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麥客，向北

　　雨水順著擋風玻璃向下淌，收割機里的夫妻倆心情煩透了。開車的王孝濱做了30年的麥客，他很清楚，連綿的雨壓縮了收麥的時間，小麥收不上來，遇水會發芽、長霉，最后爛在地里。

　　5月17日，王孝濱和他的妻子王愛學追著小麥成熟的方向出發了。他們開著一輛3.5米高的紅色收割機，像一頭鐵做的牛，以每小時40公里的速度，向湖北襄陽的方向駛去。

　　河南、天津、河北等地的麥客也上路了。根據農業農村部的數據，2026年，全國冬小麥種植面積約3.45億畝，約20萬臺聯合收割機參與跨區作業收麥。

　　王孝濱從春節后就盼著出發。小麥慢慢地長，出苗、越冬、返青、拔節、抽穗、灌漿，至少220天才能成熟。等到熟悉的農戶打來催收的電話，他就啟程了。

　　出發那天，雷陣雨澆滅了他的話頭，他在車里沉默著。他想起兒子小時候，在學校坐不住，回家抱怨。他跟兒子說：“我的一年，比你一節課過得都快。”

6月，山東濰坊，王孝濱和朋友組成車隊為當地一家合作社收割麥子。

　　土地成了農業機械的舞臺

　　王孝濱在路上走了3天，襄陽的天氣變了3次：出發那天下雨，第二天轉晴，第三天又下雨。5月20日，他抵達襄陽棗陽市七方鎮羅崗村，一陣風刮過，潮濕的小麥倒伏了一大片。

　　“倒伏的小麥很難割，會割得很慢。”王孝濱說。他1977年出生，留著利落的平頭。

　　王孝濱的爺爺、父親都是麥客。他從小就知道，小麥自南向北成熟，麥客就像土地上的候鳥，追著麥黃走。

　　襄陽在北緯32度，5月中下旬麥子熟了。這里有大片的平原，地塊平整，適合大型收割機作業，是多數麥客的起點。王孝濱說，很少有麥客會去襄陽以南——稻田多，麥田少又碎，大機器轉不開身。

　　雨停了，王孝濱抓緊搶收。他右手握著的操作桿，像打游戲的手柄，往前一推，機器緩緩地動起來。左手搭在方向盤上，控制方向。不能快，快了脫粒不清。也不能慢，慢了趕不上天氣變化——看預報，還要下雨。

　　王孝濱自小就迷農機。1996年，他跟親戚借錢，花2.1萬元買了臺50馬力的聯合收割機。機器開回家的那天，他半夜睡不著，爬起來，蹲在收割機跟前看。

　　父親找了塊空曠的場院，對他說：“就當這是麥地，開著試試。”他琢磨了兩天，背下了說明書。頭回下地，父親和拿了一輩子鐮刀的爺爺兩代麥客都站在田邊盯著“這個大家伙”。方向盤沉，他拐彎急了，壓了麥。

　　收割機“嬌貴”，刀片、鏈條、滾筒卡得嚴絲合縫，一不當心就在地里“趴了窩”。20世紀90年代，鎮上拖拉機站忙不過來，農機手排隊等著修車，王孝濱跑去站上看師傅修，回家照著修，“我從小就愛干手工”。

　　農閑時，他當木匠、鋼筋工、鉗工、電焊工，把手藝全用在伺候那臺“嬌貴”的收割機上。買來的配件尺寸不合適，他磨小再裝。

　　2004年，國家推出農機購置補貼，他看中一臺6萬多元的自走式聯合收割機，政府補貼了1萬多元，“像中獎一樣”。

　　他的機器越添越多：買了收割機，就想要有拖拉機、播種機、打藥機……去年買了臺藍色的最新款拖拉機，“真過癮，耕地啪啪響，又快又深”。

　　土地成了農業機械的舞臺。他開著農機滿中國地跑：4月去內蒙古春耕，翻地種花生、土豆、辣椒；5月和6月，在湖北、河南、山東收麥；9月開始，沿收麥的路線開始收玉米。他一年只在家待半年。

　　他用過的每臺農機都留著，定期檢查，“保養得依舊能開到地里去干活”。家人勸他賣了折舊，他不搭話，堅持不賣，“留給子孫后代看看，中國的收割機是怎么發展的”。

　　在襄陽3天，王孝濱割了約200畝地。倒伏麥最考驗收割技術。他稍稍躬身，探頭盯著機器最前方的撥禾輪，小心翼翼地把東倒西歪的倒伏麥一株株扶起來，送至割臺，麥子進了收割機的“肚子”。

