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掉幻想、兩手準備！中美貿易理事會籌建之際，中國亮反制新法寶

最近中美之間有兩件事同時在進行：一件是談合作，一件是防風險

先說怎么談。中美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雙方將在理事會項下討論對等降稅，飛機、農產品等領域的貿易合作也在推進。過去幾年中美貿易摩擦常常靠“臨場吵架”解決，現在雙方試圖把問題拉到一個可談、可查、可交換的機制里來。

再說防的事。6月22日，中國商務部公布了《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調查工作辦法》。緊接著，6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檢察公益訴訟法草案二審稿進行審議，增加了檢察院可以對外國組織和個人侵害中國國家利益的行為提起公益訴訟的規定。

這兩件事，形象一點說是，一邊遞橄欖枝，一邊“磨刀”。有趣的是，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這兩件事看似矛盾，卻又兼具統一性，算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貿易理事會：不是讓步，是把任性操作關進規則里

有人會問：中美以前不是沒有對話機制，戰略經濟對話搞了十幾年，該加稅還是加稅。這次有什么不一樣？答案是結構和時機都變了。

結構上，以前的對話是“全面談”——幾百個議題攪在一起，談完發一個誰也記不住的聯合聲明。這次是分兩個理事會，貿易管貿易、投資管投資，每個理事會有自己的議題清單和決策流程。議題變窄了，負責的人變具體了，“摸魚”的空間就小了。

時機上，雙方都累——美國企業被關稅折騰了幾年，中國企業被出口管制卡了幾年，兩邊內部要求“消停

一會兒”的聲音都在變大。規則能不能關住任性，答案不在理事會章程里，在雙方各自的國內政治賬里。目前這筆賬，正好往關的方向在翻。

中美成立貿易理事會這件事，最早是5月中美元首會晤后敲定的。5月20日，對于此事，中國商務部美洲大洋洲司負責人解讀時說，雙方希望把經貿磋商從“危機式應對”轉向“機制化管理”。

什么叫“危機式應對”？就是過去幾年那種狀態：美國突然宣布加征關稅，中國緊急研究反制措施，然后雙方隔空喊話并拋出應對措施，最后市場跟著緊張起來。事實上，無論哪個國家，企業和投資者最怕的不是關稅本身，而正是這個“危機式應對”，因為根本不知道各方下一秒會出什么牌。

貿易理事會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雙方圍繞具體行業、具體產品、具體政策開展專業溝通，能談的放到桌面上談，能交換的列出來交換。5月17日，白宮的一份事實清單也提到，貿易理事會主要負責非敏感商品的貿易問題，投資理事會則專門討論投資相關的事宜。

目前雙方正在討論的一個具體安排是：同等規模產品對等降稅，規模各為300億美元或更多。6月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已經啟動了公眾征詢，向美國企業、工會等征求意見：哪些中國商品可以降稅，哪些屬于非敏感商品。截止日期是7月10日。

但這不意味著中美貿易戰結束了，而是進入了一個“管控模式”。解釋一下就是，中美之間的貿易該競爭的還在競爭，該設限的還在設限。只不過雙方都意識到，一直靠“拍腦門加稅”來解決分歧，誰都吃不消。

新法寶：供應鏈安全調查，防的是“斷供”和“協助制裁”

就在貿易理事會積極推進的同時，中國這邊悄悄推出了一套新工具。

就是我開頭提及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調查工作辦法》，這份文件適用范圍很明確：外國國家、地區、國際組織對中國采取歧視性禁止、限制措施，或者外國組織、個人中斷與中國主體的正常交易、造成供應鏈安全損害的，商務部可以啟動調查。

調查之后能做什么？文件列了不少措施：禁止或限制相關貨物、技術進出口，對相關活動收取特別費用，將有關組織和個人列入反制清單，限制其在華投資、交易合作、入境等。

這套新辦法跟以前的反制工具不太一樣。回顧以前，《反外國制裁法》解決的一般都是“你制裁我，我反制你”的問題，說白了就是事后回應。供應鏈安全調查則要更主動一些，它不需要等到對方先動手，只要發現有威脅供應鏈安全的行為，就可以啟動調查程序。圍繞“誰斷供、誰歧視、誰協助損害中國供應鏈安全”建立一套調查和處置機制。

這套機制的核心，就是要把判斷主動權攥在自己手里。商務部這份文件把“重要物質、技術、資金、資產、數據、信息、人員、企業、項目”都納入了供應鏈安全影響評估范圍，覆蓋的不只是貨物，還包括技術、數據、資金流和人員流。

一位法律界學者分析，過去中國在法律層面更多是“被動回應”，對方出招后再想怎么拆招。供應鏈安全調查這個辦法，等于把工具箱從“防守”拓展到了“主動調查和認定”。他這番話，其實點出了這套新辦法最要緊的地方——它不一定是為了馬上就能用上，而是讓對方在出手之前，先得掂量掂量后果：這一拳打出去，后頭可能跟著中方一整套完整的調查和反制流程。

組合拳：5月“阻斷令”和6月“安全調查”形成閉環

這套工具不是孤立出現的。

5月2日，商務部發布了一條禁令，針對美國以參與伊朗石油交易為由對5家中國企業實施的制裁，明確“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這是2021年1月商務部出臺《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以來，第一次針對美國制裁中國企業的案例發布阻斷令。

更簡單來說，商務部5月的禁令是“阻斷令”實質亮劍，6月的“供應鏈安全調查”是補上制度拼圖。前者解決的是：美國制裁你，我不承認、不執行、不遵守。后者解決的是：誰協助斷供、誰損害中國供應鏈安全，我可以調查、認定、限制、反制。

兩個動作加在一起，意味著中國在應對外部經濟壓力方面正在形成一套更完整的制度框架。從被動防守到主動建規則，這個轉向其實已經持續了好幾年。2021年《反外國制裁法》通過，今年4月《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公布，6月又加上供應鏈安全調查辦法。每一塊拼圖都在逐步補齊。

6月23日，普衡律師事務所的一份分析文章也注意到這個趨勢，認為中國正大幅擴展應對外國制裁、出口管制、調查及其他“長臂管轄”行為的能力，從立法到執行都在加快推進。作為一家全球性律所，其視野之廣非同一般，它的判斷往往比一般評論更貼近實際操作層面。他們注意到這個變化，說明這套制度已經不是紙面上的設想，而是真正在往可執行的方向走。

兩線并行，各走各的路

把這幾件事放在一起看，中國當前對美經貿策略的思路其實很清楚。

一條線是能合作的盡量合作。貿易理事會、對等降稅、飛機和農產品貿易，這些有互利空間的事情，繼續推進。這不是讓步，而是把問題納入一個可預期的機制里，避免被情緒和美方的選舉政治帶著走。目前雙方工作團隊正在對接籌備理事會首次會議，具體怎么運作、怎么落地，還需要多輪談判才能確定。

另一條線是防風險的堅決防住。供應鏈安全調查、阻斷令、反外國制裁法等，這些工具要備齊，關鍵時候用得上。

中國對美國的判斷很清楚：能合作的部分要爭取，不能合作的部分要有反制能力。兩線并行，各走各的路，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哪一條線上。

最后，我認為，中美經貿關系最壞的時候可能已經過去了，但要說徹底好轉也為時尚早。還得丟掉幻想，做兩手準備。畢竟中美貿易這條路還會起起伏伏，關鍵不在于一次談成什么，而在于雙方有沒有一個穩定的渠道來處理分歧。貿易理事會能不能真正跑起來，降稅清單能不能落到實處，供應鏈調查會不會真的啟動——這些具體的事情，才是檢驗這套機制到底管不管用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