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于95后集體記憶、身份錯位與人生可能性的考古之旅

在不久前進行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名為《咕咕呱呱》的紀錄片悄然登場，本片帶來了導演祝新繼《漫游》、《鳳凰山下·詞》后的又一次作者性探索。

影片緣起于一個幾乎被互聯網遺忘的少兒節目名稱，卻在創作過程中演變為一場關于95后集體記憶、身份錯位與人生可能性的考古之旅。

在上影節期間，我們與導演祝新及主創團隊進行了深度對話，不同于傳統紀錄片的紀實路徑，《咕咕呱呱》大膽采用了“混合態”的創作手法——在真實的尋找中嵌入虛構的戲中戲，利用錄像帶、老廣告乃至家庭錄像，構建出一個記憶與現實互文的迷宮。

從失聯多年的幼兒園老師到恰好播放著《小老鼠上燈臺》的超市搖搖車，影片記錄了無數“神跡”般的巧合；而那只跨越重洋最終回到主人身邊的“小羊”，更是完成了對“記憶是否真實”的一次溫柔叩問。

以下是本次采訪的完整內容，讓我們一同走進祝新與方天宇等主創共同搭建的這個關于時光與遺憾的“夏令營”。

專訪正文

導筒：想要拍攝95后群像式紀錄片最開始緣起是什么？

祝新：我們周圍有很多朋友想要找到一些童年時丟掉的東西，最后真正決定要去做的契機是我的一個發小，他問我知不知道一個電視節目叫《咕咕呱呱》，我覺得這個名字非常神奇，想幫他試著找一下，拍之前我發現我沒有任何線索，我覺得需要一個電影的方向或者紀錄片的方向，也許會推動這件事情完成。

方天宇：這個項目的出發點就是片名《咕咕呱呱》，有一天見祝新的時候，他跟我提起了他的朋友方舟，小時候參演過這個少兒節目，但是他手上沒有這個節目的任何視頻，網上也完全搜不到這個節目內容。然后他說方舟每次聊天的時候都會提起來這件事，因為我平時就對這種失傳的節目很感興趣，所以聊著聊著就說要不要以尋找這個節目來一起做個片子。

導筒：“記憶可能被篡改”“記憶可能不是完全真實的” 是最初想拍這個片子的時候就有的一個拍攝核心點？還是在拍攝過程中捕捉到的著力點？

祝新：這個片子最開始的創作，我跟方天宇是確定了這個故事會走向哪個位置，我們知道會有這么一個故事的結構，從這追尋一個失去的東西，找到我們失去的童年。著力點最開始是想放在尋找的過程上面，再通過尋找的過程回到過去，像那些班主任，或者說是童年的玩伴，通過這個方式反映出我們這一代人的心理狀況。

拍攝幾天之后，我提出一個設想，基于這個片子比較長的一個虛構段落。我就問方天宇，你的人生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因為故事里面尋找的東西不僅僅是一個結果，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個會改變他的分叉。《咕咕呱呱》的創作，最開始有一個相對清晰想要去抵達的終點，但在那個過程中，我們不知道會經歷什么或者說我們能不能到達那個終點。伴隨著這樣一種不確定的尋找，我們有了影片中段的一些結構。

方天宇：影片的起點是很純粹的尋找《咕咕呱呱》這個節目，在這個片子到底要拍什么內容、以什么方式拍攝的討論中，逐漸冒出來了虛構設計的想法，同時衍生出來一些關于記憶不穩定性的討論。

導筒：有些拍攝鏡頭沒有那么“紀錄片式”，反而有些“故事片”的構圖，是提前規劃的，還是也是臨場發揮？

祝新：有一些場景是發生在鏡頭之外的，我們希望它能夠被看到，或者說被觀眾得知。在這個影片創作的過程當中被設計、復現。實際上在紀錄片的場景中，比方說片中人物見面和他們表達出來的情感，肯定都是非常真實的。

