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拿破侖戰爭下民族主義的誕生與現代性的黑暗｜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拿破侖戰爭不僅重塑了歐洲版圖，更催生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產物——德意志民族主義。這一獨特的民族主義形態，為何最終走向了現代性的黑暗面？

金觀濤老師深入剖析了民族主義時代來臨的歷史進程。他指出，拿破侖的對外擴張雖然傳播了啟蒙價值，卻也激發了歐洲各國的民族意識，開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浪潮。在這一浪潮中，德意志的路徑最為獨特：為反抗法國，德意志人建構起“文化民族主義”，將共同文化作為民族認同符號，并批判啟蒙運動的理性普世觀。

德國觀念論從康德經費希特、謝林到黑格爾，逐步將理性、意志與情感統合為絕對精神，最終將國家視為民族文化的最高實現。由此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不同于英美的契約社會，而是以國家為有機體、法律為立法者意志的第二種類型民族國家。個人權利觀念在這一過程中萎縮，德意志優越感與有機體國家觀結合，為后來的歷史浩劫埋下了伏筆。

圖： 卡納萊托 《 威尼斯大運河的入口處 》

民族主義時代的來臨

文/金觀濤

民族主義第一波：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

拿破侖帝國作為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本想達成兩個目標：一是實現法國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二是建立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新秩序，針對英國實行經濟封鎖，以保證法國在市場經濟競爭中稱雄世界。雖然大革命以后法國政體長期在“君主”與“共和”之間振蕩徘徊，但法國已經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第一個目標達到了。

然而，即便拿破侖實現軍事占領，全歐洲都承認啟蒙價值和《拿破侖法典》（Napoleonic Code），第二個目標也是難以達成的。為什么呢？啟蒙價值所指向的現代社會是民族國家的集合，而非法國人統治的帝國。其他國家能夠接受法國的制度，卻不會認同其統治，它們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

實際上，正是拿破侖在歐洲的十年統治，喚醒了歐洲各國的民族意識。反對法國人開啟了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建國歷程，促使整個西方文明向現代社會轉化。民族主義動員在建立現代國家過程中極其重要，但在前文所討論的實例中，除了在美國獨立建國中，民族認同起了關鍵作用外，英國和法國的民族主義都是隱性的。英、法兩國本就是歷史悠久的大國，其民族認同對現代社會形成的貢獻，隱藏在社會變遷的深處。

直到法國向外輸出革命，被沖擊的國家一方面接受啟蒙價值，另一方面在反對法國、追求獨立的過程中，利用民族認同建立起現代國家，民族認同的影響才由隱性變成顯性，民族主義的時代終于來臨了。更何況歐洲本就存在眾多的新教社會，它們不需要經歷啟蒙運動就擁有現代價值。很多歐洲國家（特別是信奉路德宗的日耳曼諸邦）因為缺乏民族主義的凝聚而呈現出一盤散沙的狀態，沒有向現代社會轉化。拿破侖帝國的形成和解體，開啟了現代價值與民族主義的結合，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程再也不可抗拒了，這就是19世紀上半葉席卷歐洲的革命浪潮。

拿破侖剛戰敗，歐洲的民族獨立運動就開始了。1815年，拿破侖帝國解體，包括比利時和盧森堡在內的荷蘭王國成立。法國波旁王朝復辟后的30年，是歐洲最為動蕩的歲月。只要一國爆發革命，鄰近國家政權形態亦會發生變化?；舨妓辊U姆將1815—1848年歐洲民族主義革命區分為三波浪潮：第一波是1820—1824年，以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希臘為中心，其結果是拉丁美洲民族國家的建立；第二波是1829—1834年，比利時獨立，波蘭革命，意大利和日耳曼各地動蕩不安，自由主義盛行于瑞士；第三波是1848年影響全歐洲的大革命，帶來了“民族之春”。根據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機制，歐洲的民族革命又可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是新教（路德宗）社會的轉化，二是天主教社會的轉化。

天主教社會沒有經過宗教改革，尚未樹立牢固的現代價值，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除了需要民族主義的勃興，還需要現代價值的學習。民族主義的勃興和現代價值的學習能否同步，決定了建立民族國家和現代化進程的難易和快慢。新教（路德宗）社會的轉化相對簡單，只取決于民族主義的勃興這一個因素，因為路德宗社會已經完成兩方面的轉化，一是現代個人觀念的建立，二是理性與宗教的二元分離。它只缺乏一種觀念凝聚力，使新教徒意識到他們同屬一個民族。

