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六章 意識形態沖突——村莊大門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六章：意識形態沖突：村莊大門

如果塞達卡的富裕農場主在某種不利形勢下行動，那么，那些不利更多地是指意識形態而非行動方面的問題。然而，這一模式有一個微小但重要的例外。它實際上涉及到唯一的集體的和公共的共識：村莊有義務保護其成員的生計。作為少有的、但正式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障礙，它受到攻擊是不足為奇的。這一攻擊如其所發生的那樣暫時被擊退了。舊有價值觀的勝利只是一個微小的勝利，但這一斗爭對于我們正在考慮的問題具有診斷價值。

位于村莊主要道路入口的木制的搖搖晃晃的大門上寫有這樣一些簡陋的文字："LORI PADI, LORI LAIN, DAN KUBOTA TIDAK BOLEH-JKKK"。這些文字或許是利害所在的最佳表述。它們翻譯過來無非是說“稻谷卡車、其他卡車以及拖拉機禁止入內”。并且，警告由村莊發展委員會“簽署”。大門只是一個高約六英尺的木柵欄，跨越了道路兩側，并且用鏈子鎖住。它并不妨礙行人、自行車、摩托車、小型的“后掛”拖拉機甚或汽車通過，但它有效地阻止了卡車和大型拖拉機進入。鑰匙保存在位于大門左側的勒拜·彭德克屋內，任何大型交通工具的司機必須停下來要求開門。雖然不是全部，但大多鄰近村莊都有類似的大門，而這個大門立在這里已經至少15年了。 [323]

大門具有雙重用途。首先，它有限制土路上的交通的作用，這條土路在過去許多年中總是泥濘不堪，容易滑倒，并且很容易因此留下車轍。在最潮濕的季節中，裝載量大的卡車會被要求停在那里，并且卸下貨物——比如柴火、磚石、木材、鋅制屋面材料、家具——隨后以徒步或自行車運送。往常，開門要收取3馬元的費用，然后卡車才可以通過。收費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小筆基金，用于每年購買額外的填充土石以修復先前雨季時給道路造成的破壞。在我看來，大門的第二個和最重要的用途，是阻止稻谷經銷商的卡車進入村里，以免因此而影響主要付給村民的將裝入麻袋的稻谷拖運到主要道路的酬勞。如果稻米像往常一樣在附近的凱帕拉·巴斯塔鎮賣掉或加工，如果沒有很大數量的麻袋要搬運，付錢給村里人，由他們一次一袋地直接搬運到磨坊或買主那兒是合情合理的。由此村民的潛在收入是很可觀的。在正常年景，一個年輕男子賺150馬元并不罕見，而現在由于種植雙季稻，收入會成倍增加。

因此，大門就是一個集體強迫性tolong的例子，即對只留給村民的工作的保護性壟斷。 [324]大門的最初建立是尤其有利于貧窮村民的，因為稻谷麻袋是用自行車運送的，而即使最貧窮的村民也擁有自行車。我們將會看到，現在摩托車更為普遍，而主要的受益者也發生了變化。大門本身就是其所代表意義的恰當的象征。它表明，僅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塞達卡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其中運送稻谷的工作只對村民開放，當地對此類工作的壟斷并不考慮商業性的稻谷買主或者磨坊主（通常是華裔），盡管他們可以提供更廉價的服務。當然，從經濟角度來看，大門代表一種補助，那是由村里較大的農場主付給為他們運送稻谷的鄰居的。補助金的數量依據農場主的稻田到大門的距離以及收獲量而不同。不管有沒有大門，他都得支付將麻袋從田里搬到村莊主路的搬運費（按麻袋計）。但是，一旦打好包的稻谷已經運到村路邊，他就不得不為每一袋付錢讓搬運工把它們運到村路盡頭，隨后稻谷將在那里被裝上卡車，如果他愿意，也可以付錢給本村的搬運工將稻谷一直運到鎮里。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大門——如果稻谷經銷商的卡車可以直接開到距離他的稻田最近的村路上——農場主可以每麻袋節省2馬元。對一個大農場主而言，例如一個擁有8里郎土地的農場主，兩季度可以節約大約500馬元。而擁有2里郎及以下土地的農場主幾乎不受影響，因為他們可能將大部分稻谷保存在家中，當他們確實要出賣或碾磨部分稻谷時，他們可以一次一袋自己運過去。