明確虛構的段落我們也直接告訴大家，就是方天宇的部分，完全編排的段落是比較少的，更多的是在創作的過程中慢慢找到一些新的方向和狀態。

導筒：為什么會想要采用戲中戲的設計？戲中戲目前畫面呈現是紀錄片式的，剪輯過程中是否有考慮過以故事片的方式剪輯？

祝新：我覺得我一直是故事片思維的創作者，會希望故事能夠抵達預設的終點，但是如果強行抵達，會需要調整整體結構。在后期剪輯過程中，關于遺失物的對話，我們是沒有涉及到的。

影片開場的那一段，他們也在回憶曾經來自哪里，我不希望尋找變成一個比較單向的東西，我希望從故事的開始，觀眾能夠進入到比較遙遠的歲月里，也許并沒有經歷過那樣的一個時間，或者說那個時間他還未出生，或者他已經是一個成人了，他沒有辦法以那樣的視角去觀看和想象。僅憑那些玩具或者說廣告、監控錄像，他們沒有辦法進入那個世界，所以我希望通過剪輯的方式引導他們去思考，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滲透進時代的印象，它會像召喚一樣，突然出現。整體的故事結構，基本都是拍完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了。這個工作相比劇情創作來說還是更艱難的，剪輯指導看了好幾十個小時方天宇給的錄像帶。

導筒：您與聯合導演（方天宇）合作創作的過程中，具體是怎樣的模式？

祝新：我們很早就認識了，就想要一起交流和創作，但這一次是我問他有沒有興趣一起創作，很感謝他請了長假，從北京過來，跟我還有攝影指導，我們三個人一起花時間完全投入在創作里。它其實像是一個小組作業，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相互輪流頂替的，因為它沒有辦法保證每一個人都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去拍攝，我覺得在這個過程出鏡和入鏡，它本身就沒有很明確的要求，我們也在那個過程中探索和尋找自己的位置。這樣一種工作方式，其實是很像一個夏令營的，那個時間點剛好是兩年前的這個時候。對我來說就是當我開始花更多的時間跟另外兩個創作者相處，以及進入到他們的生活中。作為一個紀錄片來說，它也積極的幫助到我們，去更深入的進入這個話題。

導筒：您與導演（祝新）合作創作的過程中，具體是怎樣的模式？

方天宇：這部片子其實可以算是集體創作，并且在制作中隨時更新的作品，包括祝新、我、攝影鄭舒揚、剪輯溫柏高，以及片中所有拍攝到的人物都時時刻刻影響著這部片子的發展與成型，當然我覺得最后的把控主要還是祝新。很多時候是祝新提出一個想法后，我根據這個想法與他討論，然后形成一個如何去操作實施的計劃。包括這個項目一開始拍攝從尋找《咕咕呱呱》這個節目到變成一個群像式尋找過去的主題，以及整體影片想要的調性都是我和祝新在開拍前的討論中形成的。然后片中關于我小時候沒能成功上電視臺的內容，是在開拍前的討論中我突然想起來的一段被遺忘的記憶，從這條線我和祝新拍攝挖掘時引出了不少想法，因此這也成為了片中占比較大的內容，當然在整個拍攝周期內，我是所有被拍攝對象中最方便、可以隨時出鏡的人。因此在延展這一塊的內容上，我的參與更深，包括后續祝新提出來編排另一個世界的我后，那些虛構內容的構想、幼兒園采訪小孩的DV視角拍攝，還有引入我母親曾經懷上過另外一胎這件事。

導筒：影片中很多有年代感的視頻素材放在開篇，這樣的設定有怎樣的考量？

祝新：在剪輯階段，我的想法就是希望讓觀眾進入電影院的時候，能夠沉浸到與他現在生活離得比較遠的時光里，那會是一個引導。最開始這些玩具的下落，或者說丟掉東西的下落，女孩丟掉的小羊，她寫的同人文小說，《咕咕呱呱》那個錄像帶，如果永遠沒有被找到的話，那他們有沒有什么話想說。但最開始的時候，觀眾并不一定明白那個東西是什么，隨著故事的深入，慢慢知道這個東西可能跟故事里的人物之間是有對話的。

