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傳飛 | 清末新疆鄉土志編纂問題再探討

清末新疆鄉土志編纂問題再探討

■作者簡介

劉傳飛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政治地理、中國邊疆研究、古地圖與歷史地圖研究。

■提要

編纂鄉土志是清末新疆落實“新政”的重要舉措，當時文教相對不發達的新疆地區編纂出版了42種鄉土志，其總數居全國第三。清末，新疆鄉土志的編纂機構經歷了從新疆商務總局轉移到新設置的提學使司及新疆高等學堂的變化。從現存鄉土志內容結構來看，新疆鄉土志并不是單純依照學部要求編制的鄉土教材，而是根據不同需要收集的多種地情信息的集合體。因不同政務需要，多次增刪，形成了多種版本。作為鄉土志一部分的新疆鄉土志輿圖，其來源亦是多元的，既有對舊輿圖的沿用，也有為服務清末“新政”需要而繪制的新圖。這一現象加劇了清末新疆鄉土志文獻的復雜性。

■關鍵詞

新疆；鄉土志；輿圖

全文刊載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6年第2輯，第98-109頁，注釋從略。

在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編纂地理志書、繪制疆域輿圖是王朝實施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的重要基礎，始終被置于突出的位置。《西域圖志》《新疆識略》和康熙《皇輿全覽圖》《雍正十排輿圖》《乾隆十三排輿圖》的編纂，基本滿足了清代前中期新疆治理的需要。隨著時代變遷，在光緒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清廷更加重視以府廳州縣為單位的精細化管理。前述《西域圖志》《皇輿全覽圖》等地理志書和輿圖的地理信息的精度和詳細程度已經無法滿足現實需要。光緒前中期，在劉錦棠的授意下，張起宇測繪的新疆地圖、圖說和后續《大清會典圖》輿圖是兩次大型測繪編纂活動的成果。隨后，受清末“新政”的影響，新疆開始了府廳州縣的鄉土志纂修工作。

清末鄉土志文獻，是邊疆史地研究領域的重要史料和研究對象。目前國內關于清末全國及新疆鄉土志纂修的研究成果豐富，對鄉土志的研究除探討其史學價值外，還涉及文化意義。片岡一忠、胡正華、馬大正、戴良佐、朱玉麒等人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分析了清末新疆鄉土志的整體特征。郭衛、劉超建等人分析了新疆鄉土志的史料來源與文獻價值，王啟明以鄯善縣鄉土志的編纂過程為例對新疆鄉土志纂修過程進行了初步梳理。高健等人對清末新疆鄉土志進行了系統研究，涉及新疆鄉土志不同版本所收錄的各鄉土志種類、類目結構等，并且與目前最常用的馬大正等整理的《新疆鄉土志稿》（即學界通稱的“標點本”）所用底本的關系等進行了細致的分析，為我們全面認識新疆鄉土志以及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礎。

然而，在深入研究的過程中，一個特別的“反常”現象引起關注。在對全國清末鄉土志的整體分析中，學者們注意到，當時文化相對不發達的新疆地區竟然編纂出版了42種鄉土志，總數僅次于山東、四川（含今重慶直轄市），并且覆蓋了新疆93％的政區，其覆蓋程度遠高于內地省份。巴兆祥、高健等人的相關研究并未對這一“反常”現象的成因進行深入分析。但是，這一“反常”現象可能反映出清末新疆治理與區域整合歷史中重要的層面。為此，筆者在搜集到若干新版本鄉土志的基礎上，系統查閱原始檔案和相關歷史文獻，并就搜集到的各個版本進行比勘，在此基礎上從清末新疆鄉土志編纂組織機構的變遷、新疆鄉土志的內容結構、新疆鄉土志輿圖信息來源等三個方面，進一步深化對新疆鄉土志特點及其獨特歷史價值的認識。

一新疆鄉土志編纂組織機構的變遷

關于新疆鄉土志的編纂緣起，學界公認是源于清末“新政”期間相繼于1902年、1903年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和《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受西方、日本在小學階段開展鄉土教育的影響，京師大學堂第三任管學大臣張百熙主持制定的“壬寅學制”中的《尋常小學堂課程門目表》規定，初等小學第二學年的“輿地”課程講授“本鄉各境、本縣各境”，且每周4課時。“壬寅學制”雖然未及實施即被廢止，但其鄉土教育的思想被張之洞主持制定的“癸卯學制”沿襲，規定初級小學堂在一至三學年進行鄉土教育，分別在歷史、地理、格致三科內開展教學。