　　脫粒滾筒轉起來，揉搓，摔打，撞擊。麥粒落下，風機吹走麥糠，干凈的麥粒滾進糧倉。糧倉滿了，卸糧筒從一側伸出，倒進旁邊的運糧車。遠遠看，車尾噴出粉碎的麥秸，像彗星拖著的尾巴，為下一茬種植留養分。

　　駕駛室背后是糧倉，王孝濱扭頭看了一眼，“有的長出了兩公分長的芽”。長芽的麥子，糧販不收，或者只肯出五毛錢一斤。王孝濱家也種著40畝地。他知道農民辛苦一年在盼什么：風調雨順，好收成。

　　他來羅崗村收麥近20年，這里地塊大，地形平坦。他給散戶收麥，每畝賺60元。倒伏麥多收一倍錢，因為扶麥多了一倍的工。今年有麥客在襄陽喊出了更高的價格，王孝濱搖了搖頭。“我沒要。我是常客，要多了不合適，照舊。”

　　收麥如救火，村莊為搶麥鋪平了路。2022年，羅崗村擴寬了耕地旁的瀝青路，讓運輸收割機的貨車進得來，滿載小麥的運糧車出得去。

　　那臺開了4年的收割機，被王孝濱改成了辦公室。裝了自動上下水的熱水器，隨時能泡茶。用鋁罐飲料瓶做了個煙灰缸，卡在駕駛座前。收納箱里放著刮胡刀、收割機和拖拉機駕駛證、跨區作業證。

　　中午，王孝濱在田邊吃了兩個包子，就著水吞下去，繼續割。趁著卸糧的空檔，他喝口茶，抽根煙提神。最忙時一天能抽20根煙。困了，他靠著座位上瞇兩分鐘。有時候瞇久了，農戶敲敲玻璃，“別睡了！”

　　糧販和農戶看著發芽的麥子，搖了搖頭。有農戶把心一橫，開著拖拉機，把小麥直接打碎在田里，準備直接種玉米。

　　又下雨了，天氣預報顯示，接下來幾天，襄陽會繼續下雨。

　　“再等也沒有意義”，王孝濱和妻子商量，再往北走一個緯度，去南陽。

6月19日，王孝濱在山東濰坊割麥，這是他今年麥季的最后一站。

　　車上的男人，路旁的女人

　　往北開100多公里，跨過鄂豫省界，5月27日，王孝濱來到河南省南陽市鄧州市腰店鎮四龍村。雷陣雨也跟著來了。“心情有點糟，但不至于絕望。我知道后面還有幾站”，王孝濱說。

　　雨停了就搶麥，干到半夜12點是常事。他和王愛學在路邊飯店、銀行的空地上，撐開折疊帳篷和戶外蚊帳扎營，有時去加油站沖個涼。轉場的路上反倒是難得的休息，夫妻倆能找家酒店睡一覺、洗個澡。

　　王愛學站在田埂上，長袖長褲從頭裹到腳，戴著米色的鴨舌帽，只露出一雙眼睛，防曬又防蚊。身前挎個腰包，裝對講機、紙巾和記賬本，字寫得方正，一筆一畫記清楚收割的位置和畝數。“我只上到小學三年級，”她大咧咧笑，“識字是后來自學的”。

　　深夜，遠處開來一排收割機，王愛學一眼就認出自家的車，“我認得他打燈的習慣，聽得出我家機子的聲音”。

　　割完村東，轉場村西。王愛學開著一輛老式的帶銹摩托車在前引路。這車是1994年買的，當時王孝濱幫父親探路、買飯、打油，步行太慢，咬咬牙買了輛時髦的摩托車，一直開到今天。

　　王愛學最重要的活兒是攬客。看到好地塊，她上前問農戶，“麥子收不收？什么時候收？”她不靠嘴說，把人請到田邊，看王孝濱割麥——不掉粒，麥茬留10厘米高。不用她開口，農民在旁看了一會兒，就點了頭。

　　2008年，她第一次跟王孝濱出門收麥，有農戶看見她，問：“車上怎么下來個女的？她來干啥？”那會兒夫妻搭檔跨區收麥的少，多見父子檔、兄弟檔。

　　她不挑活兒。農戶約了時間，她準時到。收麥前先量地，從一步一米的跨步量、用皮尺量，到如今在手機上沿地塊勾勒一圈，衛星定位就能計算出精準的畝數。碰上農戶報的畝數比實際少，想少付錢，她不惱，拿出自己量的畝數商量：“咱們是服務行業，對人的態度不能太強硬。”