這么設計其實是有冒險的決定吧，能夠帶入進去的話，當人物出現的那一刻，他會覺得像是兩個世界結合的故事，會發現第一刻出現的方天宇，變成一個可能相對真實的人，沖擊感會比較大。這也正是我想要去討論的，在記憶和現實世界中交互的過程。

導筒：在影片的風格上，是否有參考作品，或者是更想開創新形式？

祝新：最早的階段里，首先的方向，是方天宇對于錄像帶他是有直覺的，我們有一起討論過去創作的作品可以幫助到我們，拉杜·裘德用了很多羅馬尼亞電視臺的廣告做的片子，我覺得還蠻瘋狂的，他建立了一個新的世界觀，就像一個電視臺一樣。那是跟他的時代相關的一些東西，我自己也希望去打破在《鳳凰山下·詞》或者之前做的紀錄片，探討創作與真實的關系，然后慢慢滲透進結構中。

最開始我們明確要跟錄像帶產生聯系，因為要追尋的就是一個錄像帶，在這個過程當中，慢慢會有虛構的因素參與進來。這個虛構的部分會跟我看的真人秀《救援高手》有關系，它會有一些反直覺的觀感，在真實世界里做一些高于真實或者打破現實的東西。

這些作品都讓我們有信心去討論對這個話題的嘗試，從創新的角度來說，整個片子的結構更加忠于我們正在經歷這個事情的感受吧。我認為混合態的創作需要找到它的立場邏輯與時間性。在保證這些的前提之下，能夠形成一個整體，那我想這就是它的風格了。

導筒：是否在后期過程中，考慮過以“偽紀錄片”的類型來重新梳理和結構原素材？

祝新：最開始想要一個跟“偽”相關的呈現，是因為我發現在真實時間中發生的事情，沒有辦法當場用攝影機記錄下來，我們會選擇怎么去做？是通過口述去還原這件事情，還是想要真正被看到，或者請當事人回到現場重新去演繹一遍。這是我最開始對于紀錄片“偽”的一個問題，通過這樣的創作尋找一個方式去理解它。這個故事當中的“偽”，像我們小時候寫一篇小學生作文，如果沒有發生那件事情，會引發關于童年的暢想，關于未來人生的假設。假設它能完整體現我們的心理狀態。

這段文字是方天宇在現在試圖用過去的口吻去寫的那篇作文，作文的名字是《假如當年我的屁股沒有露出》，比方說很多恐怖片會用偽紀錄片的形式去呈現，是讓觀眾更有代入感，我們去呈現“偽”是希望觀眾抽離出來，帶著一個搬演的視角去觀看這部作品，能夠辨認清楚真實跟虛構兩個事件。這是我們一直想要去嘗試的東西。

導筒：片中的山洞是不是《漫游》的山洞棟樓？男主和媽媽進去過一次講到了打胎啥的，結尾有一段結婚的老錄像也進去了一次。

方天宇：結尾那段結婚錄像，是我爸媽當年結婚錄像帶的內容，她們進去的是另一個山洞，是去拜求子觀音。尋求孩子這個點和正片中說到的內容也成了一種呼應，不過安排我母親說曾懷過另一胎選在山洞拍攝，當時并沒有想到這么多，是為了讓那場戲的轉折在影像上有一種經過通道的感覺。在結尾剪輯用上我父母真實錄像帶，這一段是剪輯溫柏高的設計。

導筒：想知道紀錄片的原始被采訪對象共有多少位？從成片來看，采訪樣本都是編導同學朋友。

祝新：我們很多角色的內容其實都沒有剪進去，不只是采訪，包括找到小羊，一些延展性的故事都沒有放進去，因為有些東西在當時的時間點上已經獲得了一個結果，小羊找到已經是半年之后的事情，我們覺得它好像就屬于那個時間，可能它對于作品來說，已經被封存好了，我們也不希望被結果或者過程打破。

在不同的受訪主體上，我們保留的是他們感受與經歷的部分，我們不希望采訪變成口述，一種信息的介紹。面對記憶，雖然我們獲得的信息大部分來自于口述，但我更希望觀眾能夠感受到他們當下的狀態，而不只有關于記憶的部分。通過影像或者對現在的延伸會更有觀看的必要。