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諭改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參考日本文部省，設立總理學務處，這成為后來學部的雛形。這一變動“改變了長期以來中國教育與教育行政機關合為一體的模式，學務大臣與學務處作為專門統管全國學務的特設職官和機構，畢竟邁出了教育行政體制變革的關鍵一步”。“學堂又以編輯課本為第一要事。”新式學堂興起，要求快速編纂新式教科書。負責教科書編纂工作的編書處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編訂出《鄉土志例目》，作為全國編纂鄉土志教材的指導準則。至遲于該年六月，新疆已經收到《鄉土志例目》，并經政務系統逐級通知各府廳州縣：

為札飭事。案準新疆全省商務總局移開，案準布政司吳咨開，案奉撫憲札飭：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四日準總理學務處咨開，準編書局監督咨開，查初等小學堂案稱歷史、輿地、格致三科均就鄉土編課講授，用意至為精善。……謹遵照定案編成例目，擬懇貴大臣具奏請旨飭下各省督撫發交各府州縣，采擇士紳中博學能文者按目考查，依例采錄。地近則易詳，事分則易舉。自接文日始，限一年成書。由地方官逕將清本郵寄京師編書局，一面錄副詳報本省督撫，以免轉折遲延。并令各地方官于接文之日先將本省通志及府廳州縣志郵寄編書局以備查考。……又各省前次繪送會典館地圖并需各備一分郵寄編書局，以備編撰之用。如無印本可照底稿摹繪寄京。等因當于四月初六日具奏。本日奉旨知道了，欽此。

通過此檔案，我們可以得知清末鄉土志的基本編纂流程，即編書局編訂鄉土志例目呈請總理學務處請旨后，發交各省，由各府廳州縣承辦。在造送咨文的同時，需要提交光緒十五年至光緒二十五年間為纂修《大清會典》而繪制的會典館輿圖一份。值得注意的是，從上引咨文的檔案流轉行文中可以看出，新疆省將此鄉土志編纂事務交由新疆商務總局來具體承辦和協調。究其原因，當時的新疆省主政官員應該是認為商務總局能夠掌握鄉土志編纂條目所要求收集的內容信息，更重要的是，此時中央的總理學務處尚未形成地方層面的職官體系，沒有地方學務的執行機構。

新疆商務總局于當年九月行文各道，限定半年時間完成鄉土志的編纂：

……各府廳州縣轄境匪遙。凡地輿、建置、名宦、鄉賢、人類、物產，事實尚可查考，條分縷析，較易為功。務飭該各員遴派文人編輯成帙，限半年取齊送局以為匯輯張本。屆時由本總局詳請撫部院會商布政司，敦聘博雅鴻儒審定刪潤匯訂善本，咨部詳覆，以資授課，而裨學科。……為此札。仰該廳即便遞照來文內查取地圖，逕赍商務總局查核，并赍本道查考……

根據此份及前述共計兩份殘缺檔案，大致可以明晰其編纂流程，即鎮迪道在收到商務總局咨文后，隨即札飭其所屬各府廳州縣造送鄉土志；各府廳州縣編纂完成上交后，由新疆商務總局報巡撫、布政使等，再請鴻儒刪定后提交京師；此外，同時要求各屬先行按照京師編書局要求，赍送輿圖到新疆商務總局。

但是鄉土志編纂及所需輿圖編繪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在原定六個月時限到期后，新疆商務總局隨即以“查鄉土志目卷尾雖載商務一條，而全卷所編輯者均關學務切要之政。本總司礙難承辦”為由，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獲準將本項工作推卸，交給應用鄉土志的機構，即“細閱鄉土志目，即系堂授課要件”的新疆高等學堂經手辦理。之所以能夠在此時順利交接，關鍵應該在于總理學務處已經于上年12月6日改置為學部。各省新設置直屬學部的提學使，負責全省教育。提學使位列“布政使之次，按察使之前”，人選歸學部任命，在保障專業性的同時，對地方官具有考察之權。新疆高等學堂即由巡撫吳引孫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改博大書院而成。但隨即因“人之年歲、程度、規律參差不齊，定積分，不諳平均。歲終考試，算題無一能答者，乃改高等曰中學”，由巡撫聯魁奏改為省立中學堂，歸屬于提學使。光緒三十二年首任新疆提學使杜彤到任。杜彤原為翰林院編修，曾“赴日本，見通國小學校之盛。嘗謂國之精神命脈，在多數之小學堂”。杜彤到任后，對教育事業極其重視，并以對地方教育事業不重視為由，處分多名地方官。在他到任后，作為新式學堂教科書性質的新疆鄉土志編纂工作陡然加速。

截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三月初三日，新疆鄉土志編纂已經取得一定成績：

查鄉土志與輿圖并赍者，鎮迪道屬之阜康縣、昌吉縣、庫爾喀喇烏蘇同知、呼圖壁縣丞；阿克蘇道屬之焉耆府、新平縣、婼羌縣；喀什噶爾道屬之和闐直隸州、巴楚州、伽師縣。僅赍輿圖者，鎮迪道屬之孚遠縣、哈密直隸通判、精河直隸同知；伊塔道屬之塔城直隸同知、綏定縣、寧遠縣；阿克蘇道屬之溫宿縣、直隸烏什同知、輪臺縣。其余均未申赍。