　　她觀察，最近幾年，行業變卷了。本地收割機增多，怕外地麥客來搶活，把價壓到最低，外地麥客連吃帶住一攤，剩不下什么。王孝濱的同齡人六成轉了行——機器老壞，打工掙得更多。王愛學說，現在只能比拼服務質量和態度。

　　麥客和農戶有時會起爭執：收割機出故障，損失大，農戶要賠償；收完麥，麥客發現農戶報畝數少了，要加錢。王孝濱說，他們很少碰這種事，“提前口頭講好多少畝，說好再做，不會干完了再討錢”。

　　有的農戶成了老主顧，每年專等他們來。南陽四龍村十多年的老主顧李紅生說，每次來南陽收麥，這夫妻倆住在村民家，“愛住哪間房就住哪間房”，吃家常菜，“吃飽為止”。

　　李紅生說，王孝濱買煙只買便宜的，開工前檢修機器，調整風機風量，不讓大風吹走麥粒，“樸實、惜糧，和我脾氣相投”。關系好了，每年麥熟，李紅生不用打電話催，兩口子掐著點準時到。今年，兩口子提前到南陽，把收割機停在村民院子前，喊一聲，“我到了！”

　　6月1日，南陽晴，無風。王孝濱開足了馬力，從清晨到晚上11點，收割了200畝麥田——磨成面粉能做出約56萬個饅頭。

　　根據農業農村部的數據，2026年5月31日至6月13日的麥收高峰期，全國日均收獲超1600萬畝，麥收大省河南連續3天日收超1000萬畝，1周左右完成集中搶收任務。

　　四龍村一位農戶樂了，夸王孝濱效率高、損耗低。王愛學也高興，“最喜歡晴天，農戶有收獲，我們也有收獲”。

　　李紅生種的50多畝地，今年每畝產出575公斤小麥。以前齊胸高的高稈小麥，風一吹，麥浪涌，長長的麥稈用來當牲畜的飼料。如今，李紅生更愿意種植國產自育的矮稈小麥品種，能抗倒伏，增產。收割機來了，矮稈正合割臺的高度，一把過。

　　從1949年到2018年，產麥大省河南換了11個主導品種，株高從120多厘米降到約75厘米，畝產從43.6公斤提到540公斤。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49年全國小麥畝產43公斤，2026年畝產402.6公斤，增長9倍多。

　　王孝濱在南陽待了一周，夫妻倆把勁兒往一處使。“現在正是賺錢的好時候，”王愛學跟車的原因很樸素，“再過幾年，家里老人年紀大了要花錢，兒子要養他自己的孩子，咱們不能拖累兒子”。

　　收完了，下館子吃頓好的：湖北熱干面、河南胡辣湯燴面、山東大包子、河北驢肉火燒、內蒙古羊肉……走到哪吃到哪，他們把半個中國的美食吃進肚里。

收割機的操作桿像打游戲的手柄，王孝濱往前一推，機器緩緩地動起來。

　　父親的投資

　　離開南陽，夫妻倆往東北走，6月4日，他們到了商丘市胡襄鎮。黃河反復改道，泥沙淤積在這里，鋪出連片肥沃的沖積平原。

　　對王孝濱來說，商丘有特殊的意義。1996年，淄博市組織了100輛收割機，跨區去商丘機收小麥。他是隊伍里年紀最小的農機手，父親王思德跟著去。出發那天，彩旗飄揚，電視臺的長槍短炮對準了這群農機手，副市長和農機局局長都來送行。

　　那是國家第一次有組織地讓收割機跨區機收。那一年，原農業部利用南北小麥成熟的時間差，把農機手們組織起來，北方11個省2.3萬臺聯合收割機參與其中。后來國家還出了政策——跨區作業的農機，過路費、過橋費全免。