導筒：這部影片相比你們過往作品在制作中有哪些不同之處以及印象最深刻的時刻？

祝新：我覺得它可能是跟歷史有關的一種創作方向。哪怕是《鳳凰山下·詞》，我覺得它更抽象，這個作品它可能是一個具體的感受，它關于我周圍的一群人，應該會是我這個階段最后一次用非常低的成本，比較獨立的小團隊的方式去工作。這并不是我故意想要去堅持的創作方式，而是我認為就是作為青年創作者的階段吧。我還沒有對真實具有敏銳感受的時候，我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創作模式，去更多感受真實世界的反饋，它有可能會改變周圍的一些事情。它的變化我希望是真實的，但不變的就是用獨立低成本的方式進行創作，我希望在未來的時間點，還可以繼續堅持下去，但是現在這個階段可能有點困難。

陳馨伽蘭：這個作品的工作方式是非常獨特的，這不像是正在創作或者是要去把控的項目，它很像是在生活當中自然而然要發生的事情，很像一個事件，你知道它正在發生。我們工作的方法是完全沒有設限的，包括導演或者是主創，他可以去追問他任何想要去深入了解的話題。從制片的角度上來說，沒有任何方向上的約束。

對我來說每一天都有意想不到的素材，甚至是無法被描述的感受。當然最后在成片階段，制片一定會有非常具體的工作要去做。但在創作的過程當中，這會是一種很難被復制的體驗。

關于虛構和非虛構，從我的理解來看，雖然我是在這個項目中的，但我覺得我的視角是比較割裂的，我既像半個觀眾，又像半個主創。談論虛構和非虛構的方法或者構想的時候，我會把搬演內容理解成是一種想象的非虛構，它是腦海里面即將發生的事情，是我們腦海里既定發生的幻想。但它呈現出來像是虛構的，事實上是腦海里的非虛構。

比方說方天宇，他在尋找他人生的第二種可能性，或者我們在復現生活中已經發生的事情，當時沒有被鏡頭記錄下來，在搬演中去還原，這都是想象中我們視角里的一種。非虛構只是用虛構的方式呈現，我的感受會和其他主創不太一樣。

方天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兩件事，一個是片中出現的我的幼兒園老師，我與她已經失聯多年了，連她的完整姓名都不記得了。那天去往已經被拆掉的幼兒園舊址拍我打電話的鏡頭后，想著碰運氣，于是去了幼兒園搬到的新址，試圖問保安看能不能找人，可以問到當年老師的聯系方式。結果在門口接女兒的一位家長，聽到我跟保安說想找一位姓姚的老師后，她拿著手機上一個聯系方式問我說是不是這一位。原來姚老師退休后，自家的孫子也到了這個幼兒園，她從當年的老師變成了學生的家屬，然后她的孫子與我剛好在門口碰見的學生家長是一個班的，所以她一下子就聽出來我想找的是誰了。就借著這么一個巧合，我聯系上了之前的老師，要不是那一天那一個時刻我去幼兒園門口問，那可能這個聯系是再也找不回來了。

還有一個就是在拍攝虛構中平行世界的我，走過超市里搖搖車的鏡頭，我們一開始文本上的設計就是我在經過時，搖搖車會放《小老鼠上燈臺》這首歌。一開始拍攝設計是我走過去時假裝聽到了這首歌，然后整個人呆住，結果在實際拍攝的時候，我走過超市里那個搖搖車的那一刻，那個搖搖車的系統正好開始放《小老鼠上燈臺》這首歌。這種想也想不到的巧合讓我當時直接愣住了，現實巧合和文本編排完全重合。

導筒：片中“找小羊”的女生的故事線是很精彩的。能否再展開聊聊。

祝新：它是一個很具體的東西，我們片子里參與的一些朋友，他們每次經過玩偶店的時候都會去幫忙看看有沒有類似的玩偶。你會發現這是一個會傳播的事情，會發現周圍的人開始被影響。