路德宗社會的轉化可分兩種情況來討論：一是原已建成國家的社會，但該國在經歷民族主義的洗禮前，仍是傳統社會；二是尚未建成國家的社會，新教徒生活在領主或騎士的封建莊園中。第一種情況以瑞典為代表，第二種情況以日耳曼諸邦為代表。我們先分析第一類社會，它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只需改變法律基礎，這往往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

在宗教改革以前，瑞典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在宗教改革期間，瑞典人改信路德宗，全力投入宗教戰爭。此后建立的瑞典帝國是一個新教社會，但它不是現代民族國家。瑞典因人口太少，無法稱霸歐洲，卻以連續和平地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化而聞名。傳統帝國和現代民族國家的根本差別在于：前者的法律是習慣法并由國王頒布，后者的法律是所有國民共同訂立的契約。民族主義的功能主要表現為：改變法律的基礎、限制國王權力、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或代議制民主。瑞典帝國的轉化動力正是拿破侖統治興衰所激發的民族主義。在拿破侖帝國統治時期，瑞典民族主義產生了，并在1848年全歐洲的“民族之春”浪潮中，得到不斷強化；19世紀60年代，瑞典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并延續至今。

圖： 卡納萊托 《從薩默塞特宮露臺望向倫敦城的泰晤士河景 》

日耳曼諸邦與瑞典不同，路德宗信徒生活在30個小邦、2個利伯維爾和數以千計的騎士領地中。民族主義建國必須經過兩個環節：一是用民族認同符號把分散的社群凝聚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國家；二是使法律建立在所有國民的契約（或國民公意）之上。日耳曼諸邦通過“文化民族主義”的創制和普魯士王國的崛起，完成了這兩個環節。然而，正因為上述環節是在反法戰爭中展開的，它造就了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獨特性。從歷史長程來考察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德意志民族國家及其所依托的觀念系統，對現代社會的形成和演化有巨大影響，我們有必要先對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義進行詳細的分析。

在拿破侖軍隊入侵日耳曼諸邦之前，德意志人并不具備民族主義觀念，甚至瞧不上民族主義。他們以建立世界帝國為己任，在接受英國科學和法國啟蒙思想方面，表現得十分開放。拿破侖的入侵使他們感受到了屈辱，意識到德意志可能成為法國的附庸和殖民地，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義”興起。什么是“文化民族主義”？它以德意志人的共同文化作為民族認同符號，日耳曼諸邦分享著共同的語言，卻沒有共同的文化，所謂日耳曼諸邦的“共同文化”是被建構出來的，該建構又是在德意志人對抗法國的過程中展開的。所以它具有一個重要特點：批判啟蒙運動。拿破侖以普世的啟蒙價值作為征服歐洲的正當性根據。為了抗擊拿破侖，德意志人創造了一種反對法國啟蒙運動的普遍民族意識。

需要說明的是，反對啟蒙運動并不意味著德意志人拒絕啟蒙運動的基本價值（人權和工具理性），而是反對啟蒙運動的兩個理念：一是理性的普世性，二是法律為國民公意。啟蒙思想家主張理性是不分民族的、普世的，德意志人卻指出，理性只是觀念的一個面向：觀念同時包含著理性、意志和情感，三者同等重要，不同民族的觀念亦不盡相同，觀念論在日耳曼諸邦起源了。

此外，啟蒙運動把法律視為國民公意，其社會組織藍圖是基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德意志民族主義與該理念存在分歧，仍堅持法律是立法者的意志。以上要點構成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的重要內容。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基本要素，但與超越視野沒有關系，它只是一個工具，其功能是獨立理性的個人凝聚成契約共同體。如果把民族文化視為觀念的一部分，認知理性亦屬于觀念范疇，這樣，民族文化就可以通過觀念論建立在認知理性的超越視野之上。

如前所述，法國啟蒙運動一度將現代性建立在認知理性這一種超越視野之上，進而形成了法國式的社會契約論，其應然社會取決于國民公意。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則繞過國民公意，直接從民族主義推導出應然社會，這不僅使德意志民族主義產生巨大影響，還導致它所建立的國家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國家，德意志人自以為本民族優于其他民族，最后引發了一場現代社會的浩劫。