　　王思德回憶，那時候商丘本地的收割機少，農民看到山東來的收割機，停下手里的農活，圍過來看。機器夠不到的邊邊角角，農民拿鐮刀手工割。

　　1953年出生的王思德是這個家庭的第二代麥客。1996年去商丘那次，是他第一次出省收麥。相比兒子后來成為全國跑的麥客，他是個僅在山東省內轉的麥客。

　　1990年，他在電視上看到廣告：收割機一天能收20畝地。他心動了。包產到戶后，他手里有了活錢，政策放寬了，個人能自主購置農機。

　　王思德先湊了1500元買了一臺小四輪拖拉機，又花800元買了村里第一臺推倒式小麥收割機，自己組裝，為同村人收麥，當上村里第一個“吃螃蟹”的“鐵麥客”。

　　收割、捆扎、拉運、晾曬、打場、揚場、裝袋——千百年流傳下來的麥收程序，到他手里省了頭一道。機器一響，麥子倒下，不用彎腰，不用握鐮，人只管捆了拉走。村里有人把機器比作“鐵牛”，能頂十幾個青壯勞動力。

　　割一畝地掙5元錢，一個麥季忙完，王思德掙了小千元。村里人看他賺了錢，陸續添了8臺收割機。兩年后，王思德靠著割麥掙的錢，蓋了3間磚瓦房，后來還成了村里少見的“萬元戶”。

　　提起往事，今年73歲的王思德挑了一下花白的八字眉：“人要有投資的眼光！”

　　那時，王思德想抓住更多掙錢的機會，跟鄰村的人搭伴，從老家淄博去萊蕪、平度、煙臺、威海割麥。農戶把收割機當成是寶貝，跟他說好話，“師傅給包煙、給瓶水”。有人騎三輪車帶上水果和啤酒，送來麥田里，給麥客解暑。

　　他慢慢積累了客源。每到收麥季，農戶打傳呼機找他，他去公共電話亭回電，約時間。那時候外出收麥的人少，每次出去一個月，沒有手機，妻子在家擔心得吃不下、睡不著。直到政府組織跨省收麥，他馬上帶著兒子王孝濱報名，“政府領著去，有固定的路線，去了不怕找不到農戶，家里也放心”。

　　農村開始出現農機經紀人，為本地農戶介紹外地農機，成了抽成5元一畝。碰上賴賬的農戶，經紀人要幫麥客討錢。

　　王孝濱初中畢業后，王思德教給他開農機的手藝，也教做事的規矩。有一回，王孝濱不小心，多割了鄰居兩綹地。鄰居來吵，說不要賠償，就要自家小麥——可麥子已經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王思德掏出兩根煙，又裝上滿滿一袋小麥，送給鄰居，認錯。這給王孝濱上了一課。

　　還有一回，兩戶人家爭著要收麥，都怕下雨，催著先收自家的。王思德把煙掏出來，遞給后一家，“先收上家的，明年我還來，明年先收你家的”。

　　30年過去了，王孝濱能感覺到，商丘的一些村莊變得“空心化”了：年輕人外出打工，剩下老人守家，一些人只能等王孝濱來收。

　　6月初，他在商丘待了3天，收割機駕駛室四面都有擋風玻璃，王孝濱坐在高高的駕駛室，視野沒有阻擋。他看見麥田里留下一條條筆直的痕跡，像剃頭推子推過的寸頭。

　　他算了算日子，老家淄博的麥子，應該熟了。

6月18日，王思德在田里準備澆水，水漫灌進田里，一小會兒就能漲到小腿高。

　　爺爺的鐮刀

　　出發24天后，王孝濱把收割機開回了起點：山東淄博高青縣高城鎮小王莊村。

　　他的爺爺王振先也同樣在這片麥地上割過麥。王振先1921年出生，紅臉龐，駝背，常穿著妻子織的棉布衣，干活用的毛巾也是妻子織的，往肩上一搭，拿把鐮刀下地。

　　在王孝濱的記憶里，王振先左手攏一把麥到身前，右手持鐮刀，往前一搭，往回一勾，麥子倒了。連割幾鐮，放一堆，攢成一捆。每割50米，鐮刀鈍了，王振先用磨刀石“噌噌”兩下。一百多米的麥壟到了頭，他坐下抽袋煙、喝口水，歇一陣再干。

　　那時候，村里有人地多，全家齊上陣也忙不過來，缺人手搶收；王振先地少，家里有5個孩子要養，缺錢缺口糧。他干活勤快，是村里很受歡迎的麥客。

　　自古以來，割麥都是苦活。白居易在?《觀刈麥》詩里寫道：“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王孝濱說，爺爺那輩，收麥是重活，那時，奶奶給爺爺送飯、織布，家里的口糧全系在爺爺一個人身上。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王振先和三五同村的麥客搭伴，步行去省內的麥地，隨身工具只有鐮刀、煙袋、磨刀石和一個瓷水葫蘆。

