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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傷,常以切割、灼燒、抓撓等自我傷害行為出現,有時被誤讀為叛逆、矯情或博取關注。殊不知,這是青少年在情緒失控、壓力過載、無處傾訴時,被迫選擇的“情緒自救”。2026年3月,最新國際大規模研究用冰冷的數據敲響警鐘:青少年因自傷就醫比例逐年攀升,真實發生的案例更是統計數字的十幾倍。在中國,近四分之一青少年曾有過自傷行為,農村與留守群體風險更高。青少年為何會走向自我傷害?社會、學校、家庭,又該如何真正接住他們的痛苦?
撰文 | 李娟
2026年3月,國際醫學期刊《JAMA兒科學》發表了一項迄今最大規模的分析研究,用數據量化了一場正在全球持續蔓延的青少年心理危機。
該研究整合12個高收入國家的42項調查,覆蓋超2.34億人口,時間跨度長達25年(2000—2024年)。核心結果顯示:青少年因自傷就醫的比例每年以3.5%的速度持續上升,其中女孩的增幅約為男孩的3倍。而自我報告數據更觸目驚心——每萬名青少年中約有275人存在自傷行為,是就醫人數的10至20倍,意味著絕大多數傷口從未被發現、也從未被記錄。
這不是關于“問題青少年”的故事,而是一個清晰的時代信號:當深陷情緒漩渦找不到出口時,一些孩子選擇用身體的疼痛,換取片刻的情緒平息。
自傷不等于“想死”
討論青少年自傷,首先要打破一個根本性的認知誤區,它直接影響公眾態度、家長應對方式,甚至相關政策的制定方向。
醫學上通常將自我傷害行為分為兩類:
一類是非自殺性自傷(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指在無自殺意圖的前提下,故意對自身組織造成傷害,常見形式包括割傷、灼燒、抓傷、撞擊等;另一類則是以結束生命為目的的自殺嘗試。這兩類在動機、發生機制與流行規模上,有著本質區別。
本文主要討論非自殺性自傷,世界衛生組織對其定義明確:“不以死亡為目的、個體故意直接傷害自身組織、且不被社會文化所認可的行為”。
從流行病學數據來看,自傷的發生率約為自殺未遂的5至10倍,兩者又都比自殺死亡高出數百倍。研究者將這一關系形象地稱為“冰山結構”:已知的自殺死亡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中部是被記錄的自傷就醫事件,而水面之下最龐大的部分,是無數從未被統計、從未被察覺的隱秘自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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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自傷行為冰山圖 | 圖源:參考文獻[3]
從心理功能來看,自傷往往在極度負面情緒——憤怒、羞恥、孤獨、麻木感的裹挾下被觸發,接近一種極端的情緒調節策略,而非求死意愿。多數自傷行為源于自我憤怒與自我懲罰,少數則是為了表達痛苦或影響他人。
但“不想死”,絕不等于“沒有危險”。研究證實,青少年時期的自傷行為,與日后壽命縮短11至18年相關,其中約20%的早亡歸因于自殺或意外。同時,有過自傷經歷的青少年,后續出現自殺企圖的比例顯著偏高。
因此,自傷是通往更嚴重心理危機的明確風險信號,絕不能被輕視為“叛逆” “矯情”或“博取關注”。
青少年自傷率正在全球走高
《JAMA兒科學》的分析證實,12個高收入國家的青少年自傷率均呈持續增長趨勢。
其中英國數據尤為突出:2011至2022年,英格蘭10至24歲青少年自傷就醫率達每萬人42例;威爾士2011至2015年同年齡段約為39例。英國也是全球最早對這一趨勢系統性預警的國家之一,自2014年起持續追蹤相關變化。
美國最新急診數據顯示,2011至2020年,5至20歲青少年自傷就診峰值達每萬人69例,為本次研究中急診統計的最高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2012至2020年數據顯示,5至24歲青少年自傷就醫率約為每萬人49例。面對持續攀升的趨勢,澳大利亞已于2024年底率先立法,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希望以此遏制自傷增長。
性別差異是本次研究最醒目的發現:女性青少年不僅自傷就醫基數更高,增速也接近男孩的3倍。
