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農民養老金，可能是解決內需不足最直接的辦法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6月27日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提了一個數字：

把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從現在的240多元，提到每月1000元。

他說這是解決內需不足的辦法之一。

初步測算，每年能拉動GDP增長0.3%到0.5%。

這個建議不是他第一個提的。

鄭功成提過，蔡昉提過，邢自強也算過賬。

每次提出來，討論一圈，然后就被更大的聲音蓋過去了。

今年不太一樣。

前五個月社零轉負，投資負增長，出口也在面臨越來越多不確定性。

兩駕馬車在減速，第三駕——消費——不能再停在原地了。

劉世錦這次發言的時機，比以往都更成熟。

劉世錦用了一個詞：“K型發展”。

這個詞這幾年常用來形容股市——少數板塊向上，多數板塊向下。

但他說的是整個經濟：出口和創新在往上走，內需和消費在往下走。

兩條線之間的裂縫越來越大。

他把裂縫的根源歸結為一件事：儲蓄率太高，消費率太低。

中國儲蓄率長期在40%以上。

企業儲蓄高，是因為國有資本利潤留存多、分紅少，大量資金只能變成投資。

居民儲蓄高，則主要來自高收入群體——他們貢獻了絕大部分儲蓄，但消費傾向很低。

而真正想消費的低收入群體，手里沒有多余的錢。

這個結構性的錯配不是今天才有的。

過去房地產和基建投資還在高位的時候，非生產性投資撐住了終端需求，消費占比低的矛盾被掩蓋了。

現在地產和基建下來了，消費這個短板就徹底暴露出來了。

按劉世錦的說法，中國消費占GDP比重比國際平均水平低了約20個百分點——不是“偏低”，是“結構性偏差”。

過去一段時間，提振內需的主要手段是消費補貼。

去年國補總額約3000億，今年第三批625億上個月底也上線了。這些措施在邏輯上屬于挖掘存量——讓已經有消費能力的人多花一點。

走到今天，這個方向的潛力已經基本見頂了。

高收入群體消費傾向本來就低，再怎么刺激，增幅也有限。花錢這件事，人多力量大。得讓沒錢的人也有能力花錢，消費占GDP的比重才可能從40%往上挪。

想讓沒錢的人有錢，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發錢。

而發錢這件事，最麻煩的是甄別成本——怎么保證錢發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又怎么避免在層層審批中損耗掉。

農村老人是這個問題的最優解。

這個群體界限清晰，幾乎不需要甄別。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已經覆蓋了約1.7億領取待遇的人，賬戶是現成的，只需要把金額往上調。

不需要重新登記、不需要資格審查、不需要開新的系統。行政成本幾乎為零。

消費轉化率也幾乎是確定的。

農村老人月均養老金240多元，日常開支被壓到極限。

多發的每一塊錢都會被花掉——買個菜、添件衣服。

他們不是不會花錢，是窮了一輩子，手里沒有余錢。

如果每月有穩定收入，消費這件事不需要教。

連帶效應可能比直接拉動更可觀。

中國目前最苦的兩代人往往是一家人：六七十歲的農村老人和他們三四十歲的孩子。

后一批人正是進城打工的主力，也是最不敢消費的群體之一——不是因為沒收入，是因為身后沒有安全網。

如果老家的父母每個月有幾百上千元的固定養老金，子女對未來的焦慮會大幅減輕。

不需要自己存夠所有養老錢，今天就可以適當地多花一點。

劉世錦的測算比較保守，每年拉動GDP增長0.3%到0.5%，約1.2萬億。

邢自強的估算更激進一些：消費占GDP的比重可以從40%提高到45%，中國的消費市場規模達到10萬億美元。

不管用哪個口徑，這筆賬都是正的。

但是還是那個老問題，錢從哪來？

問“從哪來”的前提，是先問“錢現在在哪”。

當前財政對養老保險的補貼每年超過2萬億元。

這筆錢絕大部分流向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領取者——主要是農村老人——人均每月只有240多元。

同一個國家的養老體系，一邊每月五六千甚至更高，一邊每月兩百多。

差距不是幾倍，是二三十倍。

2014年養老金并軌改革，為了讓體制內不反對，明確承諾了“利益不受損”。

為了對沖個人繳費的支出，在崗職工平均工資三年漲了50%，體制內平均退休金從每月兩千多漲到了現在的六千多。

這件事做得非常到位——說明提高養老金在技術層面上沒有障礙，錢也是找得到的。

只是看往哪個方向用力。

所以提高農民養老金的錢，不需要從零開始籌集。

現有盤子2萬多億，只需要重新切一下比例。

從傾斜城鎮轉向兼顧農村，從補貼已經相對充裕的群體轉向補貼幾乎沒有保障的群體。

這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是“怎么分錢”的問題。

怎么做，大致有三種路徑。

最簡單的是直接提高基礎養老金。

把標準從240元往上調，操作上沒有任何門檻。

但如果不觸動另一端——體制內居高不下的退休金——單純做增量，財政壓力會累積，公平性也解決得不徹底。

如果走這條路，至少要同步建立退休金暫停增長的機制。

比如高于社平工資的，就先別漲了。

更徹底的方案是蔡昉一直主張的普惠非繳費養老金：不需要個人繳費，由財政負擔，覆蓋所有群體。

按當前2萬多億的補貼總量均攤（注意，這里說的是補貼部分均分，個人賬戶繳納的該怎么領還是怎么領），每人每月約560元。

除此之外不再另補，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盡量做到當期平衡。

這樣做的好處是，自然就實現了“此消彼長”——不再需要單獨去調體制內的退休金，制度本身就公平了。

在此基礎上，職工養老保險的繳費比例可以從目前的24%降到12%左右，和美國、加拿大、韓國拉平，對活躍經濟和促進就業都有利。

這條路最大的阻力也最明顯：受益最少的群體，恰恰是話語權最大的群體。

中間還有一條折中路線。

成都的做法是，農民按上限繳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后，基礎養老金參照城鎮職工的計算方式，用社平工資乘以系數來確定。

目前成都農民按上限繳費，一個月能拿到707元，加上財政補貼163元，合計800多元，僅次于北京和上海。

這個模式的巧妙之處在于，它用的是同一套計算公式，自然就拉平了城鄉差距。

不足是要求繳費較高，需要給低收入群體打上免息或低息貸款的補丁。

回到開頭的問題：提高農民養老金能解決內需不足嗎？

能解決一部分。

不是全部，但可能是目前所有可行方案里性價比最高、覆蓋面最廣、副作用最小的一個。

它一舉啟動了最沒有消費能力和最不敢消費的兩代人。

一個政策工具能同時觸達這兩個群體，這并不常見。

而且它附帶的正向效應不止在經濟上。

一個農村老人每月能領到一筆體面的養老金，他不需要再為了一袋米、一桶油看誰的臉色；他進城打工的孩子，也能在月底少一份焦慮。

這不是施舍，是過去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積累的紅利中的一部分——從高儲蓄、高投資的路徑中釋放出來，重新流向那些曾經貢獻過、但被分配機制遺忘的人。

劉世錦說，這需要新一輪思想解放。

他說的“思想解放”，大概指的是換一個角度看問題：當消費成了經濟增長最大的短板，以前被認為是“消耗財政”的社會保障支出，就不再是成本，而是投資。

而且可能是眼下回報率最高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