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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正式提出過一個問題:“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圍繞這個問題,近100年來的哲學家、史學家爆發了激烈的爭論。令人遺憾的是,受“身在此山中”所限,我們很難跳出“身份”的桎梏,不是“怒其不爭”,就是“哀其不幸”:
“悲哀”于長期閉關鎖國,導致西方科學進入中國太晚;“憤怒”于清朝統治者目光短淺,錯過了一次次奮起直追的機會。
然而,不論是西方科學進入中國的時間,還是清朝皇帝對科學的接觸和了解程度(特別是以往很少注意到的康雍乾三代),其實都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比如康熙皇帝,就連當時西方的科學界都對他的科學素養有所耳聞、甚至頗為贊賞。
甚至可以說,康熙堪稱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絕無僅有的一位“科技皇帝”。
▌康熙,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科技皇帝
評價一個皇帝無非是兩個面向——即空前、絕后。他是否能成為前代帝王的集大成者,他是否有后世帝王難以企及的特質與追求。而從這兩個面向來看,說康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帝王,毫不為過。
◎空前的文治武功
在位61年的康熙,可以說在各個領域,都幾乎達到了一個傳統帝王能做到的極致,論武功——
·少年時期,就以雷霆手腕,鏟除權臣鰲拜一黨;
·緊接著平定三藩之亂。通過澎湖海戰,收臺灣,徹底結束明清易代的種種余波;
·挫敗沙俄入侵,第一次以近代主權國家之間的條約形式確立東北的領土邊界;
·三征葛爾丹,主持“多倫會盟”,根治喀爾喀內亂,平定蒙古;
論文治——
·他輕徭薄賦,迅速穩固清朝入主中原尚未完全平定的局面;
·改革稅法,定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國策;
·開博學鴻儒科,收攏朝野遺賢的人心。創建了南書房制度,加強皇權;
·親臨曲阜拜謁孔廟,興禮教,明道統;
·組織編輯、出版一系列大型圖書《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
在康熙之前,中國歷史上少有哪個皇帝能夠有如此大的掌控力——同時成為中原、草原、高原三大文明的共主,能夠汲取的國家力量難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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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
◎絕后的中西視野
絕后,顯露的是一個皇帝的最高特質——之前的帝王沒有人能夠做到這樣;在他身后,哪怕有他作為范例,也再無人能夠超越。
康熙的“絕后”,則在于他的視野:他被西方人稱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科學的皇帝”(李約瑟語)。他長年不間斷地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讓他擁有橫跨中西的視野。
很難想象一個皇帝對陌生的知識,能夠這樣如饑似渴——
康熙掃清鰲拜之后,就開始把養心殿專門設立成了學習自然科學的學堂。每天由傳教士南懷仁講授數學、幾何,每天學習時間不低于兩個小時。除了完成傳統的中國學問,其他的業余時間差不多都分給了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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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仁像
此外,康熙還聘請西方傳教士講授天文、地理、生物、解剖、醫藥等。據說,他光聽過的有關天文學的書就有100多本。
他命傳教士巴多明翻譯了西方解剖學著作,命名為《欽定格體全錄》。他還設置了類似實驗室的設施,時常駕臨實驗室觀察制藥作業。
一個傳教士在寫給路易十四的報告中說:“康熙帶著極大的興趣學習西方科學,每天都要花幾個小時同我們在一起,白天和晚上還要用更多的時間自學。”
更重要的是,康熙對西方科學,絕不是蜻蜓點水式地了解,而是懷著興趣,系統化地學習:
康熙皇帝精通幾何原理,一看到某個定理相關的圖形,就能立刻想到對應的定律和證明過程。他甚至自己寫了一篇科研論文《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論》。他還能夠從史書的天文學部分里找出一些錯誤;在知道了數學跟音樂有密切的關系,又專門學習西洋樂器,可以演奏4首曲目。
德國啟蒙思想家萊布尼茨說:“他以其廣博的知識和先見之明遠遠地超過所有漢人和滿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層歐洲的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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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原本 譯本,上有康熙御批
▌再多的康熙,也無法讓民眾走出愚昧
歷史上,一個英明而強有力的帝王,他的一個喜好、一個選擇,往往就能夠左右一個國家的選擇。彼得大帝對歐洲的欽慕,讓俄羅斯走向了工業化道路。日本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天皇的權威后,以明治維新改變了日本。
那么,空前絕后的康熙,以他個人的英明決斷、對西方科技的濃厚興趣,怎么會看不到科技對于國家發展的強大潛力?
