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商人救國

當八國聯軍掃蕩北京，慈禧太后倉皇西逃時，商業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難逃一劫。為了保住帝國的最后一道香火，官商盛宣懷和士商張謇竟然出人意料地聯手演出了一場“東南互保大戲”。

這是新興的企業家階層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現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此后，中央威嚴盡失，變革力量從體制內轉到體制外，激進思潮日漸蔓延。而中國企業成長的主流，也從由上而下的洋務運動，轉為由下而上的民間創業熱潮。

來源：《商界》雜志 作者：吳曉波（知名財經作家）

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義和團運動，提出的口號是“扶清滅洋”，受盡洋人欺侮的慈禧想借用這股力量掃除外國實力，于是下決心與諸國開戰。8月14日，八國聯軍2萬人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倉皇西逃，史稱“庚子國變”。

商人首倡“東南互保”

就在北京慘遭洗劫的同時，各國軍艦也氣勢洶洶地游弋在上海港、廣州港及長江沿岸，商業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難逃一劫。這時候，官商盛宣懷和士商張謇聯手出演了一場很精彩的“東南互保大戲”。

5月間，義和團北京鬧事的時候，盛宣懷就覺得大事不妙，他借口到上海“考察貨物時價”悄悄南下，一邊打理實務，一邊密切關注時局。對義和團運動，他力主鎮壓，認為“拳會蔓延，非速加懲創，斷難解散。”他的觀點得到洋務派大佬們的認可。當時，李鴻章被派到廣東任總督，張之洞在湖廣，劉坤一在江浙，袁世凱在山東，也就是說最清醒的官員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來。當老太太悍然向八國宣戰的時候，四大總督都知道大禍將至，張之洞在圣旨下達同日，電奏朝廷，“懇請嚴禁暴民，安慰各國，并請美國居中調停”，李鴻章更絕，他徑直對轄內官員說，北京的電報發錯了，“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但是，大家對如何解決危機仍束手無策。

這時候，盛宣懷提出“東南互保”方案。具體來說，就是四大總督向各國公使保證，他們將“奉詔”自保疆土，長江及蘇杭內地的外國人生命財產，由各督撫承諾保護，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財產，則由各國共同保護，“此疆爾界，兩不相擾”。

互保方案明顯與慈禧的宣戰圣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滅門大罪。盛宣懷斗膽提出，居然得到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響應。在南通辦紗廠的“狀元企業家”張謇，得聞此議，也非常認可，并積極參與促成。幾位總督中，劉坤一最為首鼠兩端，他對形勢判斷不清，與李、張等人又有心結矛盾。這時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張謇出面勸說，張在回憶錄中對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劉猶豫，復引余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余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其客曰：“頭是劉姓物。”即定，議電鄂約張(張之洞)。由此可見，劉坤一聽了張謇的進言，終于決定提著腦袋搞互保。

張謇搞掂劉坤一后，盛宣懷則連日周旋在各國公使之中，“憂心焦思”，力圖說服。盛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國公使看來，是全中國最有信用的人之一。況且，他們也不希望江南戰亂，損害了已有的商業投資。互保動議竟然得到了實施。經過盛、張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煙滿天的時候，南方終于沒有發生戰事。《清史稿》記錄此事，認定“宣懷倡互保議”。

庚子國變后，慈禧被嚇破了膽，由“極左”而變得“極右”，日后講出了“傾舉國之力，與洋人結歡”、“寧與洋人，不與家奴”等著名混話。

為了跟列強談判，她又想到了李鴻章。1901年冬，李鴻章簽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賠款條約《辛丑條約》，賠款列強共4.5億兩白銀，相當于11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總和。

11月7日，李在京郊賢良寺郁郁而亡。李鴻章逝后，曾有人預言他的“幕中第一紅人”盛宣懷肯定是鴻運到頭了。沒有想到，他仍然是屢當重任。究其原因固然頗多，而最緊要的一條則是，帝國之內實在沒有人比他更會辦理實業了。1901年12月，他被加賞為太子少保銜，第二年2月，授工部左侍郎，進入中央決策機構。

“東南互保”在中國政治史上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圣旨被當成“亂命”，意味著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已經瓦解，皇權殞落，看來只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了。而讓人意外的是，促進此事者，卻是一群注重實業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懷在當時的官階只是一個二品頂戴的“道員”，而張謇更不過是一個已經下海經商的狀元，其他活躍的人還包括湯壽潛和沈曾植等人，湯當時是浙江一個學堂的校長，后來與張謇合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企業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沈則是南洋公學(后來的上海交通大學)監督(校長)，后來創辦過造紙廠。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近現代史上，新興的企業家階層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現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的成功，得益于開明理念、社會聲望、商業實務上的積累以及獨特的妥協智慧。

