展成了"種類"。我們可以看到，當莊稼成熟時，對一個直接播撒種子并使用聯合收割機的大農戶來說，他根本不需要雇用任何一個需要薪水的貧窮村民。從大地主這一方來說，他既不需要把土地出租給他貧困的鄰居，也不需要雇這些鄰居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富人和窮人之間傳統的經濟聯系雇傭勞動和租佃關系—已經近乎消失了。我們一方面有日益增加的由大土地經營者組成的商業階層，另一方面也有數量眾多的、只能被松散地稱為“半無產者"的群體。"松散"是必然的，原因在于，盡管這一群體仍然擁有自己的小塊稻田，但是他們注定要越來越不像農業無產者，因為如今的生產主要不是由他們進行的。如果他們要成為徹底的無產者，那么，他們應該出現在馬來西亞的城市或種植園中，而不是出現在不再需要他們的稻田中。

與此同時，一個準無產化的進程已經開始了，這個進程不是把村民和農業生產聯系起來，而是把他們和塞達卡之外（實際上也是吉打州之外）的城市經濟聯系起來。如果說雙耕的第一個階段還允許小土地所有者待在家里，那么，雙耕的第二個階段已經證明了一個根本的逆轉。成批居民的離去曾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以農耕為主的吉打州的持久特征，現在這種成批居民的離去又使村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1978年以來，8位家庭的家長已經離開村莊，其中有7位來自村中相對較窮的那一半家庭。這8位家長到吉隆坡、檳城以及其他的中心城市去尋找臨時的建筑工作了。如果不是因為認為自己太老，或者是認為自己找不到工作，還會有更多人離開村莊的。12位已婚的男性已經申請了吉打州外的移民計劃，盡管他們成功的機會很渺茫。差不多30多位未婚的男女已經離開了村莊到其他地方謀生，很多人是暫時離開，而有些人的離開卻是永久性的。無疑，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最終是要離開村莊的，但是，1977年以來當地的土地控制狀況和就業狀況的變化迫使很多人提前離開了塞達卡。

村民大量外流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干旱造成的1978年灌溉季的完全歉收。由于顆粒無收，又失去了相應的打短工的機會，很多小農戶和雇工不得不暫時到城市謀生。那些待在塞達卡的村民，債務不斷累積，他們發現不但接下來那一季的收成只是一般，更糟糕的是，由于來自聯合收割機的競爭，這些村民的收入已經大大減少了。在種下了下一季的秧苗以后，這些村民中很多人馬上帶著已經成年的兒子離開了村莊，希望能夠彌補自己的損失，并償還自家虧欠典當行和小商店老板們的債務。

這樣的結果或許是人們記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村民外出尋找工作。工作一兩個月，這些外出做工的村民中的大多數已婚男子可以從他們的收入中攢下至少200馬元的積蓄，來供養他們在塞達卡的家庭。雖然有些夸大，但是，正如一個加入外出務工人群的小佃農所說的，“所有留下來的都是那些不能外出工作的人”。在臨近的村莊中，出外務工的人更多。對于仍然在塞達卡居住的窮戶和小農戶來說，臨時的外出務工無疑正在變成他們的生活方式。只要城市經濟提供了這種安全閥，這就將成為塞達卡的邊緣家庭在村莊中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