關于推廣西方科技,康熙也并非什么都沒有做,也并不是沒有以此影響到中國——
治療瘧疾的特效西藥金雞納霜(奎寧),挽救了皇帝和大臣的性命。但是,這并沒有促進西方醫學的推廣和研究——西藥被視為宮廷圣藥,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作為籠絡人心的工具。
康熙引進西方的天文知識,讓歷法更加精準。甚至使用新的天文儀器建造了頂尖的觀象臺。但是,天文歷法的知識,仍然是不能為外人道的禁區——因為對天象的解釋權,涉及到統治的合法性,絕不容他人染指。
康熙晚年按照法國科學院的模式,成立了算學館,觀測星空、畫地圖、翻譯書籍、編寫音樂。但是,康熙離世后,算學館已然淪為權力斗爭的工具。
如此種種,科學終究未能在中國開花結果。仿佛中國一次次在科學的門口徘徊,又一次次轉身離去,就這樣與科學失之交臂,令人無比遺憾……
康熙并非沒有意識到科學的好處,對于未來西方的強大,康熙其實是有所預測的,他曾說過:“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僅僅一百多年,鴉片戰爭爆發,這句話就得到了驗證。
既然如此,康熙為什么沒有想到在全國推廣科技,以此改變中國的面貌?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學并不僅僅是一個結果,他自有其誕生的文化土壤——“科學精神”才是科學得以誕生的核心。
科學精神,正在于對待自然和真理的態度——對宇宙自然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尋和捍衛。如吳國盛老師所說:“如果追究起來,自然、科學、理性、真理都是一個意思。”
科學精神的意義,從自然一詞,便可見端倪。我們今天常說自然是被希臘人發明的、發現的。自然,就是自己按照自己的邏輯運作,這個自然的領域就是科學的領域。這與中國人常講的自然其實不是一個意思,中國沒有希臘意義上的自然概念,因為中國的天地人三才之間是相感相通的:人間的偉人如果足夠偉大的話可以改變天象。
科學精神,只有極為特殊的文化土壤才能培育。在諸多人類文明中,許多文明都發展出了高水平的技術,但是,只有古希臘誕生出了科學精神,并且直到最近幾百年的機緣聚合之下,才得以復興,并生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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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很容易大規模傳播和擴展,但是科學,卻需要一個文化中允許這樣一群人的存在,他們不關心腳下,只是仰望星空,有一顆對自然充滿好奇的心,一顆純粹尋求真理的心。
正是因為沒有這樣的文化土壤,我們對科學的認識,從一接觸甚至直到現在仍然面臨種種誤區——
◎科學是本質的發現,不是技術的發明
科學常常與技術混為一談,科學在很長時間里被等同于西方的“船堅炮利”。然而,科學只關心對自然和真理的發現,并不關心是否能有現實的應用。而技術的出現,也不必然與科學相關。就如我們古代的“四大發明”,本與科學無涉。
科學與技術產生密切關聯,甚至科學成為技術發展的動力,是19世紀以后的現代社會才出現的事情。所謂先進的航海技術和槍炮,不過是科學的應用和副產品。
◎科學是超功利的“仰望星空”,不是“學以致用”的學問
科學必須是超功利的、無用的。在科學精神的發源地希臘,人們認為,只有無用的知識才能做到為自己而存在,才能叫做科學,因為任何有用者,必然在“用”之中把自己消磨掉。
但是,“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才是文化中的主流:學而優則仕,學習的目的可以是崇高的為國為民;也可以是升官發財。一般文化的土壤中,很難理解超功利的知識追求。
◎科學是環環相扣的層層追問,不是隨用隨補的粘貼復制
我們看待科技,看到的都只是自己所缺的那部分。近代以來對科學的強調,追求的也都是效率、是立竿見影,缺什么就學什么。少有人意識到,西方的科學,是數百年來對真理不斷追尋、層層累積的結果。真正的科學必須要追根溯源,從根本上學起。
當時人們對西方科技的態度,在這段話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天文歷算,為王朝定鼎制歷之所需;西洋銃炮軍器,為護衛百年之國祚之所需;鐘表器物,則為圣躬賞玩之所需。”
