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安基金老鼠倉被查！蔡嵩松的同事，被抓出來了！

2026年6月29日，深圳證監局的一紙罰單，將諾安基金再次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前基金經理張堃因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俗稱“老鼠倉”）及違規炒股，被沒收違法所得并處以罰款。這并非諾安基金首次陷入合規風波，在蔡嵩松時代的“頂流”光環褪去后，諾安基金似乎仍未走出內部治理的陰影。

根據深圳證監局6月29日的通報，這起案件的跨度之長令人咋舌。張堃的違規行為并非一時興起，而是貫穿了其職業生涯的相當長一段時間。

違規時間軸：從“隱形”到“失控”

潛伏期（2014.05 - 2020.05）： 張堃于2014年5月加入諾安基金，歷任基金經理助理、基金經理。在這長達6年的時間里，他雖然身處投研核心，但尚未掌握最終的交易決策權。然而，通報指出其違規行為始于2014年，這意味著他在擔任助理期間，可能就已經開始利用職務之便進行未申報的個人投資，或者為后續的“老鼠倉”搭建通道。

爆發期（2020.05 - 2023.10）： 這是張堃擔任三只公募基金基金經理的時期。作為掌舵人，他掌握了投資決策、交易執行、成交情況及持倉等核心未公開信息。正是在這三年半的時間里，他利用這些信息，控制“鄭某華”、“姚某”、“趙某華”等賬戶進行趨同交易。

通報顯示，張堃控制使用了7個證券賬戶，其中明確點名的有3個。

趨同交易金額： 768.56萬元。

趨同交易盈利： 7.52萬元。

處罰結果： 沒收違法所得7.52萬元，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罰款28萬元，未申報投資罰款6萬元，合計罰沒約41.5萬元。

從金額上看，768萬元的交易額和7.5萬元的盈利，在動輒管理數十億規模的基金經理眼中，似乎顯得“格局不大”。但這恰恰暴露了更深層的問題：僥幸心理與風控失效。

張堃并未申報這7個賬戶，說明其主觀上具有極強的規避監管意識。而在諾安基金內部，為何長達數年的未申報賬戶未被合規部門通過常規排查發現？這是否意味著諾安在員工行為監測、直系親屬賬戶申報等環節存在系統性的“失明”？

業績的“滑鐵盧”：從明星到“看門人”的隕落

張堃的違規，或許與其職業生涯的焦慮感不無關系。回顧張堃的履歷，他并非無名之輩。

出身名門： 碩士學歷，曾任職于國泰君安證券、長盛基金，從事策略研究。

接手重任： 2014年加入諾安后，他接手了諾安先鋒混合等基金。

張堃管理的諾安先鋒混合，在其任職的3年又139天里，取得了68%的回報。這曾是他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然而，隨著市場風格切換，張堃后期的業績出現了明顯滑坡。

根據公開數據，張堃在離任前的幾只基金表現并不理想：

諾安精選回報混合： 任職161天，回報 -7.43%。

諾安優勢行業混合： 任職245天，回報 -7.37%。

諾安先鋒混合C： 任職2年又93天，回報 6.41%。

在公募基金行業，業績是基金經理的生命線。當明星光環褪去，業績承壓時，部分基金經理容易產生通過“老鼠倉”來彌補個人投資收益，或者利用公募資金為自己的“老鼠倉”抬轎的心理。張堃案或許正是這種心態失衡的產物——試圖用違規手段來對抗業績的平庸。

諾安的“合規魔咒”：從蔡嵩松到張堃

要理解張堃案，不能將其孤立看待，必須將其置于諾安基金整體的公司治理背景之下。諾安基金近年來深受“明星基金經理”依賴癥的困擾，而張堃案的發生，讓人不禁聯想到此前轟動市場的蔡嵩松案。

雖然本次通報主要針對張堃，但諾安基金的合規文化一直備受市場質疑。

蔡嵩松時期： 蔡嵩松以“全倉半導體”的極致風格聞名，將諾安成長混合推向了千億規模。然而，這種極致的風格也帶來了巨大的波動和合規風險。

后續風波： 蔡嵩松離任后，市場關于其涉及行賄受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傳聞甚囂塵上。雖然具體司法判決細節未完全公開，但蔡嵩松的“失聯”與后續的法律問題，已經為諾安基金的投研文化敲響了警鐘。