德國“觀念論”和“浪漫主義”

早在法國啟蒙運動的高潮時期（法國大革命前夕），觀念論就孕育在反思歐陸理性主義的浪潮中了?！坝^念”（idea）一詞最早是由柏拉圖提出的，它的本意是“理型”（ideal）。柏拉圖的“理型”一方面包含古希臘數學，另一方面廣泛涵蓋自然人文領域的各類學說，但理型論和觀念論之間存在根本差別：“理型”是客觀的，“觀念”是主觀的。隨著新柏拉圖主義與希伯來超越視野相結合，并進入天主教神學，理型論成為經院哲學特別是唯實論（托馬斯·阿奎那神學）的基本結構。宗教改革以后，現代性興起，工具理性和個人觀念與經院哲學的理念背道而馳，但理型論卻通過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延續了下來，一直是歐陸理性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德國觀念論最早源于康德哲學，但康德哲學既不反對啟蒙，亦不否定理性的普世性?？档拢↖mmanuelKant）經歷了啟蒙運動，目睹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他一方面用啟蒙精神取暖，另一方面要避免被其焚毀，力圖締造一種可以包容現代價值的新哲學體系。康德實現了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轉向，把柏拉圖的理型論轉化為觀念論，指出數學（如邏輯、因果性）的本質是“先驗觀念”（TranscendentalIdealism）。

在康德看來，人的感覺經驗是混亂的，它們只有經過“先驗觀念”的整理才會有秩序（符合理性）。在此意義上，客觀的“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永遠是不可知的，科學只能解釋事物的表象。自然現象如天體運動規律之所以符合數學法則，是因為把感覺經驗納入心靈的本就具有的（理性）結構。如此一來，歐陸理性主義傳統被顛倒過來，理性變成個人處理感覺的一種模式，人成為科學理性的中心?？档聯颂岢龇珊偷赖碌拇嬖诓皇且驗榭陀^的理性（數學）法則，而是由于人意識到自己“應該”自覺地遵循理性（以及相關法則），人的道德自律是理性的最高實現。

從此以后，無論是正義的法律，還是人權和倫理美德，都基于實踐理性，與神學無關。這為現代價值系統找到一塊不同于笛卡爾理性主義的新基石，它建立在個人的自由和主體性之上，與奉行理性一元論（Rationalistic Monism）的科學主義劃清了界限。現代價值系統立足于宗教和科學（認知）的二元分離，宗教是道德和個人權利的基石，而康德則將其歸為獨特的理性，并展開形而上的分析。換言之，康德哲學中科學（認知）理性和實踐理性亦呈現二元分離的結構，康德哲學的信奉者可以從兩個方向推出上帝的存在：一是作為“定言令式”的道德，二是神秘的“物自身”。一種可以容納現代心靈的哲學出現了。

康德哲學蘊含著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離結構，這是一次偉大的嘗試。直到20世紀，人類仍然生活在康德建立的哲學結構中。康德在“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中指出了理性的能力和局限，建立了信仰（道德）與理性（科學）二元分離的現代哲學體系，為工具理性提供了正當性，并力圖為知識和道德劃清界限。康德闡述和論證了現代性，其目的是從哲學層面總結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精神。

康德哲學和德意志民族主義關系不大，但康德卻開了一個頭，將理性和觀念聯結起來。在康德以后的半個世紀中，德意志地區出現了一個哲學思想大發展的時代。從康德到費希特（Johan Fichte）、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再到黑格爾（Friedrich Hegel），德國觀念論走向成熟，逐漸演變成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

德意志民族主義奠基者費希特自稱是康德的傳人，但其觀點與康德根本不同。費希特深受拿破侖大軍入侵的沖擊，開始懷疑法國啟蒙價值的普世性，倡導德意志民族精神，他告別信仰與理性二分的立場，提倡主體（包括理性、意志和情感）的主觀精神論，還強調主張法國大革命和啟蒙價值是普世的（Cosmopolitan）這一觀點是一個時代錯誤。

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歌頌德意志人民，主張德意志是特殊的，具有優秀的文化傳統。他首次提出一個民族應該忠誠于民族文化，認為這與個人應當忠誠于自我是同一個道理。在隨后興起的浪漫主義思潮中，德意志民族被想象成一個大的個體，一個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獨特個體。謝林進一步將費希特的主觀一元論轉化為客觀的精神一元論。最后，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在黑格爾那里獲得其哲學基礎。