這個部分我很希望放在片子里，但是很可惜，直到片子粗剪出來的時候，給聯合制片人看，他說這個東西不可能找不到。他就決定去幫忙找，他意外地在宜家博物館的收藏年鑒網站中找到了，他在這個契機去找這個東西。不到半天的時間，在零幾年的冊子上的一個角落里發現它的名字，再通過產品品類去找。居然真的還在eBay 上有這么一個東西，甚至是全世界剩的唯一一個。

我朋友從美國就幫她帶回來了，東西被帶回來之后，這個事情就沒有那么迫切了，好像這件事情就被放下了。直到它被放了大概半年之后，她才決定去把這只小羊拆開了。

在我們拍攝和尋找的過程中，她好像沒有那么需要這個小羊了，或者說是沒找到或者沒有開始去尋找這個小羊的時候，它對她來說可能是被需要治愈的東西，或者說她寫給宜家的信，對她會是一個問題而不是一個答案。后來她第一眼見到它的時候，她說跟她畫的不像，我當時還很緊張，我還以為這個小羊不是那個小羊。但是她摸著摸著就說是那個小羊，但你感覺它不是一個批次，并不是真正的她丟掉的那只小羊。

這也是一種很錯落的感覺，你丟掉一個東西，最后以一個產品鏈中的另外一個形態回到你身邊。有一天她跟我說，我感覺它越來越像我以前那只小羊，我覺得它本身可以是任何東西，但它慢慢地像我們以前丟掉的那些東西，那段記憶和感受，至少它還一直在她身邊。在2024年到2026年的這兩年之間，是發生過的一個非常打動我的事情。

導筒：今年上影節又出現了多部杭州背景的作品，經歷過多年多部作品在杭州的制作，對這座城市有了怎樣的新的認識？

陳馨伽蘭：關于杭州這個城市，我們拍攝《鳳凰山下·詞》影片中，小克說的一句話讓我非常感動。因為我也有過挺多年獨自住在海外的經歷，影片中小克說：“我在哪里，香港就在哪里。”我回想到我跟杭州，也是有過忽近忽遠的距離，所以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有體會，可能“我在哪里，杭州就在哪里。”

其實我們始終在用紀錄片，或者是用一種描繪的方式試圖去還原我們理解的杭州。始終在追尋期待當中的故鄉和我們自己的關系，我做完《咕咕呱呱》之后更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對這個城市不會有更“新”的認知，但是我有更清晰的認知，就像拼圖又拼上了一個角。永遠不會達到對岸，但始終在接近。這個對象始終在變化，我也始終在變化，我看它的視角也在相應的發生變化。那一句話的體會，對地緣關系的描述，我會更想要有探索的空間。它不會是既定的答案，也許沒有答案。

祝新：它不只是單純的一個空間，它是一個時間與空間的交合。我們試圖通過電影去向一個時空，比方說龔依文導演的創作（還沒有機會看到），但是她可能是希望回到過去的一個時間，她記憶中的杭州一定是很美好的地方。我們去抵達可能除了空間之外，時間上也許有誤會或者錯意，但通過錯意，是我們另外一種方式的形成，但它永遠不會像找到一個東西那么簡單。

在地域這件事情上，除非是故事先行的東西，肯定是需要去關心場景和空間的，在這樣的創作方法里，完全不受地域的限制。它是一個場所，去激發很多不同方面的想象，我可能未來會在杭州做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我相信如果回到電影，基于一個真實的創作或者基于一個真實觀察地理創作本身的話，它作為一個場景來說，是很特殊的。是會讓人忘掉一些東西或是會記起很遙遠的東西的地方。

我會希望這幾年我一直留在這里創作，出現的很多創作都是因為這個地方本身的魔力導致的。

導筒：未來還有哪些選題和風格的作品想嘗試和挑戰？

祝新：目前作品一定會一直拍，但是它需要一定的時間，對于我來說挑戰太大了，所以需要時間籌備一下，希望在今年或者明年做一個青春片或者一個驚悚片，都是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嘗試，畢竟需要一個新的階段，今年剛好是30歲，需要嘗試一些新的方式，過去我很幸運能夠堅持創作，下一個階段需要沉淀之后，再去跟更多的觀眾接觸，講一個大家都不會想到的故事！

導筒 x 第2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系列報道

創作不易，感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