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我的學史經(jīng)驗和體會

我是1931年暑假考入北大史學系的。當時叫作史學系，不叫歷史系。這一年北大招收八十名本科新生，因為有二百名預科生升入本科，所以招的少些。我是舊制初中畢業(yè)自學一年考入北大的，有點鯉魚跳龍門的味道，很是得意。這是當時名位思想作怪。

那時期，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雖然失敗了，但對思想界、出版界卻留下很大的影響。上海出現(xiàn)了很多書店、出版社，出版新興社會科學的書和文藝書，像雨后春筍一樣的新書、新書店，興盛得很。出版界有勢力的商務和中華，那兩年有點不迎時了。

所謂新興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主的。那時出版的新書，除真馬克思主義的書外，內(nèi)容很雜，有修正主義的，有托派的，也有國民黨假冒的。但不論它們內(nèi)容怎樣雜亂，卻都以新興社會科學，甚至都假冒馬克思主義的面貌出現(xiàn)，都說自己是唯物主義、是辯證法。因為當時馬克思主義的聲望很高，不冒充馬克思主義，就引不起人們的注意和興趣，就賣不出去。

當時思想上大家都在關心的一個大問題是中國社會性質(zhì)問題。為了解釋這個問題，又引申出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社會史的發(fā)展。大家說，中國革命所以失敗，是因為對中國社會缺乏認識，要進行革命就要正確認識中國的社會，要認識中國當前的社會，又要認識中國過去的社會。這種氣氛在當時的思想界是很濃厚的。

我接觸到這氣氛的邊緣。我說邊緣，是因為我對當時思想界問題的本質(zhì)是非常模糊的，是很不理解的，只是大家說什么，我也跟著說什么。但從影響上說，對我的影響卻是很大的。我入史學系，就是在這種氣氛的影響下作出的選擇。

在北大四年，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陶希圣。他開“中國社會史”和“中國政治思想史”兩個課程，在課堂里大講“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騙了不少人聽他的課。我走上研究中國經(jīng)濟史和社會史的路，不能說不是受了他的影響。但我的史學思想和路數(shù)，和他并不一致。我自己認為，在我讀過的書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德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其次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這些書使我懂得，研究任何歷史問題，都要從當時的整個時代、社會出發(fā)，都要從歷史發(fā)展的大形勢出發(fā)。任何歷史現(xiàn)象，從縱的方面說，都是歷史發(fā)展長河中的一點；從橫的方面說，都是當時全面形勢中的一環(huán)。不了解歷史發(fā)展大勢和當時社會全面形勢，就不會真正認識任何歷史現(xiàn)象和問題的本質(zhì)。《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里使用的材料，是十九世紀學者們研究的成果，可能有的已顯得陳舊，今天有了新的提法。但從書的整體說，它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著作的典范。對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作了透徹的分析和說明。今天我在大學教書，歷史系同學問我學習歷史要讀哪些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我仍是首先推薦這部書。恩格斯為了說明十五世紀的德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在《德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第一章里，就先講了十五世紀德國的社會和各階級的發(fā)展、對抗形勢。考茨基為了說明早期基督教的起源和教會的發(fā)展，也首先講述羅馬帝國時代的社會和思潮。這對我們分析歷史問題解釋歷史問題都有很大的啟發(fā)和指導作用。解放后我們又再版了《基督教之基礎》，大概也是從這方面考慮的。

我在大學時期寫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這篇文章是我在大學三年級下，即1934年上半年寫的，刊登在1934年9月《中國經(jīng)濟》月刊第二卷第九期《中國經(jīng)濟史專號》上。一個大學生的投稿，居然能夠發(fā)表，當時自然是很高興的。特別使我興奮的是，一天我去看湯用彤老師，問他佛教史上的問題。湯老問我：“你是何茲全吧？”我當時就想，湯老一定是從這篇文章知道我的。談話中，湯老給了我很多鼓勵。一位大學教授、著名學者對一個后生小子如此厚望，使我一生難忘。陶希圣也在下一期《中國經(jīng)濟史專號下》里寫文章稱贊我寫的《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隨后他辦《食貨》就約我寫稿，因此《食貨》創(chuàng)刊號里就有了我的文章。

我寫《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這篇文章，是受了學習歐洲中世紀史的影響。歐洲中世紀有基督教會，教會有很大的勢力，有土地，有財產(chǎn)，有很多為它服役的勞動人民。這方面的學習引導我想：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很發(fā)達，中國中世紀佛教是否有教會組織和活動？佛教寺院是否有財產(chǎn)、土地和人口？初步一摸，知道佛教寺院也是有教會活動，有土地、有財產(chǎn)，有人口的。我就每天跑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看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史傳部和有關的書。除了寫出上述一篇文章外，到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發(fā)生前，我還寫了《中國中世紀佛教寺院和寺院經(jīng)濟》一書。可惜稿子丟掉了。清稿托人介紹給商務出版，沒有下落；底稿埋在家鄉(xiāng)地里，抗戰(zhàn)一打八年，也就找不著了。