圖： 保羅·埃米爾·夏巴《 帕爾納斯詩人 》

黑格爾順著上述思路，圍繞精神不斷地自我發展，以民族國家的建立為理性的最高實現，進而建構出一套宏大的哲學體系。如果把外部世界視為人類控制和改造的對象，世界就可以被視作精神的實現。黑格爾正是基于這一點，提出了他的絕對精神說（Absolute Spirit）。當理性和信仰成為絕對精神的表現時，“上帝”的存在就能得到證明。

因此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稱為“自我設定的上帝”，它不同于有神論（Theism）和自然主義（Naturalism），即“黑格爾的主體理論是一種自我實現理論。因此，它是徹底反二元論的”。理性和信仰再次達到統一，因此，在黑格爾哲學中，康德哲學的基本精神已被顛覆。那么，絕對精神的最后實現指向什么呢？這就是建立德意志民族國家。

中國人很熟悉黑格爾哲學，無論是“自我揚棄”的辯證法，還是有關對立統一的論述，至今都是中國人思想的一部分。然而，黑格爾把國家視為理性的最高階段，這是中國人很難理解的。其實，黑格爾所講的國家，不同于中國傳統觀念中的國家，亦不同于英國、美國和法國這樣的現代國家，而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實現。在宗教改革以后，日耳曼諸邦一直沒能建成現代社會，唯有文化民族主義才能將德意志人凝聚起來。民族文化作為先于國家的存在，其形成過程包括理性的絕對精神的自我發展。民族文化是絕對精神的載體，因而也是理性的最高實現。

概言之，德國觀念論是在批判法國啟蒙運動的過程中走向成熟的。否定啟蒙運動所提倡的理性的普世性，在哲學上指向觀念論，在思想情感上則指向浪漫主義。觀念論和浪漫主義構成了德國狂飆突進運動（Sturmunddrang）的主調?？耧j突進運動本是文化抗議運動，它反對浮夸、虛偽的物質文明以及僵化的文化建制，抵制法國文化與啟蒙思想。

浪漫主義在文化上否定啟蒙運動所提倡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遍價值，又反對將宇宙和自然界看作一部大機器的工具理性，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溫床；某些思想家甚至將國家和有機自然觀協調起來。所謂“獨特的德意志文化”正是在狂飆突進運動中形成的，并在19世紀上半葉成為德意志民族認同的符號，建構出以國家為最高理性的德意志民族主義。

觀念論不是西方現代思想的主流，黑格爾哲學作為德國觀念論的頂峰，實際是把現代性的兩種超越視野簡約合并為一種超越視野。由此建構出的民族國家在本質上不再是契約社會，它雖然可以包容由獨立個人組成的契約組織，卻也開啟了以德國為世界民族國家中心的先河，為極權主義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馬克思把黑格爾的觀念論顛倒過來，其思想亦是基于一種超越視野，上述觀念不同于法國的啟蒙思想，構成了另一條想象應然社會的道路，我在第七講中會分析這一問題。

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

德意志民族主義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強調德意志文化的優越性；二是將國家視為民族文化的實現。這與作為現代思想的民族主義（特別是英、美民族主義）不同，為什么會如此呢？關鍵在于，德國自狂飆運動以來，流行著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即德意志文化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德意志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而德國作為一個國家則是民族文化的實現。

在某種意義上，德意志文化具有巨大創造能力似乎沒有錯：近代以來德國的科學家、思想家輩出。德國近代文化的創造力源于觀念論，其本質和法國啟蒙運動類似。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旦將民族國家視為民族文化的實現，這樣的國家只能是一個有機體。它所帶來的問題，比法國式的社會契約論還要嚴重。

這時，國家成為高于個人的存在，且不再由個人組成。法律成為國家有機體的屬性，與社會契約毫無關系。雖然建立民族國家必須立憲，亦必須設置議會，但它們不再是整合性契約共同體。憲法的內容僅在于規定國家的性質（而不是國民立約），法律則代表立法者的意志，二者都成為民族國家性質的現實反映，德國議會則淪為國家之下的公共空間。法國皇帝之所以能代表民族國家，是因為國民公意的授權；德國皇帝的選任與國民選舉無關，只需要他能代表德意志的民族精神。