由此可知，截至光緒三十三年三月，新疆共編成10種鄉土志，而非今人論述的光緒三十三年編纂完成《迪化縣鄉土志》等9種。

二新疆鄉土志的版本體系與內容結構特點

關于清末新疆鄉土志的數量，馬大正通過對湖北省圖書館1955年印行的《新疆鄉土志二十九種》、吳豐培所藏四種鄉土志稿、首都圖書館藏本及日本片岡一忠所編《新疆省鄉土志三十種》列表分析后認為，“除去重復者，實際有44種，其中哈密、昌吉、婼羌、沙雅、和闐均有兩種稿本，故實為39種……當時新疆省建置有六府、八直隸廳、二直隸州、二分防廳、一州、二十一縣、二分縣，合計42個地方行政機構，除迪化府、疏附縣、霍爾果斯分防廳三地鄉土志尚付闕如，其余均已找到”。高健通過實地調查，確定首都圖書館實際藏有13種鄉土志，而非馬大正認為的2種，同時他還綜合臺灣成文出版社3種影印抄本、野村榮三郎抄本目錄進行分析，得出了“實際存39地共44種鄉土志”的結論。

關于目前新疆鄉土志稿的版本系統，王安芝在綜合各家的基礎上，梳理得最為齊全、清晰。遺憾的是，王安芝在整理中未能厘清片岡一忠、巴兆祥記載的野村榮三郎所節錄的鄉土志書目問題。片岡一忠、巴兆祥認為，野村榮三郎抄寫了八種鄉土志帶回日本，即《孚遠縣鄉土志》《孚遠縣鄉土志記》《奇臺縣鄉土志》《輪臺縣鄉土志》《溫宿府鄉土志》《拜城縣鄉土志》《巴楚州鄉土志》（均修于光緒末年）。但王安芝認為，“經核實日文《新西域記》原文不確，實際應該為《焉耆府鄉土志》《吐魯番廳鄉土志》《溫宿府鄉土志》《拜城縣鄉土志》《輪臺縣鄉土志》《伽師縣鄉土志》《孚遠縣鄉土志》七種鄉土志”。不過筆者再次核實原文，認為應該遵從片岡一忠和巴兆祥的判斷，《伽師縣鄉土志》一種并不存在。因為野村榮三郎在1909年6月5日的日記中明確記載：“伽師縣設縣不久，所以沒有鄉土志，知縣叫高生岳”。

筆者在王安芝工作的基礎上，又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一套新的版本。這一套版本包括《孚遠縣鄉土志》《庫車州鄉土志》《溫宿府鄉土志》《新疆伊犁府綏定縣鄉土志》《新平縣鄉土志》五種。前四種為一組，后一種為另一組。前一組均為楷體抄寫，九行二十四字（部分不一致），抄本末尾均書“錄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舊抄本”字樣。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為晚清民國時期上海的著名藏書樓。1956年11月，該藏書樓被上海市文化局接管，交于上海圖書館管理。1957年1月定名為“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但1979年《上海圖書館地方志目錄》卻沒有記錄這些鄉土志。不過1943年《中文新疆書目》明確記載有“《綏定縣鄉土志》（本志不著卷數、編纂人員及編纂時期），上海徐家匯圖書館有藏本”，筆者據此認為其可能在民國時期前后已經遺失。后一組只有《新平縣鄉土志》一種，為民國抄本。經核對，吳豐培整理的《新平縣鄉土志》與之有同源性，因為兩書在“戶口五百一十有七戶”處，均有小字注釋“現增至一千有零”。此外，兩書在“歷史”前也均有前言。需要注意的是，此國圖抄本也需謹慎對待。因為吳豐培本、林出賢次郎“29種本”和馬大正“標點本”均記載“今千總裁，游擊移駐此”，而國圖本缺少關鍵性的“裁”字。

圖1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孚遠縣鄉土志》末頁

資料來源：引自中國國家圖書館網站（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03&bid=80483.0）。

比對清末新疆42個府廳州縣，現今未見迪化府、疏附縣、霍爾果斯廳鄉土志。高健通過《新疆圖志》對《疏附縣鄉土志》的引用，認為其確實亡佚了。他又根據“迪化府和霍爾果斯分防廳這兩地鄉土志在《新疆圖志》中沒有引用一條”，判斷“這兩地根本就沒有纂修過鄉土志”。其后，他又增加了兩條證據佐證霍爾果斯廳沒有修鄉土志：一是霍爾果斯廳只辦理中俄交涉，不轄土地、人口，所以不可能有鄉土志；二是宣統《新疆全省輿地圖》無霍爾果斯廳圖。遺憾的是，他并未解釋為何沒有《迪化府鄉土志》。筆者在翻閱原始史料和細致分析鄉土志內容的過程中發現，從新疆鄉土志的內容結構可以解釋為何沒有《迪化府鄉土志》，并由此牽涉出更深層的認識。

