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六章 作為反抗的爭論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作為反抗的爭論

總體來看，村里窮人提出的論點對他們而言有著顯著的一致性。他們挑選出雙季稻和機械化所造成的最具破壞性的經濟和社會后果。他們指出有關收入、機械收割、土地租佃的改變以及雇傭等一系列“事實”，用以支持他們的立場。他們宣揚這樣的觀點：由于習俗、鄰里關系、親屬關系和種族等原因，富人應該盡可能地提供工作、土地、信貸以及施舍。根據這些主張，他們譴責那些冷酷無情地只關心利潤而破壞了窮人所認為的合理預期的人。這些主題及其所包含的權利主張，在有關村莊大門和村莊改進計劃的爭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在第一個事例中，摩托車的擁有者——那些過得不錯的家庭——成功地利用了曾經保護村里窮人的邏輯。在第二個事例中，傳統的道德邏輯屈服于黨派邏輯，但是付出很大的象征性代價，而且只是由于巫統窮人的參與才保證了他們的共謀或沉默。試圖保護和宣揚一種特定的世界觀（或者是一套規范性的話語）的努力，部分地獲得了成功，而且構成了不僅僅是純粹象征的反抗形式。

窮人的世界觀至少代表了對另一種潛在的話語形式的象征性屏障，這種話語將公然地使大部分富有的農場主當前的做法合理化。話語的這種潛在形式是一種有關狹隘的經濟利益、利潤最大化、積累以及財產權的直截了當的語言——簡而言之，資本主義的語言。實際上，這種語言在村莊生活中沒有任何道德地位。富人象征性的劣勢實際上是有物質結果的。窮人竭力倡導的價值觀甚至在富人的話語中也得到默認，它將名譽、地位和聲望授予那些遵守這些價值觀的人。反過來，這些價值觀還使得那些故意違背它們的人成為人格詆毀的對象。實際上，許多富人不得不在自己的名譽和雙季稻的全額利潤之間作出選擇，以致只能采取一種不完全對抗那些規范的方式。畢竟，這種選擇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個必須天天在許多日常事務中做出的抉擇。由此，村里有7個農場主，其中4個是富人，他們至少在灌溉季之后沒有在部分或全部田地里使用聯合收割機并因此而受到贊揚。還有少數人將小塊土地租給鄰居或親戚，而不是自己耕種，這些土地大多不足1里郎。阿布杜爾·拉赫曼偶爾將一兩里郎土地租給較窮的朋友并且收取適度的地租，他由此而聞名。正如本研究和其他研究所表明的，在村內出租土地的地租往往比租給外村人要低一些。一些生活舒適的村民，其中包括勒拜·彭德克、哈吉·加法爾以及巴希爾，由于經常舉行邀請所有村民參加的筵席而受到褒揚[345]。至少有10個村民——他們并不都是富人——對給予勞動者的扎卡特相當慷慨，并且預先支付工錢。這些事實都不能掩蓋富裕村民、特別是外村地主以他們的名聲為代價來追逐利潤的總體趨勢。然而，這些事實的確表明，地方觀念和習俗的約束仍舊對人們的行為具有微弱但可以感知的影響力。受人尊重，或者至少不被輕視的愿望，是村里的一種實質性的壓力，它僅憑借著圍繞著特定的傳統價值觀通過對窮人進行象征性動員就可能實現。[346]換言之，延遲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面轉型，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而且人道的成就。在受到包圍的農民能力所及的范圍內，它通常是唯一的成就。[347]

窮人所捍衛的價值觀毫無例外地與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物質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然而，如果我們只局限于斗爭的物質結果，我們就會誤解斗爭的完整本質。只要男人和女人們繼續依靠價值觀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那么群體和階級之間對象征高地的爭奪就仍將是所有權力沖突的有機部分。在此情境中，湯普森在其關于18世紀平民文化和抗議的討論中所作的結論，只要稍作調整就適用于塞達卡。貴族擁有三種主要的控制資源——權勢和優先體系（它幾乎不包括不受歡迎的窮人）、君權和法律的威嚇及其霸權的象征系統。有時會存在一種微妙的社會均衡，此時，統治者被迫做出讓步。因而，對象征權威的爭奪，不應被視為“真正”爭奪的預演，而是其本身就是一種真正的爭奪。平民的抗議有時只是挑戰貴族霸權的確定性，剝除權力的神秘外衣，或者甚至僅僅是辱罵一番，而沒有更進一步的目標。[348]

倘若我們明白，“抗議”在塞達卡很少公開表現出來，并且富裕階級的“象征霸權”單薄無力，那么我們仍然要面臨“為象征權威而進行的爭奪”。通過獎賞（即使是象征性地）那些品行更符合其價值觀的人，并且通過詆毀那些品行公然違反其價值觀的人，村里的窮人憑借分配他們部分掌控的僅有的資源——名譽和社會聲望——削弱了敵方的道德權威。在此過程中，基于對事實的特定看法，基于一套特定的要求，基于特定的世界觀——或許，“村莊觀”是一個更恰當的說法——它們有助于聯合大多數因雙季稻而受到損害的人。這一象征性屏障決不是不可超越的，但它仍是對富人的企圖的真正障礙。[349]