　　鐮刀是他最重要的工具：手柄被握出了凹痕，鐮刀頭被磨得只剩兩個指甲蓋那么寬。一把鐮刀用了12年，他天天磨，磨到最后，鐵匠打出來的寬度磨窄了。

　　白天，他給人割兩畝地——只有最能干的青壯年才割得了這么多。晚上，他花一毛錢住進鎮上的麥客之家，和十幾個麥客擠在一張大通鋪上，聽著呼嚕、磨牙、夢話睡去。

　　有了兒孫后，王振先要求后代要把地種好。王孝濱上初中放半個月“麥假”，回家收麥，爺爺要求他干活要有模有樣。王孝濱手慢了，姿勢錯了，爺爺指著他的鼻子罵：“學不會，到時候餓死你。”

　　“我爺爺摳我割麥的動作，比現在偶像練跳舞摳動作，還細！”王孝濱笑著說。

　　王孝濱記得，小時候天氣酷熱，拿一個搪瓷杯裝一杯小麥，可以換冰棍、西瓜、蔬菜。一斤小麥換三斤西瓜——在那時，小麥比很多農作物值錢。

　　王孝濱說，老一輩對糧食的感情比下一代深。王振先曾和兒孫回憶，鬧饑荒時，麥收前半個月最難熬，餓得不想說話，不想動彈，靠野菜、樹皮撐著。等小麥黃了，蒸成大饅頭，“有小麥，人身上才有勁”。

　　王孝濱剛學農機時，壓倒幾株麥，爺爺看見了，用手撿起來，“他不是在意這一塊錢，他在乎的是糧食”。王振先愛惜勞動工具：王孝濱小時候想用繩子蕩秋千，王振先不許，“繩子是用來拉牛的！”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攝影家侯登科跟著陜西、甘肅的麥客拍攝：黃土高原廣種薄收，農民有較長的農閑，而關中平原地厚勢坦，小麥成熟期早；每到麥黃時，來自黃土高原的麥客扒著火車涌進八百里秦川，戴著草帽，背著尿素袋，20世紀80年代，關中麥客能有十幾二十萬人。

　　王孝濱記得，小時候，村里有機耕隊，“東方紅”拖拉機開進田里，他站在地頭看：鐵打的牛，不知疲倦。“我得把爺爺從地里解放出來，”他想，“這樣我就不用挨罵了。”

　　等到“鐵牛”真的來了，這群麥客只能去收割機進不去的地塊里割。山坡上的碎地塊、田埂窄得機器轉不開身的地方，麥客拿著鐮刀還在割。后來，山區拓寬了道路，收割機開上去了。鐮刀麥客徹底沒活了。

　　這家人坦然接受了這個轉變：王振先老了，干不動，開心接下兒子收麥回來給的孝順錢；孫子接班當上鐵麥客，他笑得合不攏嘴。王思德年紀大，識字不多，縣里不給他發拖拉機駕駛證，他把接力棒交給王孝濱，自己進城當農民工，修樓、種樹、刨坑，一天掙50元漲到100元。

　　收割機縮短了麥收時間：十幾天，一周，五天，三天。2026年，王孝濱花了一個晚上，把自家40畝地收完。這一年糧價跌了，種麥的收入比上一年少了一成。家里親戚年紀大，后代在外打工，地都交給他種。大戶想租他家的地，他不肯，“我家機械化很全，不需要給大戶。”

　　王孝濱在淄博自家地里忙了4天。臨走時，他開著播種機把玉米的種子，種在只剩麥茬的地里。

王愛學在手機上沿地塊勾勒一圈，衛星定位就能計算出精準的畝數。

　　做個隨時上前搭把手的人

　　王孝濱沒再向北，而是掉頭向東。山東的麥子由西往東黃，越靠海的熟得越晚。

　　6月13日，他的收割機開進濰坊市望留街道，同行還有5輛朋友開的收割機。他們組車隊，為濰坊一家有著3萬畝麥田的農業合作社割麥。一位70歲的老人陪著兒子來，他年輕開農機，現在老了幫兒子看路指揮。

　　“我們不怕雷雨天氣，”這個合作社的副理事長說，“我們配備了國內比較先進的烘干車間，一天能烘干至少2000噸麥子。”他們在5月1日就提前找好30臺收割機，把麥茬高度、漏糧率等要求寫進書面合同的條款里。