（一）鄉土志體例規定與新疆鄉土志的編纂

按照此前學界公認的觀點，這批鄉土志是遵照統一的例目編纂而成。京師編書局《鄉土志例目》所定義的“鄉土”是“鄉土凡分為四：曰府自治之地（所轄之州縣不與焉）；曰直隸州自治之地（所轄之州縣不與焉）；曰州；曰縣。今于四者均名曰本境。”鄉土志具體各條目皆是依據“本境”來具體纂寫。因此，只有無附郭縣的府、直隸廳、直隸州才因為有親轄地而撰寫鄉土志。清末新疆省共有迪化、伊犁、溫宿、焉耆、疏勒、莎車六府，吐魯番、鎮西、哈密、庫爾喀喇烏蘇、精河、塔爾巴哈臺、烏什、英吉沙爾八直隸廳，及庫車、和闐二直隸州。在以上府級政區中，除迪化府、伊犁府外，其他14個府級政區都有親轄地（即沒有附郭縣），因而必須纂修鄉土志。而且根據筆者翻閱的結果，在無附郭縣的溫宿府、焉耆府、疏勒府、莎車府、吐魯番直隸廳、庫車直隸州、和闐直隸州7個府級政區的鄉土志中，確實只記載本府級政區親轄地的內容。由此可見，迪化府沒有鄉土志似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反而更能說明《鄉土志例目》的規定是有效的。

需要注意的是，伊犁府也沒有親轄地，依規定不能有鄉土志，但為何會有《伊犁府鄉土志》？筆者認為關鍵線索在此鄉土志的篇目結構中。與《鄉土志例目》規定及其他鄉土志所呈現的“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結構不同，光緒三十四年《伊犁府鄉土志》共分五大類，即歷史沿革、天文類、地理類、人事類、物產類，各大類下又有數目不等的小類（見表1）。

表1 《伊犁府鄉土志》篇目結構

與此結構相似的，還有宣統元年（1909）易榮鼎編修的《和闐直隸州鄉土志》，以及首都圖書館藏抄本宣統元年《莎車府志》。從目前筆者所搜集到的材料看，此3種文獻已經脫離了狹義上的清末以編撰教科書為目的的鄉土志的范疇，其實是新疆編纂《新疆圖志》的產物。

清末預備立憲后，官制更改。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巡警部改為民政部，部下設“疆理司”。為了更好管理全國疆理之事，該年十二月，民政部要求“查疆理司之職掌，以圖、志兩項為最要。惟各直省地、勢或有變遷，區域不□分令。必須有新繪之圖、新修之志，不足以資參考。應請將最新出版之省府廳州縣圖志赍送本部。嗣后如有增析裁并之處，并希隨時咨報，以便查核”。不過由于新疆建省后并未新修通志，受此事影響，便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開始通志纂修：

為札飭采訪事。……現奉撫憲札飭，修通省志。……為纂修自應派員采訪，以備臨修采用。茲擬分天、地、人、物四大類。天文中，分經緯度數、寒暑、雨量、物候；地理為本境山脈、川流、國界、沙壤、水泉、牧界；人事為文藝、武功、種族、沿革、學校、設官、兵制、鄰交、商業、工藝、田糧、祀典、錢幣、名宦、鄉賢、節孝、忠烈、各種人生業、禮俗；物產為動物、種植、樹藝、礦產等類。由各地方官詳細采訪繪圖列表，陸續造具清冊赍司考證。各該員如有藏收書籍能以援古證今詳考赍置，最為合宜。否則據實直記，不求文筆之工，只生訪記之細。切勿敷衍了事，竟以從未□邊，藉詞托諉。是屬至要。

此件檔案于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到達吐魯番廳。從此札文內所開列采訪結構可以看出，前述之《伊犁府鄉土志》《和闐直隸州鄉土志》《莎車府志》當即為準備纂修新疆通志而提前所編輯的采訪稿。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新疆鄉土志的“序言”也明確提及此鄉土志是為《新疆圖志》提供材料。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仲夏楊方熾所編《奇臺縣鄉土志》“自序”明確說明：“聊以存檔備案，為創修省志之基礎。”

