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看過《拍案驚奇》（明凌濛初）一書的朋友，都很明白。其中四分之一篇幅，是以城市生活，特別是以商人生活為描寫主體，足以說明嘉靖、萬歷以來的社會變化。城市的發展、人口的集中、商業活躍，聲色犬馬的消費，出現了相當繁榮景象。
此時此景，市民傾向文學畫廊里能有他們一席之地，寫出適銷對路的文學作品，于是，文化（文學）也就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市場。市場催生《金瓶梅》，市場也對文人產生強大的吸引力。
觀照我國市場經濟后的文學現象，市場對于文學的影響力，對于文人的左右程度，不亞于政治，甚至強于政治。
正是這種深刻的社會變革，本來持異端觀念的文人墨客，那疏離正統、游移主流、輕視科名、追逐自由的趨向，也必然愈演愈烈。唐寅曾在《言志》詩中自況，“閑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便是不再買賬于官方，不再受制于名教的宣言。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至于本流，則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
生前不被人指責，死后不承擔臭名，對有些明代“真實姓名無考”的情色文學作家，人們逐漸會有一點理解，他們實際上并非如魯迅先生所說“如有狂疾”，其實，他們一不無知，二不無恥，只是市場的驅使、書商的唆使、有錢有閑階層的誘使罷了。
說到此，該打住了吧。對于當下的中國文學思潮、文學實例，無須贅述，朋友們會略知一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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