現代民族國家的憲法必須保護人權，如果民族國家成為有機體，該前提就不再成立。宗教改革以后，來自天主教的自然法已被轉化為個人權利。德意志民族主義形成后，在不斷純化的單一超越視野的支配下，德國實證法學派興起，它認為自然法是不科學的，在不斷強化的實證法哲學的論證中，來自宗教的個人自然權利的傳統中斷了，個人權利觀念在民族主義的侵蝕下開始萎縮變形。唯獨理性在與終極關懷的逐漸合一的過程中不斷壯大，甚至成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支柱。

在德意志民族主義興起以前，其市場經濟已迅速成長起來。宗教戰爭對德國經濟的破壞最為嚴重，但新教社會和天主教社會不同，是具有現代精神的，現代市場機制和科技運轉良好，經濟恢復得很快。以煤炭為例，1871年德國煤產量已經是法國、比利時的兩倍有余，而在1847年，其煤炭產量遠落后于兩國。因此，德意志民族主義一旦成熟，德國立即成為歐洲最強大的民族國家之一。

德意志民族國家建立是通過普魯士的軍事擴張實現的，普魯士人尚武好戰，很難想象普魯士國王居然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精神，成為德意志民族國家的皇帝。在剖析普魯士的軍事擴張時，還要關注當時德國大眾對戰爭的看法。大多數德國人并不反對戰爭，反而歡欣鼓舞，他們終于看到了德國未來的希望。1862年，俾斯麥（Ottovon Bismarck）任普魯士王國首相，他通過一系列外交手段，對外顯示普魯士的軍事能力，進而獲得了日耳曼諸邦的認同，其中以1870年的普法戰爭最為典型。

此次戰爭爆發的導火索是西班牙王位的繼承問題，俾斯麥巧施手段，迫使法國向普魯士宣戰，普魯士因此獲得了日耳曼南部各邦的支持。1867年，北德意志聯邦正式成立。1871年，在不斷強化的德意志民族認同的影響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最終形成。

圖： M.C. 埃舍爾 《 蒙雷阿萊修道院，西西里 》

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形態由其民族主義塑造。對于德意志人而言，民族文化是先于國家的歷史存在，民族國家是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載體，而非個人的集合。因此，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并非由德國公民自決所產生，而是通過普魯士在一系列征戰中所建構的日耳曼民族認同的符號。普魯士國王是民族國家的代表，由全境男子投票選出的400名帝國議會（Reichstag）代表無權約束皇帝。德意志民族主義是不同于英美民族主義的另一種極端類型，我將其建立的民族國家稱為第二種類型的現代民族國家。

德意志民族的優越感與民族國家的有機體形態結合以后，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對德國自身而言，它意味著一個不講個人權利的現代社會從此形成。更重要的是，現代世界本是民族國家的集合，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平等的。但在德國的民族主義話語中，世界以德國為中心，德國有權統治其他民族國家，因為德意志人是最優秀的。

類似的國家還有日本和1905—1914年的俄國，我在第六講會分析這兩國的民族主義形態。如此一來，民族國家間的戰爭便不可避免，它造成人類歷史上的巨大災難。作為超越視野的想象，傳統社會的世界秩序雖然以某個國家為中心（如中國的天下觀），但不包含某個民族一定優于其他民族的觀念。第二類民族國家的出現，顯示了現代性的黑暗面。

西方社會現代轉型的另一條線索

在民族主義勃興的大潮中，天主教社會的演化形態又是怎樣的呢？在16世紀以后的歐洲，天主教社會一度以西班牙為中心。研究天主教社會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化，首先必須考察西班牙及其控制的南美洲社會。如前所述，拿破侖建立帝國的過程中，直接把西班牙納入法國的統治之下；拿破侖政權垮臺后，西班牙亦被卷入民族獨立的潮流中。吊詭之處在于，西班牙一直堅持天主教傳統，即使啟蒙思潮在歐洲呈勢不可當之勢，甚至民族主義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風起云涌，它們都沒有影響到西班牙本身，它仍然行走在天主教文明的軌道上。在西方近現代史上，西班牙向現代社會轉型所耗費的時間，是歐洲諸國中最漫長的。