因此，通過對現存鄉土志中缺少《迪化府鄉土志》原因的探討，筆者發現現存的新疆鄉土志稿其實至少存在為編寫學堂教材而產生的鄉土志，以及為編纂《新疆圖志》而成的采訪稿兩種性質的地情材料。而之所以仍舊命名為“鄉土志”，可能因為此時正值新疆鄉土志的編纂工作由新疆商務總局移交給新疆高等學堂之時，新任提學使杜彤嚴厲推進作為教材的鄉土志編纂工作。對于負責具體編纂的府廳州縣官而言，二者同屬地情材料，于是也就混用了名稱。這一認識，除前述《伊犁府鄉土志》《和闐直隸州鄉土志》篇目結構不依照《鄉土志例目》規定卻以“鄉土志”命名可以佐證外，1947年《鎮西縣鄉土志》的封面題為“新疆鎮西縣志”、內部有“新疆鎮西縣志序”“鎮西縣志目錄”，卻又被學界長期冠以“鄉土志”之名，也是一條關鍵性的證據。

此外，還有兩種體例不同于上述情況的“鄉土志”。一種是光緒三十四年成書之《鎮西廳鄉土志》。該書各卷標目依次為：卷1：疆宇、山川、戶口、田賦、學校、城池。卷2：官制、營制、古跡、仕宦、人物、廟宇。卷3：農、工、商、礦、驛站、土產。署鎮西廳儒學訓導高耀南所作“創修鎮西鄉土志序”明言：“此志告成，謹呈列憲嚴加考覆，匯集全省圖志，以課生徒”，從“以課生徒”四字，大致可以判斷其撰修初衷以“教育”為目的，后由署鎮西同知閻緒昌將之完善為一部地方志。另外一種是光緒三十四年《哈密直隸廳鄉土志》，其體例結構是：歷史、兵事、天時、輿地、道里、山脈、水利、驛遞、城池、公署、人戶、賦稅、學校、商務、祠廟古跡、兵防、風俗、動物、植物、樹藝、礦產、祥異。通過比較可知，此種體例是融合了“鄉土志例目”與為《新疆圖志》提供資料所設的結構，從而產生的一種新的編纂體例。這可能是由于鄉土志修撰時間與《伊犁府鄉土志》等重合，因此哈密廳將兩者結構融為一體，統一進行纂修的緣故。

（二）同一府廳州縣鄉土志不同版本的內容信息差異

新疆鄉土志是以各府廳州縣為單位編纂，而并非類似《西域圖志》《新疆識略》《新疆圖志》以整個西域、新疆為單位編纂和頒布，因此現存各府廳州縣鄉土志是由不同單位和個人匯總的，存在多種版本。應該認識到，同一政區的鄉土志，存在內容大體一致，但確屬不同版本的情況，不能簡單歸為傳抄過程中的訛誤。綜合目前學界整理的首都圖書館藏本，湖北省圖書館“29種本”，林出賢次郎“30種本”，吳豐培整理本，和馬大正“標點本”，可以發現同一府廳州縣鄉土志不同版本之間內容的差異在兩個方面：一是同一政區鄉土志的不同版本所署日期不同；二是同一政區鄉土志不同版本間，記載的戶口等數字存在出入。

目前所見新疆鄉土志稿抄本中，并非都標注了明確時間。而在已注明日期的部分，也存在內容相同而日期不同的現象。這可能是由于所見版本僅為抄本，抄寫者記錄的是抄錄時間的緣故。

然而，更需要注意的是因不同目的或需求而多次上呈所導致的鄉土志版本的差異。以編纂過程最清晰的鄯善縣為例，首都圖書館藏蓋有“鄯善縣官印”的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抄本，署鄯善縣知縣陳光煒“遵即查照原發鄉土志例目逐一研究，稽諸古史，博采輿論。其于縣境山川、道路、戶口、風俗均經確切查明，編輯成帙，并繪圖貼說”，并“申赍撫憲暨高等學堂總辦”。但不知何故，新疆布政使依舊“電催速辦”，所以該縣在四個多月后的十一月九日再次向吐魯番直隸廳呈送“鄉土志一本，圖說一張”。但十一月廿八日，新疆布政使王樹枏又發電報催鄯善縣呈交鄉土志和相應輿圖。此外，馬大正等整理的《新疆鄉土志稿》所收《鄯善縣鄉土志》則署成書時間為光緒三十四年。這些都說明，晚清新疆鄉土志的版本情況極為復雜，并非一次集中編纂的產物，而是為因應不同需求、在不同場景下多次編纂和使用的結果。