我寫佛教寺院和寺院經(jīng)濟，也是學《基督教之基礎》的寫法，先寫這一時代的社會，再寫佛教寺院和寺院經(jīng)濟的發(fā)展成長。

歐洲史和中國史對比研究的方法，對我的影響很大。我的漢魏之際社會分期想法，把漢魏之際看成是中國古代奴隸社會和中世紀封建社會的分期時期，就是受學習歐洲古代、中世紀史的影響。我在美國學習了幾年歐洲古代、中世紀史，更加深了我對中國歷史分期的想法。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學習歷史的指導思想，但歷史研究卻不能生搬硬套；不能說馬克思怎么說，中國歷史就得怎么發(fā)展。理論就好像我們走路時用的地圖。有了圖，它就會給我們帶路，找到我們要找的目的地。因為圖是按實際畫出來的。但圖究竟只是圖，實際的路，還得你自己去走。而實際的路也不會象圖上那么簡單，只是幾條杠杠，一些塊塊。有了圖，仍然會走彎路，因為實際比圖復雜得多。但有圖和沒有圖，卻完全不一樣。有圖的指導比沒有圖的瞎走，心中有數(shù)得多，比瞎走不是事半功倍，而是事十功百。說簡單了，也只是一句話：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普遍真理要和中國的歷史實際相結合。對兩種社會作對比研究，態(tài)度也應如此。對比研究也只能把歐洲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作為借鑒，幫助我們?nèi)フJ識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完全不能生搬硬套，認為歐洲歷史走的路就是我們歷史走的路，歐洲歷史上有的，我們就得有。那樣做，不是科學的比較研究，是完全錯誤的。

現(xiàn)在我仍然認為，為了研究中國史，認識中國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學點歐洲史、其他國家的歷史，是有好處的。

解放后，我的歷史研究，仍是在經(jīng)濟史、社會史方面。當年我讀史，是從《三國志》、《晉書》開始的，就長期停留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段。說是研究中國經(jīng)濟史、社會史、卻又上不過周，下不出隋唐；說是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又只限于社會經(jīng)濟，學術文化知之甚少。成了個半瓶子醋。

“文化大革命”前，我常常說：一個人四十歲以前要博，四十歲以后要逐漸收縮，五十歲以后應該開花結果，寫點東西了。意思是我也要寫點書了。一場“文化大革命”，不但沒有開花結果，差點連根挖掉。

現(xiàn)在雖然老了，但身體還好。壯志不已，雄心仍在。祖國大地，如花似錦，社會主義前途，充滿光明。遭受“四人幫”的破壞，生民涂炭，江山蒙塵，事已過去，又算得了什么。我們正當全國一心，在黨的領導下，昂首闊步，加倍努力，奪回失去的時間。今后除教書，帶研究生，還想重理舊業(yè)，寫出《中國經(jīng)濟史（西周——隋唐）》和《漢唐佛教寺院和寺院經(jīng)濟》兩本書。前者比較系統(tǒng)地說一下我對中國古代社會前后兩時期和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的想法，后者是舊業(yè)重拾。但近期還要完成白壽彝同志交給我的任務，協(xié)助他請專家學者同心協(xié)力把他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的魏晉南北朝卷搞出來。

因為是個半瓶子醋，所以雖然學史數(shù)十年，實在談不到經(jīng)驗體會。勉強提兩點。

首要的是學好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理論的重要性已如前述。平生我最佩服陳寅恪先生，真是淵博精深。我只和陳先生見過一面，但我衷心愿作陳先生一名私淑弟子。我認為陳先生治史，高就高在他的治史方法里有辯證法因素，因此他能察人不能察，見人不能見，寫出文章來，篇篇有新意，篇篇見高明。但治史只有辯證法還不行，黑格爾更有辯證法。還要有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是研究歷史的根，離開唯物史觀，學問就是漂浮的、就會本末倒置。本末倒置的學問，是假學問，經(jīng)不起實踐考驗。

作學問要寬博和精深結合，兩條腿走路。寬博和精深的關系是辯證的要精深就要寬博，只有寬博才能精深。治學和建筑房子一樣，樓起得越高，越要基礎打得堅實，面也越要寬廣。一間房的面積，起不了十層百層大樓，勉強蓋起來，風不吹也會倒。《七俠五義》小說里有個錦毛鼠白玉堂，藝高人膽大，很是驕傲。后來經(jīng)過比試，服了北俠歐陽春。他說了一句話，“人家的末技，就是咱的絕技。”這句話說得好。學問、技藝都是沒有止境的。基礎越寬越堅實，成就會越高。否則，成就就會不高，在人家是末技，在自己卻是絕技了。

舊時，對學歷史有所謂才學識的要求。學歷史要有史才，史學、史識。才學識，大體相當于今天我們說的文史哲。學歷史，要在文史哲三方面下功夫。要有文采，能寫；要占有豐富的材料；還要有哲學思想，這對我們來說，就是要有馬克思主義。才學識即文史哲中包括寬博和精深。我們今天學歷史要求的才學識，要比過去面更寬更具體。文，不但要有文采，還要學點外國的語文。史，不但要掌握中國的材料，還要學點外國史，和中國史作比較研究，還要了解外國人對中國史的研究情況。哲，要緊的是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當然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哲學也可以學，而且越學越能豐富對馬克思哲學的理解，越學越會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明。 ”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也是檢驗各種學問的唯一標準。歷史是今天的過去。不懂今天的政治、社會，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過去，理解歷史。要了解今天，就要投身到社會實踐，政治實踐中去。而且任何學問總是要為現(xiàn)實服務的。我們不但要了解世界，還要改造世界。學工，學農(nóng)，改造世界的目的很明確，學歷史也是為了改造世界。在今天就是要為實

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服務。文學家要到群眾中去體驗生活，史學家也要到群眾中去認識社會。認識今天的社會，才能更深入認識昨天，前天的社會，才能更深刻地認識走向明天的道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學歷史不能關在書齋里。

這幾點體會，都是我沒能做到的。馬克思主義沒學好，水平不高，歷史的知識面也窄，基礎知識不堅實，缺門甚多。正因為自己不夠，就更感到它的重要，更感到非如此不可。寫來自勉，也供有志學史的同志參考。

來源：《文史知識》，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