為什么西班牙的天主教傳統如此頑固呢？因為西班牙最晚回歸西方天主教世界。我在第三講中指出，伊斯蘭教剛興起的時候，西班牙就被征服了，成為伍麥葉王朝的一部分。之后700年間，西班牙一直是個伊斯蘭教國家。即便伍麥葉王朝及其后的阿拔斯帝國相繼滅亡，伊斯蘭教在西班牙依舊有很大的影響。所謂摩爾人，就是西班牙本地的伊斯蘭教徒；西班牙一直是天主教徒與摩爾人不斷交戰的戰場。

在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啟程揚帆的那一年，天主教戰士攻克了西班牙的最后一個伊斯蘭教據點——格拉納達（Granada），西班牙徹底回歸了天主教社會。1492年，哥倫布決定去尋找通往印度的新航線，其他歐洲強國都不理睬他，為什么西班牙支持他呢？因為西班牙想成為強國。

西班牙回歸天主教世界以后，格外地服從教皇的訓令，還建立異端裁判所，迫害異教徒和猶太人，以顯示自身信仰的純潔。它急迫地尋找自己在天主教社會中的位置，支持哥倫布航海、領頭打響宗教戰爭都是例子。16—17世紀西班牙的強大，正是建立在這些前提之上的，西班牙的經濟極度依賴南美的銀礦。由此可見，17世紀的西班牙帝國與法國不同。

法國將天主教文明視作意識形態，其內部是有現代價值的，只是現代價值一直遭到國家的壓抑。西班牙完全沒有經歷過宗教改革，一直反對正在歐洲興起的現代性，鞏固其天主教神學。西班牙社會內部沒有誕生出現代價值，其市場經濟和科技發展缺乏內在動力，而美洲白銀所支持的經濟又不具備可持續性。所以，18世紀英、法兩國稱雄歐洲的時候，西班牙已經衰落了。

16—17世紀的西班牙是一個典型的天主教社會，這對于理解其統治的南美洲極為重要。如前所述，南美與北美完全不同，前者是天主教社會，后者則是白人的加爾文宗社會。來自西班牙的天主教徒在其殖民的200年間塑造了南美社會的基本形態，即類似于歐洲法治封建社會的等級制有機體，其社會轉型亦屬于天主教社會的演化，故必須與西班牙放在一起討論。

18世紀的歐洲正處于民族國家興起、主權國家爭雄的時期，其間英國和法國爭得你死我活，但卻沒有西班牙的份兒。法國大革命以前，除了英法七年戰爭外，歐洲爆發過兩場較大規模的戰爭：一是由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所引起的，另一次是由奧地利王位繼承問題所引起的。兩場圍繞王位繼承的戰爭均發生在天主教國家，原因何在？因為天主教國家必須遵循傳統的王位繼承法，王位繼承需經教皇同意。而且其他主權國家不可能允許別國的王室成員來統治本國。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以1713年簽訂《烏特勒支條約》宣告結束，這一條約規定直布羅陀（Gibraltar）屬于英國，還規定西班牙的國王人選一定要出自波旁家族，這些條約至今仍是有效的。1975年，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政權結束以后，西班牙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目前西班牙的國王仍是波旁家族的后裔。由此可見，天主教傳統對西班牙的約束力是多么強大。

如前所述，天主教神學指向的應然社會是有機體，而非現代民族國家。如果天主教神學不退出政治、經濟領域，現代契約社會就無法形成。在天主教社會的現代轉型過程中，強有力的民族主義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民族主義有兩個功能：一是將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建立在民族認同之上，使其與天主教神學相分離；二是通過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引入現代價值（如個人權利和工具理性），并使其成為該社會的普遍追求，立足于民族主義的國家成為現代價值所指向的整合性契約共同體。

如果缺少發達的民族主義，上述社會轉型機制自然會面臨障礙。雖然西班牙是受拿破侖帝國沖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但其民族主義力量卻始終不強。在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民族革命浪潮中，只有少量受啟蒙運動影響的西班牙知識分子，力圖引入憲政。普通民眾一直生活在天主教等級社會中，國家的政治變動完全受制于保守軍人的態度。1898年，西班牙在西美戰爭中失去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等殖民地，其統治者方才意識到社會變革的必要性。

隨后發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很快便走向失敗，西班牙建立的議會君主制亦面臨危機，獨裁君主制取而代之。20世紀30年代，西班牙進入第二共和國時期，其政體仍不穩定。隨后西班牙陷入內戰之中，最后被佛朗哥的軍事獨裁所替代。1975年，政治強人去世，西班牙才建立起穩定的君主立憲制，實現現代轉型。