此類情況的另一種例證是，目前學界已經發現多個不同版本的鄉土志，其文字內容大部分相同，但所記戶口等數字卻存在差異的情況。如馬大正等指出，《呼圖壁鄉土志》的戶口記載與湖北省圖書館“29種本”不一致；《巴楚州鄉土志》的戶口記載亦與林出賢次郎“30種本”相異。但是，應該重視不同鄉土志中對其數據來源時間點的說明，如《輪臺縣鄉土志》稱“按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查報戶口數目”，《疏勒府鄉土志》《于闐縣鄉土志》則記為“按光緒三十二年查報戶口數目”。因此，不能僅因鄉土志中的數字不同就斷定某一版本有誤。更為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目前所見的數量眾多的鄉土志，本就是應不同的需要在不同時間上呈的不同版本，因此在歷史、地理、山川、驛站等要素短時間內不易變動的情況下，唯一可能變動較大的就只有戶口數字了。

《焉耆府鄉土志》則提供了另一類典型案例。該書目前所見版本（首都圖書館本、湖北省圖書館“29種本”、林出賢次郎“30種本”以及馬大正“標點本”）均記載為光緒三十四年知府張銑所纂。但筆者在《新西域記》中發現另一版本，推測是吉川小一郎參加大谷光瑞考察團在新疆旅行期間，于1913年2月底在焉耆抄錄的。

此版本內容較其他版本簡略，高健認為其“刪改之處較多，并非原文抄錄，且斷句、抄寫有訛誤現象”。但該版本末尾卻明確記載有“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焉耆府知縣聞端蘭”字樣（此處“知縣”當為“知府”之誤）。聞端蘭為此時的焉耆府知府，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因“浮收弊竇”在焉耆府知府任上被免職。

由于此版本較學界公認的版本尚早一年，且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的新疆檔案有焉耆府“鄉土志與輿圖并赍”的記載，足證在張銑本之前確已存在更早的版本。因此，吉川小一郎抄錄的應是一個尚未被深入關注的新版本。王安芝、高健所著重指出的“缺漏”字樣為：“本年春間，谷喬松送充高等學堂師范生。現庫爾勒義塾改設第二初等小學堂，以廩生王永祥暫行教習。府城向無學堂，卑府抵任后，本年二月間開設第一初等小學堂。”而據《新疆圖志》記載：“一官立兩等小學堂。在府城東街。光緒三十四年，知府張銑就民立學堂改設。一官立初等小學堂。在南鄉庫爾勒回城東街。光緒三十四年，知府張銑就義塾改設。”可見這些“遺漏”恰好發生于光緒三十三年聞端蘭編纂《焉耆府鄉土志》之后。因此這一“抄錄缺漏”反而成為有力證據，證實吉川小一郎抄錄本實為未曾被學界認識的新版本。鑒于張銑本《焉耆府鄉土志》絕大部分內容直接沿用聞端蘭本，僅增補了其任職數月以來的事項，目前學界對于張銑在清末新疆鄉土志編纂方面的貢獻，有必要重新予以評價。

綜上所述，新疆鄉土志本質上是清末新疆多種地情資料的集合體。即便是作為新式學堂“教科書”，也并非一次編纂即告結束，而是因多次編纂上呈形成了眾多版本。后人因條件所限，未加區分地將這些性質各異的地情資料統一收藏、刊布與命名。正因其是后人匯集多種清末新疆地情材料重新組合的結果，就出現了晚清新疆鄉土志數量眾多的現象。

三新疆鄉土志輿圖的多元來源及其價值

如前引光緒三十一年六月“鎮迪道就轉飭個（各）廳州縣編撰鄉土志寄往編書局參考并交當地學堂學習事札吐魯番廳文”可知，各府廳州縣在呈赍鄉土志時，只要提供原先赍送會典館的輿圖即可：“又各省前次繪送會典館地圖并需各備一分郵寄編書局，以備編撰之用。如無印本可照底稿摹繪寄京。”揆之文意，鄉土志只需要編纂文字即可，不需要重新編纂輿圖。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這部分輿圖也需要各府廳州縣提供，于是在客觀上，鄉土志的結構中也包括了輿圖部分。分析這些鄉土志輿圖，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為何現存新疆鄉土志數量多的現象，同時更進一步證明了上一節所論“新疆鄉土志本質是清末新疆多種地情資料的集合體”的認識。

高健綜合所見版本，根據首都圖書館藏本和馬大正標點本統計到9個政區的鄉土志輿圖：吐魯番直隸廳、昌吉縣、鄯善縣、焉耆府、婼羌縣（兩種）、孚遠縣、新平縣、洛浦縣、柯坪分縣。筆者又根據前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新發現一種《孚遠縣鄉土志》輿圖。由此，目前新疆鄉土志輿圖的版本分布見表2。