在中國,青少年自傷的現狀也非常嚴峻。
2023年,清華大學等機構系統梳理了 100 多萬中國青少年數據,發現自傷終身流行率高達 24.7%,近乎每4個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曾有自傷行為,高發行為包括抓撓、擊打、啃咬、扯頭發、割傷、掐捏等。
據分組數據估計,高中生自傷流行率為 32.8%,初中生為25.3%,小學生為 29.3%。另一項針對10-19歲中學生的研究則得出22.37%的相近比例。
若將大學生群體納入觀察,自傷率呈現“初中出現、高中達峰、大學回落”的規律,與青春期大腦發育脆弱性和學業壓力集中期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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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中國學生中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年齡別患病率 | 圖源:參考文獻[4]
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相關研究中性別差異并不明顯,部分研究顯示男女生自傷發生率相近。研究者認為,這與文化背景相關——亞洲青少年無論男女,均面臨高強度學業壓力與家庭期待,情緒表達普遍受限。城鄉差距同樣值得重視,農村青少年,尤其是留守兒童群體,自傷發生率普遍高于城市。
自傷≠抑郁升級
國內數據顯示,超過半數的抑郁青少年存在自傷行為。很多人因此將自傷看作抑郁癥的極端表現,但這種理解并不完整。
臨床中,自傷既可以發生在無任何精神障礙的青少年身上,也可能與焦慮、創傷后應激障礙、進食障礙、邊緣型人格特質等共存。
《JAMA兒科學》的最新研究也指出,青少年自傷率的持續上升,與抑郁、焦慮發病率的變化并不完全同步。有系統綜述顯示,2004至2019年,13歲以下兒童抑郁患病率并無明顯上升,而自傷增速卻遠超已記錄的情緒障礙變化。
這種“脫鉤現象”說明,自傷有相對獨立的發生機制,不能簡單歸為某種精神疾病的附屬癥狀。
理解自傷的獨立功能是精準干預的關鍵。目前學界將自傷的核心功能歸納為四類:
- 自我負向強化:緩解難以承受的痛苦、煩躁與焦慮;
- 自我正向強化:在麻木、解離狀態中找回真實感;
- 社會負向強化:逃避社交壓力或不愿面對的情境;
- 社會正向強化:獲得外界關注、同情與幫助。
四種功能常常混合存在,讓自傷成為一個復雜的行為系統,遠非單一診斷可以概括。這也對心理健康服務提出了特殊要求:需要建立專門的監測體系與循證預防路徑,而不是簡單歸入寬泛的精神健康統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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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自傷的四種核心功能 | 圖源:參考文獻[8]
自傷的底層邏輯
為什么自傷會集中在青少年階段集中爆發?這與青春期大腦的神經發育劇變有密切關系。
這一時期,大腦中負責情緒、獎賞的腦區發育較早、功能活躍,而負責沖動控制、風險評估、情緒調節的高級認知區域,成熟較晚,甚至要延續到25歲左右。這使得青少年大腦天然處于“情緒油門強勁、理性剎車不足”的失衡狀態,而有自傷經歷的青少年,腦回路還呈現出更特殊的敏感性。
很多人不解,為什么疼痛反而會讓人“好受”?
這正是自傷最關鍵的生理機制。當身體受到傷害,大腦會立刻啟動補償機制,釋放大量內源性阿片肽(如β-內啡肽),這類物質具有天然鎮痛、舒緩效果,同時短暫提升多巴胺水平,帶來近似“解脫”的感受。疼痛信號還能通過神經通路,直接壓制情緒中樞的過度活躍,實現短暫的“情緒重啟”。
更值得警惕的是,長期自傷的青少年,靜息狀態下內源性阿片物質水平往往偏低。他們通過制造疼痛誘發化學物質瞬間釋放,逐漸形成強化循環甚至成癮:情緒痛苦驅動自傷→自傷帶來短暫緩解→下次痛苦時再次依賴自傷。
除了生化機制,自傷還滿足了深層的心理需求:重建控制感。心理痛苦是模糊、無形、難以掌控的,而物理疼痛具體、清晰、可由自己控制。將無形的心理混亂,轉化為皮膚上可感知的疼痛,本質上是孩子在潛意識里奪回掌控權——在傷害自己的那一刻,他們從情緒的受害者,變成了能掌控身體反應的主宰者。
誰在把孩子推向自傷?