　　6月19日上午，濰坊，陰。起風時，收割機的撥禾輪把麥秸的碎片卷起，像飛揚的柳絮。播種機和收割機同時穿梭在鄉道上，一個收麥，一個種玉米。

　　同一天，王思德在淄博家里幫兒子王孝濱料理40畝地：下播、澆地、打藥、施肥，“農民就這樣”。他把抽水機的管子扔進水溝里，閥門一開，水漫灌進田里，一小會兒就漲到小腿高。老人灰白的胡子留得像地里的麥茬，“農忙，沒時間剃！”

　　小王莊村離黃河15公里。附近西周遺址里刨出的炭化小麥說明，麥子在這片土地上長了約3000年。王思德摸熟了這塊地的脾氣：怕澇，不怕旱。天旱了，大閘一開，黃河水灌進田里。澇了，洼地淹了，可每戶人家都分了塊高田，總不至于自家斷了口糧。

　　“可誰能管上天呢？”王思德發現，老方法不靈了。從前種下冬小麥，地要上凍。這幾年，地不凍了，麥子收成跟著受影響。

　　在外割麥的王孝濱同樣苦惱于氣候變化。往年，他會在河南周口停下，那里有老顧客、好地塊。但2026年，他沒有停，“本來每個地方的小麥成熟會錯開四五天，但今年雨水多，南北收麥的時間撞期。”王孝濱說。

　　20年前，他去兩個城市收麥，每個城市干一周，能收割1000畝地；如今，他要跑四五個城市才能收1000畝地，轉場時間變長——受行業內卷和氣候變化的影響。

　　好在，更新換代的聯合收割機幾乎把人的活兒包圓了。早在1831年，美國人塞勒斯·麥考密克造出世界第一臺由馬匹牽引的收割機，速度比人工快3倍，這被視為農業邁向機械化的轉折點。

　　王孝濱回憶，20世紀90年代的收割機只解放了人的腰桿，人得跟在后頭裝麥粒、裝麥秸稈，再扛上車。后來，加了糧倉，再伸出卸糧筒。裝上粉碎機，麥秸當場打碎。再后來，駕駛室里有了空調。

　　最早的離合器像30斤的鐵塊，王孝濱踩一天，腿腳酸疼；現在這臺最新的收割機，自動擋，智能屏幕會及時提醒故障。

　　收麥從“下苦人”才干的重活，變成了女性也能干的活。社交媒體上，女性麥客變多了，00后也加入了。

　　農業農村部公布，最近幾年，全國小麥機收率穩定在98%左右，黃淮海主產區機收率超過99%。

　　農機多了，圍觀的人變少了。王孝濱說，最近幾年，農機經紀人變少，政府不再組織去農機少、相對貧窮的地方收麥——互聯網加速了信息流通，麥客可以在社交軟件上找客源。

　　王孝濱每年都去農業機械展看新機器。2024年，他在濰坊試點田里看無人駕駛拖拉機耕地：方向盤自己轉、大屏幕顯示地塊、進度、設備等信息，“我們這批人干不了智慧農業，文化程度達不到”。

　　“我們被取代是早一年晚一年的事，就跟當時取代鐮刀一樣。”他想，將來年輕人用無人駕駛收割機割麥，他愿意做個圍觀的人，隨時上前搭把手。

　　他想過讓兒子王啟佳接班，就跟他接過父親和爺爺的班一樣。

　　25歲的王啟佳戴著一副細框眼鏡，在淄博一家智慧藥廠上班，點擊屏幕就能管控整條流水線。2026年麥收季，他請假一周回家幫忙。

　　他記得，中考后跟王孝濱去過湖北收麥，在田邊搭帳篷睡覺，大貨車每隔十幾分鐘經過，蚊蟲繞著帳篷飛。王啟佳長大些了，王孝濱試探：“再出去一趟？”他搖頭，說太累了。王孝濱沒勸：“讓他自己探索要成為什么人。”

　　6月19日下午，燕子貼著麥田低低地掠過去，王孝濱喃喃自語，“燕子低飛，雨要下了”。這是爺爺王振先教會他的農訓。

　　他原先計劃繼續向東，去威海收麥，但一場雨斷了念頭。

　　在濰坊割完最后一片地，他掉頭回家。算了算，2026年麥季，刨去成本，他純收入5萬多元。

　　6月20日，收割機開回小王莊村。地里的玉米正在發芽，再過一周，能長到20厘米高，再過幾個月，又該收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