雖然張堃與蔡嵩松在管理的具體產品上有所不同（蔡主攻科技成長，張堃風格相對均衡但后期偏向靈活配置），但兩人在諾安基金的任職時間存在重疊，且都身處投研核心圈。

時間重疊： 蔡嵩松在諾安的高光時刻（2019-2023）與張堃的違規爆發期（2020-2023）高度重合。

環境同化： 在同一個投研體系下，如果公司過于強調短期業績排名，而忽視了合規底線的教育，很容易形成一種“為了業績可以冒風險”的潛文化。張堃的違規，可能是這種激進文化下的另一個犧牲品。

持倉與風格的潛在關聯

雖然通報未披露張堃具體趨同交易的股票名單，但根據諾安基金一貫的風格，其重倉股多集中在TMT、電子、高端制造等波動較大的板塊。

老鼠倉的溫床： 這類科技股波動大、信息不對稱性強，是“老鼠倉”的高發區。基金經理利用信息優勢，在利好發布前提前埋伏，在利好兌現后公募資金拉升出貨，是典型的“抬轎子”模式。張堃管理的“諾安先鋒”與“諾安優勢行業”均為靈活配置型基金，這種倉位靈活的產品特性，客觀上也為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提供了便利。

張堃案暴露出的不僅僅是個人的道德風險，更是諾安基金內部治理的結構性缺陷。

1. “人治”大于“法治”的投研文化

諾安基金在過去幾年極度依賴明星基金經理的個人IP。蔡嵩松在任時，其個人意志幾乎等同于公司的投資方向。這種“造神”運動雖然帶來了規模的暴漲，但也導致了合規風控部門在面對明星基金經理時的“失語”。

張堃作為曾經的“得力干將”，在長達數年的時間里控制7個賬戶未被發現，說明公司的員工行為監控系統可能形同虛設，或者在執行層面存在巨大的人為疏漏。

2. 離職審計的滯后性

張堃的違規行為截止于2023年10月，而處罰通報于2026年6月才發出，中間間隔了近3年。

監管滯后： 這反映出監管取證的難度，也反映出基金公司離任審計的局限性。很多違規行為往往是在基金經理離職很久后，通過大數據排查才被發現。

追責困境： 雖然監管采取了“終身追責”的態度，但對于基民而言，違規基金經理給基金凈值帶來的潛在損害（如接盤老鼠倉股票）往往難以量化和追償。

3. 靈活配置型基金的風險敞口

張堃管理的多只基金均為“混合型-靈活”策略。這類基金股票倉位可以在0-95%之間大幅波動。

操作空間： 相比于股票型基金（倉位限制80%以上），靈活配置型基金給了基金經理更大的擇時和選股空間。這種空間在牛市中是優勢，但在合規監管中卻是難點。張堃利用這種靈活性，可能更容易掩蓋其趨同交易的痕跡。

張堃被罰，是監管層對基金行業亂象的又一次亮劍。但對于諾安基金而言，這記警鐘敲得有些沉重。

從蔡嵩松的“頂流隕落”到張堃的“鼠倉丑聞”，諾安基金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依靠激進的明星基金經理策略，諾安曾站上風口；但也正是因為對明星的過度縱容和風控的缺位，導致公司聲譽屢受重創。

對于投資者而言，張堃案提供了三個警示：

警惕“靈活”陷阱： 靈活配置型基金雖然攻守兼備，但也更考驗基金經理的職業操守，需警惕其利用倉位靈活性進行利益輸送。

關注合規記錄： 在選擇基金公司時，不僅要看業績，更要看其歷史合規記錄。一家頻發“老鼠倉”的公司，其內部治理必然存在隱患。

去明星化： 隨著張堃、蔡嵩松等人的離去或落馬，公募基金行業正在回歸團隊化作戰。投資者應減少對單一明星經理的盲目崇拜，關注基金公司的整體投研平臺實力。

張堃的7.52萬元非法所得，換來了職業生涯的終結和行業的禁入。而對于諾安基金來說，如何修補千瘡百孔的信任防線，才是比規模增長更為緊迫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