這種文化的土壤,盛產為天地立心的大儒,盛產擅打機鋒的高僧,盛產浪漫情懷的詩人,但難以生長出擁有“科學精神”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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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土壤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種種現實(政治、經濟)的承載,更是一個朝代的合法性的根源。
在一個缺乏科學精神土壤的社會,即使是有再多英明神武如康熙一般的皇帝,也無法讓民眾真正走出愚昧;即使再多的技術發明——火藥造紙、天文儀器,也推動不了社會和科學的進展。而文化土壤的改變,往往非面臨亡國滅種的千年大變局不可。
▌未來中國的最大挑戰,是對待自然和真理的態度
今天,盡管中國的科技土壤已經大大改善了,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依然沒有跳出“科”、“技”不分的怪圈——
·講科學,很容易變成科技,而講科技的時候,指的是技術;
·科學被當作強國富民的工具;
·科學被看作提高生產力的不二法門。
梁啟超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三個關鍵的問題:“其一,把科學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學看得太勢利了、太俗了。”
看得太低,就把原本密不可分的人文與科學分開了,把前者視為“道”,后者斥為“術”。看得太窄,就只關注科學研究所產生結果的價值,而不知道科學本身的價值。看的太勢利,就把原本與人人相關的科學,看成了只有相關人士才需要學習、了解的。
科技的誤區,從來沒有消除,只是在百年間不斷地強調中反復撕扯。科學精神的培育從來都不容易——技術落后,只要有榜樣、有路標,就能追趕上來;先進的技術手段,盡可以直接“拿來”。
但是,科學精神,卻與每個人、每個家庭息息相關——它是當下時代清醒地生活、面對未知變化,擁抱現代文明必不可少的基本素養。
科學精神只能從個人開始,從堅持真理的追尋、拓展自然的好奇開始,耐心培育,小心呵護——給孩子從小種下好奇的種子;在家庭中培育求真的氛圍;面對公共話題和社會事件,堅持理性獨立的思考……
正如本書譯者之一吳國盛所說:“在這樣一個大轉折時期,如果沒有一個對世界大局、人類文明大局以及中西文化大局的清醒思考和正確認知,就很可能迷失在劇烈轉型和變革之中。我想,這也是我們今天談論科學文化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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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重新理解科學,已成當務之急。我們亟需一套正本清源之作,幫助我們進一步認清科學精神,讓個人從根本上遠離時代的盲目與無知;進一步喚醒對自然的好奇和對真理的追尋之心,讓個人走向理性與強大。
《劍橋科學史》,就是這樣一套書架上必不可少的“科學經典”。它是一套科學精神入手,破解科學謬誤、形塑科學土壤的典藏版世界科學通史:
◎從科學精神入手,回應“李約瑟之問”的百年爭論
本文開篇李約瑟之問的本質,表面上關乎的是對科學的理解和認知;實際上,關乎的是對人類文明演變、對現代文明常識的理解和認知。
科學精神是從古希臘理性與自由的土壤中誕生,科學精神的歷史,可以看做是理性和自由在人類文明演變中的歷史。重新審視科學和科學精神,正是遭遇西方科學數百年后,我們仍亟需補上的一堂現代文明必修課。
◎走出種種科學誤區,看清未來走向的醒腦之作
對科學的認識之所以會走進種種誤區,是因為,我們從未完整地看清科學在文明中的全貌。這套《劍橋科學史》還原的,正是科學最真實、最完整的樣子——書中不僅理清了科學與技術、與信仰之間的關系,更在每一章節中,完美結合了科學理論與人文思考,堪稱一套全面厘清對科學的種種誤解的“醒腦之作”。
這套集權威、思想與工藝于一身的《劍橋科學史》,是當下全球唯一一套科學史通史,更是一套致敬科學精神的“哲學經典”和寄托了卓越標準的“藝術經典”,其價值與典藏地位無可取代。搞清科學精神的來龍去脈,是守護科學精神的關鍵。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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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Leonardo20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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