為什么西班牙的民族主義姍姍來遲呢？這與南美民族主義的勃興有直接關系。整個南美洲基本上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拿破侖帝國吞并西班牙以后，南美就爆發了民族獨立運動，西班牙則是南美民族獨立運動沖擊的對象。在席卷南美的民族主義潮流中，歐洲人積極地參與其中，幫助革命者獨立建國。在大多數西班牙人的心目中，這些民族主義者是反對西班牙的。

西班牙人越反感民族主義，就越忠于天主教傳統。正因如此，西班牙不同于其他拿破侖占領國，該國的反拿破侖情緒反而促使其忠于天主教。1810年，拿破侖軍隊占領西班牙，1811年，委內瑞拉就宣布獨立，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成為獨立運動的領導者，并于1819年擔任大哥倫比亞共和國（Great Republic of Colombia）總統，接著解放了秘魯、玻利維亞等南美國家。19世紀中葉，拉丁美洲共出現18個共和國。

雖然南美的民族主義強勁有力，但在用民族認同建國的過程中，南美各國未能順利地引進現代價值。原因在于，南美是一個天主教社會，推動民族獨立的大多是白人的后代，如南美革命領袖玻利瓦爾就出身一個西班牙血統的貴族家庭，他們人數不多，與本地人處于不同的社會等級，現代價值難以深入到本地人群中。正因如此，南美社會雖然在19世紀上半葉就建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確立了共和政體，但由于長期被軍人集團控制，經濟和科技發展緩慢。

南美社會是一個特例。在一般的天主教社會中，不論其天主教傳統多么強大，只要民族主義的發展蓬勃有力，且該社會能夠順利地引進現代價值，就必然能夠順利地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意大利就是典型例證。意大利是天主教的統治中心，屬于最典型的天主教社會，由諸多城市國家和邦國組成。

圖：保羅·德爾沃 《 廢墟宮殿》

如果意大利要轉變成現代民族國家，它必須與天主教對抗，用民族主義把不同地區和不同等級的人凝聚起來，使國家建立在民族認同之上。19世紀的民族主義在意大利發展為最完美的形態，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就是代表。馬志尼在討論民族主義的時候，一方面強調民族建國，另一方面將民族建國與個人追求自由平等聯系起來。現代價值與民族認同相結合，使意大利民族主義成為一種完備的觀念體系。

民族情感原本是比較狹隘的，但馬志尼卻主張通過民族主義來凈化人的靈魂，這在19世紀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宣言書。如果想更深入地理解馬志尼的精神和思想，可以去讀《牛虻》這本小說。牛虻是一個私生子，他的父親是一個紅衣主教。因為忍受不了紅衣主教的欺騙，牛虻在年輕時跑去了南美，參與當地的民族獨立運動。牛虻以一個民族主義戰士的身份回到歐洲，為意大利的民族革命而戰，最后犧牲。

從牛虻的故事可以發現，歐洲天主教社會中的民族主義者與南美的民族主義者是一體的。馬志尼、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都曾投身于南美的民族獨立運動，后來回來歐洲，并參與到意大利的民族革命中。1860年，加里波第帶領1000名紅衫軍打敗了規模是其20倍以上的西西里軍隊。“紅衫”是加里波第在阿根廷幫助兩個州獨立時，為屠宰場員工制作的工作服。

19世紀60年代，意大利這一天主教統治的中心地區，亦成為現代民族國家，這對教皇而言是奇恥大辱。在傳統天主教社會中，教廷所在地就是西方天主教文明的中心，這一中心卻脫離了教皇的管控。直到20世紀，意大利才劃出一塊區域給教廷，宣布梵蒂岡是獨立的。

從表面上看，17世紀到19世紀的西方歷史既混亂又復雜，其實這段歷史是由三條線索交織而成的：第一條線索是加爾文宗信徒建立契約式國家。第二條線索是現代民族國家和君權神授的絕對君主制國家競爭，這導致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爆發。這再次證明，在現代價值已得到確立的前提下，任何建立在一種超越視野之上的有機體都無法與現代民族國家爭雄。第三條線索是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整個天主教文明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化?，F代民族國家實為契約社會的整合形態，這一切都證明：建立在現代價值之上的應然社會只能是契約社會。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第五章節第4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編校：睿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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