民間士商實踐公共治理

從戊戌變法失敗到庚子國變，中央威嚴盡失。變革力量從體制內轉到體制外，后來十年，孫中山的革命黨不斷起義，激進思潮日漸蔓延。而中國企業成長的主流，也從由上而下的洋務運動，轉而為由下而上的民間創業熱潮。

1900年之后，張謇的大生紗廠進入全盛期。在義和團事件中，北方大亂，南方卻未受影響，反而因局勢動蕩，造成洋紗進口明顯減少，機紗市場價格堅挺。這年秋天，張謇在日記上高興地寫道：“廠事復轉，銷路大暢。”到年底，大生獲純利達11.8萬元。從1901年到1907年，張謇一口氣先后創辦了19家大大小小的企業，赫然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

張謇經商十分成功，不過作為士商代表的他卻志不在此。

在“東南互保”中盡全力后，他繼而起草了一份《變法平議》，提出四十二條具體的改革意見，呈遞給朝廷后，竟無任何下文。失望之余，他決心從實業、教育入手，在民間層面實現自己改造社會的理想。他常對人說，“我知道，我們政府絕無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圍內，得尺得寸，盡可能的心而已。”

張謇的盡心構思是，靠一己之力量，徹底改造自己的家鄉南通縣。而實行的辦法就是“父教育，母實業”，把南通建成一個帶有自治性質的模范城市。

1903年開春，張謇在南通創辦小學，那時普遍一般都叫“學堂”，張謇稱“學校”很是超前，十年后，新生的民國教育部才通令全國一律改稱“學校”。張謇的小學分為本科和講習科。4月23日，本科生復試的試題是他親自擬的，經義兼國文的題目是《先知先覺釋義》，歷史題為《三代學制大概》，地理題為《中國生業物產大概》，還有兩道算術題。

據記載，考試那天，大雨滂沱，學生都是撐著油紙傘來的，監考的教習中就有以后鼎鼎大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另外還有多位日本籍教習，張謇壁立校門，淋雨迎候每一個學生。學校開學前夜，張謇和一個助理逐一檢查學生宿舍，月沉星稀中，助理舉蠟燭，他拿錘子，在每個房間門口釘門牌，把釘子敲牢，直到后半夜。他為學校立的校訓是，“堅苦自立，忠實不欺”。為了提高教師收入，有一年，他在一次股東會上提議，把旗下一家墾牧公司原來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作為分紅股份，給南通師范學校450股，公司職員460股。

南通原本是個偏處一隅的小城，在張謇辦廠之前，城內人口不過4萬，沒有任何工業，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們按農業社會的節奏過著傳統的生活方式。小城被一條叫濠河的河流所環繞，千百年來有“富西門，窮東門，叫花子南門”之謂，張謇便把自己的事業都投注在南門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他立誓要在這里建一座中國最好的模范城，隨著他的企業日漸增多，荒蕪的城南竟漸成氣象，南通舊城內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狹窄，寬不過兩間，只能通人力車，南邊的新城則道路寬廣，可通汽車，沿著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師范、圖書館、博物院、更俗劇場、南通俱樂部、有斐旅館、桃之花旅館，以及女工傳習所、通海實業銀行、繡織局等等企業及公共設施比鄰而興，南通向外界展示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張謇經商一生，所積財富數百萬兩，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設。他的平常生活十分儉樸，每餐不過一葷一素一湯，沒有特別客人，不殺雞鴨。1903年，他應日本博覽會之邀去日本考察，買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艙客票，有人驚訝于他的節儉，他答曰：“三等艙位有我中國工、農、商界有志之士。一路與他們敘談振興實業之大事，乃極好良機，求之不得。”他曾計算，經商二十多年中，用在公共事業上的工資、分紅可記150多萬兩，加上跟他一起辦企業的哥哥所捐，總數超過300萬兩。

張謇多有名言留世，他常言，“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斯人的眼光與胸懷，實為百代僅見。

官商深陷外資騙局

1900年前后，中國商業界還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事件，那就是洋務派最重要的礦務實業——開平礦務局被英國人騙走了。這個騙局牽涉英、德、美三國，甚至還是由一個后來當上了美國總統的年輕人操盤的。

開平煤礦由李鴻章決策、大買辦唐廷樞一手創辦，到1895年之后，它跟招商局一樣，落入了佩著頂戴的官商之手，出任督辦的是恭親王的親信張翼。煤礦的發展需要不斷的資金，朝廷沒有資本注入，而張翼又不愿意讓商股在總股本中占據優勢，于是他選擇了對外舉債。1899年9月，張翼通過德國顧問德璀琳向英國墨林采礦公司借款20萬英鎊，以開平礦務局的全部資產作為抵押，代表墨林跟張翼談判的是一個時年25歲、叫胡佛的美國年輕人，即美國1929年時的總統。