1980年3月底，臨近上一個收獲季末期，大門暫時被打開允許兩個稻谷經銷商的卡車通過，由此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論，其影響時至今日還在塞達卡回響。大門最初是由法齊勒打開的，這個中年農場主擁有8.5里郎土地，并且曾經是管理村莊事物的巫統委員會（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法齊勒即使在他那一派中也不討人喜歡；他被認為是村里最不經心耕種而且水稻產量一直很低的兩三個人之一，并且他作為已故的托·哈里姆最寵愛的養子，從小就被寵壞了。盡管他高傲自大，他作為公共發言人的讀寫能力和技巧還是得到巴希爾和其他村莊發展委員會成員的重視。他在村委會的立場在這里值得注意，這是因為，塞達卡的每個人都知道，在幾年前問題出現的時候，他曾為之辯解并投票支持限制稻谷卡車的禁令。

法齊勒的故事是這樣的：在他收獲的稻谷打好包放在地里之后，他去和作為運送稻谷小組的成員之一的勒拜·彭德克的兒子穆薩接洽。穆薩告訴他（運送）一麻袋稻谷的價格是1.80馬元。法齊勒非常氣憤，不僅因為他認為費用太高，而且還因為費用通常由農民們自行決定。但他沒有進一步協商，只是說1.80馬元的價格太高了。他推斷，大門的存在讓這些年輕人“敲詐”農場主。他說，前些年搬運費只有1.20馬元，沒道理暴漲到1.80馬元。消費品的價格并沒有上漲太多，稻谷價格也一樣。[325]這還不是全部。他補充說，道路新近填了土，其狀況有了很大改善，這使得摩托車搬運起來更加方便，尤其現在是旱季，道路又不是很滑。既然已經到了收獲季的末期并且沒有太多稻谷要搬運，搬運價格理應降下來。

假如那天下午運走了稻谷，事情也就僅僅止于法齊勒的抱怨。然而，搬運工們沒有露面。法齊勒再次去找穆薩，后者許諾第二天一早就搬。但直到第二天中午，法齊勒的50袋稻谷依然堆在地中間，穆薩傳話說當天下午就搬。到下午三點，依然什么都沒有發生；法齊勒說，他擔心稻子在夜里被偷走，而且他也注意到天邊的積雨云，擔心稻子被浸濕。他短暫地考慮了一下，打算去找另一群搬運工，但隨之改變了看法。穆薩和他的朋友都來自巫統家庭，在政治上和法齊勒以及村莊發展委員會是同盟，而其他群體都屬于村里的伊斯蘭教黨。讓伊斯蘭教黨的人為像法齊勒這樣的巫統堅定分子搬稻子，將極大地破壞對本黨派的忠誠。

在這一點上，法齊勒顯然決定正面沖擊大門的規定。他聲稱要去找巴希爾談話，解釋相關情況并且要求把大門打開，巴希爾不是村長但是公認的巫統的領袖。事情在這里出現了分歧。巴希爾否認他曾涉及了開門的事，而法齊勒聲稱巴希爾讓他把門打開。不管怎樣，法齊勒去了凱帕拉·巴斯塔鎮聯系他的華裔商人，他派了一輛卡車由法齊勒用摩托車帶路到了村里。到達大門時，法齊勒下車從勒拜·彭德克妻子手中拿到鑰匙，說巴希爾允許打開大門。下午五點鐘，華裔司機和他的兩名馬來搬運工將法齊勒的莊稼搬上了卡車，并運到鎮上的經銷商那里。

與此同時，消息迅速傳開，許多憤怒的人很快聚集在巴希爾在村里的店鋪前，那里是巫統在塞達卡集會的地方。他們的語調明白無誤。有幾個人已經將大門拆下來，看上去要夸大法齊勒的罪過。他們說，他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和“不誠實的”。而且，他做這一切好像“他是個領導”，好像“他想接管”。另外一些人談到了暴力，“應該斃了他”，“應該馬上把他斃了”。不足為奇的是，巫統搬運小組的成員最為激動，但憤怒是普遍的。

伊斯蘭教黨最為積極的成員立刻做出了反應。當他們聚集在與巴希爾的店鋪僅隔兩戶人家的“自己的店鋪”（薩馬特的店鋪）時，他們極其高興地觀看著巫統領導成員間這場公開內訌造成的不體面的景象。一些人意識到，一旦有人敢于蔑視大門，其他人也可以如此，而且，如果規矩被破壞了，伊斯蘭教黨成員也有權利帶進運稻谷卡車，這點很重要。因此，尼扎姆——他對巴希爾的反感人人皆知（他不和巴希爾說話，也不到其店鋪里買東西），而且他地里還有打好包的稻子——出去招來一輛卡車運送他的稻子。法齊勒的卡車離開不到半小時，尼扎姆的卡車就進來停在了薩馬特的店鋪門前。華裔司機臉上出現的害怕表情說明，他寧愿去任何別的地方；他不愿從車上下來。裝載開始前，巴希爾親自出來和司機談話。他并未直接要求司機離開，但他說得很清楚，在把稻谷裝上更多的卡車之前，如果司機允許村里解決眼下的問題，可能更好一些。抓住這一黃金時機，那個司機開著空車跑了，甚至沒有停下來向尼扎姆解釋他倉促離去的原因。