過去二十年,多重因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疊加,重塑了當代青少年的壓力圖景。
綜合國內近年相關研究,青少年自傷的關鍵風險因素包括:不良生活事件、消極應對方式、過度網絡使用、睡眠障礙、創傷經歷、親子關系問題及基礎心理健康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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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中國青少年自傷相關因素表 | 圖源:參考文獻[12]
其中,社交媒體的負面影響(強化社會比較、傳播自傷行為、網絡欺凌)是近年研究最集中的議題,也被《JAMA兒科學》最新研究明確列為關鍵變量。挪威一項覆蓋37268名初高中生的研究發現,青少年每日使用社交媒體超3小時,與自傷報告率較高有相關性。
更危險的是,自傷具有明顯的社會傳染效應。接觸他人自傷內容后,部分青少年會將自傷“正常化”,甚至內化為一種亞文化認同,這一現象在女生與低齡青少年中尤為突出。
近年還出現了“數字自傷”這一新形式:青少年用匿名賬號在社交平臺發布辱罵、貶低自己的內容,以此測試他人反應、宣泄負面情緒。美國2017年一項研究顯示,約6%的12-17歲青少年有過此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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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自傷的社會傳染性。自殘行為的社會傳染通過同伴互動、社交媒體、家庭關系發生 | 圖源:參考文獻[16]
對家庭而言,情感忽視的傷害往往比顯性暴力更隱蔽、更持久。依戀理論表明,若父母無法敏銳察覺并回應孩子的情感需求,孩子容易內化“自己不值得被愛”的認知,在青春期高壓下以傷害軀體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這種“無效化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難以學會識別與調節復雜情緒。當青春期生理劇變與社交、學業壓力疊加,當初埋藏的童年創傷便以自傷作為“情緒泄洪口”。
比制止更重要的是看見
面對持續上升的青少年自傷問題,青少年辯證行為治療(DBT-A)被公認為目前最有效的干預手段。其核心并非強行禁止自傷,而是幫助青少年識別、承受、表達情緒,用更健康的新技能替代自傷行為。
多項臨床試驗證實,DBT能有效降低青少年自傷頻率、自殺企圖及精神科住院次數。藥物治療則主要用于處理中重度抑郁、嚴重焦慮等共病,為心理治療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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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DBT-A 干預模塊 | 參考文獻[18]
干預的首要之急,是去污名化。臨床觀察顯示,絕大多數自傷青少年因害怕懲罰、不被理解而選擇隱瞞。成人最常見的反應是過度恐慌、指責與追問,這只會加重孩子的羞恥感,進一步掩蓋真實需求。
學校層面,支持性的校園環境能及時發現自傷早期信號,如長期穿著長袖長褲遮蓋肢體、社交退縮、情緒突變等。在家庭層面,父母需要減少情感忽視,修復不安全依戀。當家庭能提供穩定的心理安全感,孩子通過自傷釋放情緒的動力自然會減弱。
結 語
青少年自傷,是一代人在快速變化的數字化環境中,在情感支持缺位、情緒調節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為應對痛苦而形成的病理性出口。
《JAMA兒科學》的這項研究的另一重要呼吁,是建立標準化、跨文化的全球自傷監測系統,為制定循證政策提供依據,進而從全社會層面形成更有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保障環境。
目前,澳大利亞對低齡青少年的社交媒體管制、歐盟的反網絡欺凌行動,都是需要長期評估的政策嘗試。而社交平臺的算法優化,減少自傷相關內容推薦、建立危機主動轉介機制,也成為各國技術與公共政策亟待探討的方向。
只有當社會真正把青少年心理健康放在與身體健康同等重要的位置,當孩子們的痛苦可以被坦然言說、被認真聽見、被妥善接住,疼痛才不會成為他們與世界溝通的唯一語言。
如果您或您身邊的人正經歷明顯的情緒困擾,或出現自傷想法與行為,請不要獨自承受,可以聯系以下專業支持渠道:
全國統一心理援助:12356
北京心理危機干預:010-82951332、800-810-1117
青少年服務:12355
如情況緊急,請立即撥打 120或 110,或前往就近醫院急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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