1900年6月，義和團在天津起事，京津一帶驚恐萬狀。張翼也躲進了英租界的家中。一個多月后，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某日，英國駐天津領事親自帶兵沖進張宅，以張家養有大量鴿子為由，認定“疑與拳匪相通”，逮捕了張翼，把他關在太古洋行的一個舊廚房里。

當時，慈禧已經西逃，京津被聯軍控制，“通拳匪”是一個不用審判就可以殺頭的罪名，張翼被嚇得魂飛魄散。在被關押了兩天后，德國人德璀琳出現了，他告訴張，天津的煤棧被燒毀了，唐山礦區亂成一片，為了避免戰火，他建議將開平煤礦掛上英商的招牌。他隨即取出一份事先擬好的“護礦手據”，內容是委任德璀琳為礦務局總代理人，“委派古斯塔·馮·德璀琳為開平煤礦公司經紀產業、綜理事宜之總辦，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權。聽憑用其所籌最善之法，以保全礦產股東利益。”也就是同意德璀琳可以自行處理一切事宜。德璀琳說，只要張翼簽了字，由他向各國使館擔保性命無虞。張翼簽字，第二天就被放了出來。

7月30日，得到“便宜行事之權”的德璀琳跟胡佛坐在了一起，前者代表開平礦務局，后者代表墨林公司，簽訂了出售合約，價格是象征性的八英鎊。接著，墨林又轉手將開平賣給一個名為“東方辛迪加”的英國財團，12月28日，新組成的開平礦務有限公司在倫敦注冊。在簽署正式“移交約”的時候，昏庸的張翼又被耍了一把，中文合同與英文合同存在明顯的表達差異，中文為“保管、托管”，英文則為“出售”。為了安撫這個慷慨的大官商，胡佛則答應張翼可以擔任終身“駐華”督辦，其所持有的3000股開平老股可換成7.7萬新股，此外還給他20萬兩白銀用于打點上下。第二年2月下旬，英軍進駐礦區，升起米字旗，胡佛被任命為新公司的總辦，并得到8000股的公司股票。他搞了半年的接管工作，在寫給董事會的報告中稱，“我們的任務完成得令人滿意，而留給我們后任的乃是一個前程遠大的企業。”

開平礦務局被騙走后，闖下大禍的張翼一直刻意隱瞞此事，直到1902年11月，因為一次“降旗事件”才被捅了出來。當時煤礦懸掛了清朝黃龍旗和英國米字旗，英國人認為轉賣事宜已經抵定，就強行降下黃龍旗，結果引起礦工的強烈抗議。有人將此事密告袁世凱，騙局才告白天下，頓時引起朝野震驚。清廷責成張翼赴英國起訴墨林公司騙取煤礦一案，隨張一起去的，是因翻譯《天演論》、提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出名的著名學者嚴復。這場國際官司一直打到1905年底，張翼花費了百萬白銀，經過數月14次的開庭審理，法庭最終的判決卻是，承認墨林有欺騙行為，但仍然以“無法強制執行”為理由將煤礦判給英方。清廷不敢得罪英國，此事居然不了了之。

就在胡佛操盤騙取開平的時候，唯一提出抗議的是一個比他年長8歲的中國商人，他叫周學熙(1866～1947)，時任礦務局總辦。根據規定，在“移交約”上需有督辦、總辦一起簽字，周拒絕簽字，并因此憤然辭職。在其后十年中，周學熙為了奪回開平，謀篇布局，大開大闔，商戰從清朝一直打到民國，最終卻還是功虧一簣。

結語：國不強，則商不立

從張謇等人身上，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在國難亂世之中，新生的企業家階層并不是一群只知道維護一己利益的人，也不是一群被改造的、隨波逐流的人，他們在很多時候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理性是其他階層的人們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他們因自己的事業而形成了一股特別的力量。在有些時候，竟讓人覺得他們也許是真正勇敢的人。

在晚清，張謇與盛宣懷是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的兩大代表人物，對比兩人事業格局，十分有趣。

自1895年之后，盛宣懷的注意力全部投注在鋼鐵、礦產、鐵路和銀行等領域，這些公司均屬于資源性行業，需得到強大的政府政策扶持，因壟斷而具有暴利性。張謇的事業則在紡織業、圍海養殖等民生產業，在這些領域中，進入已無門檻，國際資本聚集，是一個充分競爭性市場。兩人事業，上下游涇渭分明，竟儼然成了規律，在后來一百年的中國經濟中，國營資本大多循的是盛式路徑，而民營資本走的正是張謇道路。

相反，開平礦務局的被騙案例再次以最直接而殘酷的方式證明了那個道理——國不強，則商不立。此后四十多年，開平煤礦始終被英資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底才由新中國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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