貧窮村民的象征性反抗就其堅持的和否定的內容而言同樣重要。它所反抗的幾乎全部是富人對于自身及其行動特性的描述。哈吉·卡迪爾可能當面被稱做“哈吉伯伯”，而背后又被稱為“高利貸先生”。富裕農場主可能解釋說，他們使用聯合收割機是因為無法及時找到當地的勞動力，但這種解釋遭到那些受傷害最甚的人的反對，他們視之為對快速獲取利潤的貪婪欲望。地主提高地租時可能會以自己的貧窮為借口，但是窮人“知道”這只不過是一種詭計和虛假的表演。這個清單可能會無限地擴展下去，然而意思卻很清楚；事實上，富人的自我描述與合理性解釋經常遭到質疑和破壞。

最重要的是，窮人的象征性反抗拒絕了富人試圖強加于他們的范疇。他們知道，大農場主越來越認為他們懶惰、不可靠、不誠實和貪婪。他們知道，他們在背后被指責為親手造成了自身的厄運，而且在日常的社交活動中，他們越來越不被當回事，或者更糟糕的是——被人忽視。他們不得不在內部說的許多話題，都是堅決反對將他們歸入永遠劣等的經濟和儀式地位的企圖，而且堅決肯定他們在這個小共同體內的村民權利。

在此，為了理解什么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必須首先更為寬泛和深入地理解此種情境下貧窮的含義。我擔心在此問題上我可能已經促成了一種狹隘的觀點，因為我既強調了機械化和租佃變動帶來的經濟損失，又不斷地提到塞達卡的“窮人”。貧窮遠遠不是卡路里或現金不足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在塞達卡，情況尤其如此，這里并沒有人瀕臨即將餓死的危險。就村里大多數窮人而言，貧窮更多地代表著對他們在村莊內日常地位的威脅。任何農村社區都有可能在文化上確認一套最低限度的行為準則，用于界定在當地社會中完整的村民身份。這些最低限度的文化禮儀可能包括婚禮和葬禮的某些基本的儀式慣例；回報特定禮物和幫助的能力；對父母、子女、親屬和鄰居等最低限度的義務。巴靈頓·摩爾將上述文化要求作為他對普遍的公正概念所做分析的核心：如果我們將注意力限定于下等階級，他們當然少有像樣的財產權……我們經常會發現如下觀念：每個個體都應該擁有“足夠的”財產權，以便在社會上充任一個“體面的”角色。“足夠的”和“體面的”都是由傳統術語界定的。一個農民應該擁有足夠的土地來供養家庭，并且能夠讓家長在村落社區中有一個受人尊敬的地位……只要商業關系中的增長威脅到這種類型的自主，它就會產生憤怒的不公正感……這種憤怒遠比直接的物質利益更有意義，意識到這一點至關重要。這些人產生了道義上的憤怒，因為他們感受到，他們全部的生活方式受到不公平的攻擊。[350]如同巴靈頓·摩爾指出的那樣，所有這些禮儀都假定某種程度的物質資源，這些資源對于保證其實現是必需的。低于這一水準不僅意味著物質上的貧窮；它還意味著達不到當地標準所界定的完整的人類生存。社會身份的破壞性喪失與收入的喪失同樣嚴重。

在雙季稻之前，塞達卡許多貧苦農民的文化和儀式地位已經受到嚴重威脅。舉例來說，村里有超出常規數量的貧窮婦女，她們結婚很晚或者根本嫁不出去。男人們有時稱她們是“滯銷處女”，但他們也會補充說，她們的父母無法向新郎許諾任何耕地。在齋月期間，許多貧寒人家的男子只能待在家里，而不是去拜訪較富裕的鄰居。一些人承認，他們不去是因為感到“尷尬”，因為他們“互惠不起”這個重要的穆斯林節日上應有的糖果和蛋糕。[351]由村里的窮人安排慶祝的宴會通常都是簡化的，它們缺少標準的儀式、娛樂表演和應有的食物。他們的寒酸總是被富人所利用，作為主人沒有能力表現自己尊嚴的標志。在齋月期間，窮人發現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為祈禱后的晚餐貢獻食物。在祈禱康復或者在懷孕期間為孩子的特定性別（通常是為男孩）祈禱時，他們實際上避免許諾提供筵席，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無力履行這個神圣的承諾。富人經常舉辦的筵席——比方說，為年幼的孩子舉辦剃發宴，感謝安拉帶來好運或者為祖先祈禱而舉辦筵席——這些在窮人那里很少舉辦。除了必須的喪葬儀式，至少有7戶人家在過去六年中間沒有舉辦過任何筵席。他們都屬于村里最貧窮的20戶人家。在一種舉辦筵席可能是最主要交換方式的文化中，他們地位的喪失極其嚴重。[352]由于貧困，窮人大多被喪葬互助會和相關群體排斥在外，因為他們不能購買和分享任何像樣的筵席所必需的陶器。考慮到所需的費用，貧窮的農民家庭極少讓子女在小學畢業后繼續讀書。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的孩子很可能早早就外出并且永遠地離去，因為村里沒有使其立足的稻田。

