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 | 以新質生產力賦能數字生態文明建設

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顯著特征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其本質在于通過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與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發展范式發生根本性變革。這一生產力形態天然蘊含著綠色低碳的發展基因。

“十五五”時期是美麗中國建設承前啟后、擴面提質，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的關鍵階段。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關鍵攻堅期，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群體性突破正在深刻重塑人與自然互動的方式與邊界。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新質生產力賦能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邏輯、現實梗阻與推進路徑，對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具有重要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新質生產力賦能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的多重邏輯

以綠色智能為底層邏輯的新質生產力，為數字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強勁的內生動力。新質生產力賦能數字生態文明建設遵循技術創新、要素重組、產業變革與治理提升的系統邏輯，貫穿著“數綠融合”的發展主線。

綠色技術革命推動生態環境治理從“末端治理”向“智慧治理”范式進階。傳統生態環境治理模式面臨認知滯后、數據割裂和響應被動等結構性短板。新質生產力通過將數字感知技術深度嵌入自然系統，推動生態環境治理向智慧化方向演進，有助于推動生態環境治理從“末端治理”向“源頭塑控”轉變，實現生態環境治理與數字治理的雙向融合與系統升級。

新質要素配置催生從“要素疊加”向“數據乘數”的動能躍升。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其非競爭性、邊際成本遞減與強滲透性特征，使其與傳統生產力要素產生顯著的乘數效應。勞動者從技能型升級為“數字素養+生態意識”的復合型主體，能夠運用大數據平臺開展精準監測與智慧決策；勞動資料從傳統機械裝備拓展為智能介質，有助于構建起人機自然實時交互的聯通網絡；勞動對象則由實體自然資源延伸為“自然實體+數據孿生”的雙重存在，生態文明建設從物理空間延伸至數字空間。這一躍遷在更深層次上提升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開創了高效、智慧、可持續的數字生態文明建設新路徑。

產業數字化與綠色化深度融合，推動發展模式從“資源依賴”走向“綠色重構”。數字產業生態化將綠色低碳理念嵌入研發設計、生產制造、運營維護的全生命周期，以算法優化與綠色算力降低自身碳足跡。生態產業數字化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平臺為組織載體，使綠色產業與數字技術創新同頻共振，催生了能源互聯網、智慧環保、循環經濟等新業態。數字化與綠色化雙向轉型重塑了產業發展邏輯，推動產業形態朝著更加智能、高效、可持續的方向演進，為數字生態文明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產業基石。四是治理體系層面的系統性升維，推動環境治理從“分散應對”走向“整體智治”。新質生產力通過構建全域感知、實時傳導、精準匹配的數據穿透機制，打破部門、層級、區域間的信息壁壘，同時依托智能協同平臺，將政府監管、企業履約、公眾參與有機整合為聯動的治理網絡，推動環境治理體系從分散被動向靈活主動、多方參與轉變，為數字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體系化的組織保障。

新質生產力賦能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制約

數字技術與綠色技術存在融通障礙。二者在底層架構、數據接口、評價標準等方面相對缺乏系統性的兼容性安排，制約協同效應的充分釋放。同時兼具數字能力與生態環境專業素養的復合型人才培養不足、產學研在協同創新中的角色定位與利益聯結機制仍顯松散，使數字技術在應對新型污染治理、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復雜生態環境挑戰時，其滲透深度與應用效能遠未達到預期。

生態數據使用規范與資產化轉化路徑尚待拓展。生態數據的產權歸屬、使用權限與收益分配規則尚處于模糊地帶。同時統一規范的生態數據交易平臺缺位，交易規則與價值評估方法存在短板，分類分級標準與質量規范體系尚未成型。以上問題使生態數據合規流通的成本居高不下，生態數據從“資源”到“資產”轉化存在結構性障礙。

傳統產業數字化與綠色化協同改造存在阻滯。傳統產業的“雙化”改造不僅需要承擔硬件更新等顯性費用，還要面對技術路線不確定、人才儲備不足、市場回報周期漫長等隱性風險。對于中小企業而言，融資約束與風險承受能力弱，轉型門檻相對較高。與此同時，綠色數字消費市場尚處于培育期，標準體系不統一、溯源機制不健全、消費者信任度有限，需求側對轉型的牽引力明顯不足。

生態環境治理運行機制與新質生產力系統性發展要求存在錯配。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受制于條塊分割和層級壁壘，職能運行呈現分散化與碎片化特征，與新質生產力要求的系統性治理之間存在張力。同時，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深度應用，面臨立法供給不足、技術規范缺失與倫理標準缺位的多重約束，合規性困境與新質生產力創新需求之間存在矛盾，顯著影響數字生態文明建設效能。

新質生產力賦能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的系統路徑

強化重大技術攻關，打造綠色和數字科技融合創新的核心引擎。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協同攻關機制，建設綠色與數字技術融合的創新平臺，培育重大戰略科學家與領軍團隊。同時，強化政府引導基金與政策性金融的帶動作用，構建覆蓋種子期、初創期到成長期的全鏈條綠色科技金融支持體系，切實縮短從實驗室到應用場的轉化周期。

釋放生態數據價值，健全生態數據市場化配置體系。加快出臺生態數據的分類分級標準與統一編碼規則，同步推動生態環境數據的安全標準和質量規范建設，為生態數據合規高效流通掃清制度障礙。同時，培育多層次生態數據交易市場，搭建集資產評估、登記確權、掛牌交易、清算結算于一體的公共服務平臺，建立公開透明的市場化定價機制和交易規則，降低數據流通成本。此外，創新生態數據資產化運營模式，探索數據質押、數據保險、數據信托等金融創新，建立“個人碳賬戶”等普惠參與機制，形成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社會廣泛參與的生態數據價值分配格局。

強化政策引導支持，推動產業數字化和綠色化協同轉型全面發力。綜合運用貸款貼息、專項資金、直接補助等政策工具，重點支持傳統能源和制造業節能降碳、循環化利用、數字化升級項目，降低企業轉型的短期成本負擔。同時對能效領跑者、綠色智能工廠、零碳排放智慧園區等在土地、資金、排放指標等方面給予優先支持。另外強化政府綠色采購的示范引領作用，引導社會消費偏好向綠色智能產品轉移，以需求側的持續拉力支撐供給側的深度變革。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構筑整體聯動、智慧高效的制度體系。建設一體化生態環境治理協同平臺，打通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的業務流程協同壁壘，實現生態環境治理任務精準派發、過程實時監控與結果科學評估的全周期管理。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基層縣鄉的數字基礎設施投入，系統開展數字技能培訓，彌合數字鴻溝，推動生態智慧治理能力均衡發展。健全體現數字生態文明要求的考核評價與責任追究體系，構建激勵有效、約束有力的長效制度環境，為數字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來源 | 光明網 作者：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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