表2 新疆鄉土志輿圖分布

說明：“首圖本”指首都圖書館藏進呈本及抄本。“29種本”指湖北圖書館將自身所藏29種新疆鄉土志于1955年打印成冊之《新疆鄉土志稿二十九種》本，《中國西北文獻叢刊》第61冊全文影印。“30種本”指日本中國文獻研究會1986年出版之《林出賢次郎將來新疆省鄉土志三十種》本。“臺灣本”指臺灣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中國方志叢書》本。“馬大正本”指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之馬大正、黃國政、蘇鳳蘭整理《新疆鄉土志稿》本。“國圖本”指筆者發現的前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關于這些輿圖的存在形態、繪圖技法和圖例等，高健已經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筆者僅就這些輿圖的來源以及與宣統《新疆全省輿地圖》的關系作一探討。

（一）鄉土志所附輿圖來源多元

如前述，各府廳州縣在呈赍鄉土志時，只要提供原先赍送會典館的輿圖即可。根據學界以往的研究，光緒三十二年刊本《舊刊新疆輿圖》即“會典館所藏會典輿圖新疆部分經修改后的坊間刊本。……所反映的時間段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月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八月之間。”不過有意思的是，目前發現有鄉土志輿圖的9個政區，均在光緒二十八年的新疆政區大規模調整中受到了影響。其中：鄯善縣、婼羌縣、孚遠縣、洛浦縣、柯坪分縣為新設的政區。吐魯番直隸廳、昌吉縣、焉耆府、新平縣，因析置政區而受到影響：吐魯番直隸廳屬辟展巡檢所轄地域，升為鄯善縣；昌吉縣屬呼圖壁巡檢所轄地域，升為呼圖壁分縣；焉耆府屬布古爾巡檢所轄地域，升為輪臺縣；新平縣卡克里克縣丞所轄地域，升為婼羌縣。所以目前現存的鄉土志所附輿圖均為重新繪制。

筆者就目前所遺留的蛛絲馬跡進行仔細辨別，發現隨同鄉土志所赍送的這些輿圖，如同時期鄉土志一樣，也是應多種需要而繪制的各種輿圖的集合體。這些輿圖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種是直接在會典館新疆輿圖的基礎上進行修改的產物。其中，《昌吉縣圖》具有典型性。《舊刊新疆輿圖》“昌吉縣圖”除呼圖壁的其余部分，在輿圖框架、邊界、村莊等方面都與首都圖書館藏《昌吉縣鄉土志》所附輿圖高度相似。且該圖的東南部分與《新疆全省輿地圖》亦高度相似。

另一種是進行新的調查繪制的結果。在1905年《鄉土志例目》頒布后，正值清末“新政”的“預備立憲”開展，集中于政治體制的改革，設置學部、陸軍部、海軍部、度支部、法部、農工商部、民政部等。這些新設置的中央部門，為推行“新政”，積極開展資料的搜集與調查。就目前發現的9個政區鄉土志輿圖而言，《孚遠縣鄉土志》所附輿圖資料最全，便于分析。其“圖說”云：

右圖橫開八格，直開十格，每格作二十里。路以紅點綴之，官路以黃線雙鉤別之，水以藍線雙鉤引之，余均注載名目。……以全境論，形方而長，羅列二十五渠水源，由南而北，距省三百七十里，東西廣延一百六十里，中有驛路，為東西兩路往來所必由，均系坦途，并無崎險。東界奇臺，西界阜康，南北袤延二百里，南至冰山麓，道路崎嶇，與吐魯番屬地交界。北至北沙窩，地段遼闊，與科布多屬地交界。東南行九十里，至泉子街而車道止。又南行二十里至頭橋，其路一面依山，一面濱水，每至路窮之處，過一臥橋，如是者五，迂回險隘，人馬難行，逕達冰山，系通吐魯番山路。東北繞至斷河，與奇臺縣交界，道路盤旋，夷險不一。西南至礦山，西北至沙山尾，均與阜康接壤。此孚屬全境疆域險要四至八道之大略也。是為說。

結合輿圖與圖說所標示的上圖要素，此圖應來源于光緒三十二年練兵處、陸軍部要求地方進行的“疆域險要及交通道路圖”，依據有三。其一，此圖圖說在末尾明確說明“此孚屬全境疆域險要四至八道之大略也”，與練兵處要求的“所屬疆域險要及交通道路圖”語義相同，文字也基本不差。其二，此圖圖說首寫道路情況，“路以紅點綴之，官路以黃線雙鉤別之”，與以往輿圖首重縣城，次級山川的描繪截然不同。其三，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一份檔案也能大致旁證：“為札飭事。案準布政使司和移開……詳赍孚遠縣奉飭查照該屬險要道路，繪具略圖。詳請轉咨一案。奉撫憲批開詳赍輿圖閱悉。仰即速催各屬照式趕造赍轅，以憑匯咨。……為此札。仰該廳即便逐照迅速照式，造具略圖赍司。以憑咨轉。”此點也能說明孚遠縣在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之前就已經按照練兵處要求完成繪圖，并應用在光緒三十三年的鄉土志中。