正是在這個更大的背景下，如同它在塞達卡被感受的那樣，貧窮呈現出其全部意義。少地或無地的人們總是被歸入相當邊緣的儀式地位。但只要他們可以租到土地、找到工作，就能，即使是勉強地，獲得最低限度的儀式尊嚴。在雙耕開始的最初四年中，工作充足，在此期間，筵席的盛行是補救積累下來的儀式不足的標志。在這個短暫的興盛時期，窮人也能夠擁有原來只有中等和富裕農民才擁有的地位和儀式尊嚴。現在，由于機器收割、播種以及租佃權的喪失，維持這些權利的資源或者一去不復返，或者迅速萎縮。

當然，雙耕的文化和物質后果在此不可分離。窮人所要求的適度的儀式地位不僅基于他們的收入，而且基于如下事實：他們在水稻種植過程中依然重要，從而對于種植大多數水稻的大農場主也依然重要。如果他們受到尊重，如果他們被邀請參加筵席，如果在收獲之后他們得到了扎卡特禮物，如果他們借貸或預付工資的要求得到了關注，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他們的勞動被需要。盡管窮人在生產（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是“經濟基礎”）過程中的角色與他們在文化生活（上層建筑）中的角色之間不存在機械的聯系，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對他們勞動的需求的驟降，他們也同時經歷了隨之而來的對他們的尊重和認可的喪失。因此，當窮人在自己人中間談話時，與收入本身的喪失相比，他們更為強調地位和認可的喪失。從前窮人們在收割時會外出做工，而現在他們無事可做，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由這種賦閑引發的許多評論？有關未被邀請參加筵席、或者在村路上不被人理睬或者甚至不被看見、被無禮地對待或者“被晾在一邊”，有關這一切的尖刻評論，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他們感到沒有得到該有的人道關照，這至少與他們家庭收入的跌落一樣令人憤怒。當地對于村莊改進計劃的憤怒，甚至對于打開大門的憤怒，大都可以依據這些觀點來看。在每一種情形中，通過訴諸習俗而抗拒的是這種企圖——它要廢除一群村民作為當地村民應有的正常權利。

在左翼學者通常專注于工人和農民的低工資、失業、惡劣的居住環境以及營養不良等經濟剝奪時，儀式尊嚴和人格尊重等更為日常的事物卻往往被忽視。可是，對受害者自身而言，這些主題看起來才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在歷史上騷亂不斷的安達盧西亞鄉村工人中間，一個主要的怨恨就來自被稱為宗派主義的“上層階級社會性自我免職的實踐”。正如吉爾摩所觀察到的：他們公開指責宗派主義，因為他們感覺到，那是傲慢和輕蔑的反映……工人階級激烈的反應部分地源于深切感受到的道德假設：社區內的窮人認為，忽視一個人就是主動地輕視他和侮辱他，就是有意識地不把他當人看。[353]旺·扎維·伊布拉欣更接近于我們的領域，他出色地研究了近來從東岸村莊招募來的馬來平原工人，研究詳細地探討了作者稱之為“地位剝削”的反應。[354]一個上了年紀的馬來工人期待別人像帕克·吉那樣恭敬地對待他，當他被一個馬來監工粗魯地呼來喝去——“嗨，你過來”時，他深感屈辱，如同他被當做“馬路中間的垃圾”。以前是農民的工人的許多抱怨不僅集中于工資和工作環境等一般問題，也同樣多地集中于不被重視和被無禮地對待。

如果我們要全方位地理解塞達卡的意識形態斗爭，就必須同時理解他們所面臨威脅的全部維度。這種威脅至少有三個層面：看得見的永久貧窮的威脅；同樣明顯的在社區中有意義和受尊敬的生產角色的喪失；以及與之相關的在本村被確定為完全成員資格的社會認可和文化尊嚴的喪失。將以上事物稱為生計問題會在很大程度上錯過其重要意義。當窮人通過發明綽號、惡意的謠言、聯合抵制筵席、并把當前的事態歸咎于富人的貪婪與吝嗇，從而象征性地瓦解了富人自我授予的社會地位時，他們同時也在堅持自己對地位的要求。正如平日所發生的那樣，甚至當一個貧窮家庭勉為其難地舉行筵席時，這也是一個微小的但是意味深長的象征，由此表明他們不接受饋乏所暗示的文化邊緣化的決心。正是在此意義上，口舌之戰，即塞達卡的意識形態斗爭，構成了“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拒絕接受從來自上層的情境定義，拒絕認同他們自身的社會和儀式的邊緣化，所有這些對于進一步的反抗而言盡管是不充分的，但肯定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