巴希爾有充足的理由努力平息潛在的暴力沖突。他很清楚在附近的村莊當大農場主試圖省下將稻谷運到主路上的費用時所發生的事。在杜蘭村，一個農場主試圖用他自己的拖拉機將收獲的谷物運到路邊，以節省當地價格的運費。那些靠搬運掙工資的年輕人攔住了他的拖拉機，拆走了電池，并且威脅說如果他不放棄企圖就要砍破他的輪胎。迫于形勢，他退縮了。在明關村，幾年前一個華裔土地所有者為了將稻子直接運到磨坊而在旱季將卡車直接開進大田里。第一輛裝好的卡車開走后，對威脅十分警惕的一大群村民設法將兩棵大椰子樹放倒在路上，以防止剩下的卡車離開。一大群叫嚷著威脅使用暴力的人迫使地主相信，謹慎即是大勇；其他卡車最終卸了貨，稻谷麻袋被一袋一袋地運到主路上。考慮到這些情況，巴希爾無疑意識到，事態很容易轉向暴力，而這一沖突很可能使巫統成員內部以及巫統和伊斯蘭教黨成員之間陷入對抗。

巴希爾的確進退兩難。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其他大農場主很高興看到大門被破壞，其他村莊已經這么做了。但是，他同時要面對的是來自他自己最直接的政治追隨者的堅決反對，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他的親戚。他的表親阿明，村長哈吉·加法爾的兩個兒子達烏德和卡立德，勒拜·彭德克的兒子穆薩和沙希爾，還有勒拜·侯賽因的兒子塔哈，他們都是巴希爾“智囊團”的核心成員，同時還是巫統的稻谷搬運小組的核心成員。所有這些人都代表了有影響的家庭，而他需要這些家庭的支持。

當天晚上，巴希爾召集了五個人（勒拜·彭德克、塔哈、阿明、達烏德和法齊勒）討論這一事端。這群人可能尤其打算孤立法齊勒。巴希爾的立場是，穆薩為搬運稻谷所要過多，但是法齊勒本應與他商議一個較低的價格而不是自行做主把大門打開：“這么重要的事不是一個人能決定的。”意識到這群人可能不利于他，法齊勒努力證明他的行動是正當的，但是由于顯然無法將巴希爾牽扯進開門事件而作罷。他意味深長地補充說，他知道其他人認為他既不體諒人又沒有同情心，但是他確信“我們有自由（打開大門）”。“別的村子已經拆掉了大門，我們也不得不這么做。”這等于明目張膽地宣稱，他的經濟行動的自由優先于村莊保護其正在消失的工資收入來源的權利。勒拜·彭德克和三個巫統搬運小組的成員一同爭辯說，工作應該給予本村人而不是外人，而且卡車會損壞道路。巴希爾最終支持關閉大門，但他擔心，如果就此議題召集全體大會，那些通常參與這類會議的較富裕的巫統農民會真的投票贊成稻谷卡車進村。

第二天下午，一個小型會議在位于既是村莊會議室又是教室的祈禱室下面的屋子里召開。與會的約有15個村民，全都來自巫統家庭，此外還有兩個外村人：作為政府稻米加工廠（LPN）的職員及農會和地區巫統行政官員的阿基勒，杜蘭村退休的村長加法爾。會議由阿基勒而非巴希爾主持，因那些高官在場，會上似乎要草擬一個決定來宣布。唯恐人們意識不到此種場合的正式性，阿基勒向所有人顯示了一下一份打印好的報告 [326]以引起注意。他開始談到那天的事件，并沒有提及有關的姓名，隨后給了法齊勒一個說話的機會。法齊勒知道人們要求什么，他拐彎抹角地為他的草率舉動道了歉，但也指出許多村民很生氣，因為那些搬運稻谷并且從大門受益的人“反過來（為了利益），敲我們的竹杠”——他補充說，其程度之甚迫使他不得不雇用其他的搬運小組。阿基勒隨后接著讀他的報告，報告完全由保持村莊大門的理由組成。首先，如果允許運送稻谷的卡車進村，道路將被嚴重破壞，尤其是在雨季。其次，村里“依靠搬運工資為生的人將失去這些收入”。第三，農場主們將“轉而求助于那些擁有卡車的不同種族”。他補充說，許多村民因為村莊發展委員會內部爭論不休而非常生氣，而且，如果塞達卡拆掉大門并且在下一年去要求用政府的錢修路，目前的分區領導阿布杜爾·馬吉德會非常不滿。會議最后以當地受人尊敬的元老加法爾的簡短講話結束，他談到伊斯蘭教、和平解決事端、幫助他人以及不要自私自利等內容。會議并沒有舉行投票；事情就這么結束了。兩天后，一個新大門在適當位置建成。法齊勒顯然沒有出現在修建大門的工作班子中。 [327]