（二）現存鄉土志輿圖與《新疆全省輿地圖》的關系

《新疆全省輿地圖》是清末新疆最具代表性的輿圖集，是清代新疆輿圖繪制的絕唱。魏長洪最早提出，《新疆全省輿地圖》是《新疆圖志》的輿圖部分，因新疆印刷條件有限，故而在漢口印刷。此說已被學界所公認。魏長洪之所以能夠得出這個論斷，是因“這些參與編纂《新疆圖志》的遺老們的口述材料現存已故新疆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魏長洪家中”。

現存鄉土志輿圖與《新疆全省輿地圖》之間的關系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鄉土志輿圖被《新疆全省輿地圖》全部使用或大部使用。這與《新疆圖志》輿圖部分的成圖方式有關。光緒三十三年新疆開始纂修通志：“惟有志乘闕如。現奉撫憲札飭，修通省志。本司等選派精于測繪之員赴南疆一帶測量，并在省先繪總、分輿圖，以為修志基礎。俟明年正月設局纂修，自應派員采訪，以備臨修采用。”由此可見，《新疆圖志》輿圖部分是先于志文，在省城首先編繪而出。由于沒有進行全疆輿圖測繪，因此最佳方式是直接使用已有的輿圖。最典型的是《柯坪縣圖》。比較《柯坪縣鄉土志》所附輿圖與《新疆全省輿地圖》“柯坪分縣”圖可見，除了后者添加經緯網，而前者為方格繪制外，其余內容幾乎完全一致。《洛浦縣鄉土志》所附輿圖則在以河道構成的輿圖框架上與《新疆全省輿地圖》高度一致，只是在村落名稱上略有差異。

第二類是鄉土志所附輿圖過于簡略與不精確，《新疆全省輿地圖》相應圖幅并未采用。典型代表為《婼羌縣鄉土志》所附輿圖，其所繪婼羌縣境地名很少，塔里木河水系為寫意繪圖技法，與《新疆全省輿地圖》完全無法匹配，自然未被采用。

第三類是介于上述兩者之間的輿圖。典型代表為《新疆吐魯番廳鄉土志》《鄯善縣鄉土志》。二者的綠洲地區內容被《新疆全省輿地圖》“吐魯番廳”“鄯善縣”圖采用，特別是關于山麓地帶泉水為河流源頭的形象性繪圖技法，幾乎全部為《新疆全省輿地圖》使用。但是鄉土志輿圖所繪政區邊界與《新疆全省輿地圖》相應圖幅差異巨大，導致二者呈現出既統一又分異的狀態。

由此可見，新疆鄉土志輿圖與同時期的《舊刊新疆輿圖》《新疆全省輿地圖》相應政區圖幅之間的關系因圖而異，需要在使用時進行仔細甄別、相互比較。

四結語

鄉土志是一種特殊的方志。在文獻相對匱乏的新疆，鄉土志不僅為編纂《新疆圖志》提供了豐富資料，也可視為光緒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由各府廳州縣自行撰寫的首批縣級政區方志。鄉土志在編纂完成后，并未發現其被小學堂實際使用的記載，且已經發現的新疆小學堂教材名錄中亦未列有鄉土志名目。有理由相信“這一批鄉土志的教材作用并未得到發揮”。由此，作為記錄清末新疆各縣人口數字、交通路線、族群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新疆鄉土志與內地各省鄉土志相比，其意義更主要地體現在其方志屬性上。

清末新疆正處于從傳統到近代，從藩部到行省的關鍵時期，鄉土志編纂是清末新疆落實“新政”的重要舉措。在新疆鄉土志的編纂過程中，其組織機構經歷了由新疆商務總局向新疆高等學堂的轉變，時任新疆提學使司的杜彤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使編纂進程加快，成效顯著。從現存新疆鄉土志的內容結構來看，數量眾多的新疆鄉土志是清末“新政”期間多次受命編纂和不同使用目的的地情信息集合體。其中所附輿圖多為根據不同的需要重新繪制的，與現存《新疆全省輿地圖》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使用時需仔細甄別。

本文通過對編纂機構演變、鄉土志內容結構及其輿圖來源的考察發現，新疆鄉土志的復雜性與其功能的多元性有關：它既是學部要求編纂的教材，又是邊疆“新政”中收集地情信息的政務載體。這種“一志多能”的特性導致了新疆鄉土志版本頻繁增刪與輿圖信息來源多樣的現象。從根本上來說，這是清末邊疆危機下國家力量對區域空間整合的努力過程，因此抵消了文教基礎薄弱的阻礙，呈現了中國近代邊疆治理與實踐獨特歷史面向。

編輯 | 施安群

審校 | 王國睿

審核 | 張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