隨著有關會議決定的消息四處傳播，日益明顯的是，反對派（伊斯蘭教黨）成員沒有被邀參加會議。他們怒氣沖沖，與其說是抗議事件的結果，不如說是抗議執政派處理這件事的方式。他們說，所有人都應該被邀參加會議，應該平等對待每個人。在此，他們充分利用了所有村民概念上的平等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與此相反，會議是秘密進行的，并且事情是由一個小群體“選擇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決定的，而且無論如何這個小群體大多是親戚構成的。所有這些發生在巫統成員聽力范圍之外的說法都用“我們——他們”的措辭來表達。 [328]巴希爾尤其因為缺少教育、傲慢自大和無力阻止自己派系內部的爭吵而受到奚落。蘇庫爾是一個強硬的伊斯蘭教黨成員，他指出，巴希爾和他的朋友處理事情時采取的高壓方式，就是為什么當政府運來新的填路材料時，只有少數巫統成員到場修復和平整道路的原因。他說，過去當伊斯蘭教黨和巫統成員都參與村莊發展委員會時，所有的人都會幫忙。他和其他人都認為，甚至卡車的過路費現在也不見了（“誰知道在哪兒”），而且不開具收條。

就封閉的經濟而言，依據村莊的首要義務是保護其工資和收入來源這一原則，保留村莊大門無疑是個不大不小的勝利。勝利者是負責將稻谷運到主路上的村民，而失敗的一方則包括那些本來可以通過直接裝上卡車節省一筆錢的農場主和那些卡車的擁有者（尤其是華裔稻谷經銷商和磨坊主）。 [329]大門繼續代表著對完全“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個微小卻有意義的障礙。然而，這一障礙之小值得強調。同這一奇特而孤立的古老價值觀的殘余試圖恢復的機會相比，租佃關系的變化和收獲的機械化早已將工作和收入的更多機會一掃而空。甚至這一微小的勝利也很有限。一次打開大門引起的具體可見的威脅，以及此后大門將永久敞開的可能性，都有其預期的、可怕的后果。下一季節村里搬運稻谷的價格沒有更高，并且在很多情況下低于早些時候。加法爾有關自私的罪惡的質樸講話，不僅指向法齊勒，也同樣指向那些搬運稻谷的人。如果不留意他的警告，他們就會冒殺雞取卵的風險。

如果把這個微小的地方權利的勝利解釋為任何意義上的塞達卡窮人的勝利，都將是一個嚴重的誤解。事實是，過去十年中即使在水稻種植這一微不足道的方面，也已全面機械化了。除了少數例外，所有稻谷現在都由摩托車，而不是自行車沿著村路運送。人們可能會想到，摩托車（絕大多數是本田70s）的擁有與收入有很高的相關性。有關的統計數字是，最富有的25戶家庭中有19戶擁有摩托車，而最窮的25戶人家當中只有2戶擁有摩托車。而且最貧困家庭的兩輛摩托車這一數字，也帶有夸大的成分。因為它們經常由于無法支付分期付款而被收回或者因為所有者付不起備用的配件而無法運行，這使得摩托車的存在只能是一個小插曲。將近一半的中層農民都擁有一輛摩托車。因此，人們將發現，大門的主要受益人僅僅是中層農民，尤其是那些富裕家庭。這有助于解釋大門為什么得以重建。其支持者在過去數年中從有自行車的窮人和中層農民轉變為有特權者，他們的利潤使他們能夠一次性付清購買摩托車的錢。我的一個猜測是，如果稻谷依然由自行車運送，大門現在就不可能存在。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度保護窮人收益的大門恰恰成功地防御了窮人，因為大門現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那些從綠色革命中獲利最多的人。事實上，窮人幾乎完全退出了這個議題：他們既不給別人運送稻谷，也無心去關注這種或那種方式。 [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