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建國元勛多奴隸主，250周年慶典掩蓋血淚史

事實是，被改寫成“自由故事”的美國獨立，過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它帶來的最大好處，不是給美國人民，而是給居住其間的白人優越觀念支持者。

美國式愛國主義至今仍是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右翼、左翼和中間派皆然。這個國家在2026年7月4日慶祝獨立250周年，這又一次成為表達美國極端民族主義、并把這個國家骯臟的壓迫與種族滅絕歷史改寫成“自由”歷史的機會。

特朗普是一些保守派和種族主義者心目中的英雄。他宣稱：“憑借一張羊皮紙和56個簽名，美國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征程。”奧巴馬則是美國白人自由派眼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對此也完全認同：“隨著美國250周年紀念日臨近，值得回顧的是，1776年自治這一整套理念在當時究竟有多么激進。”

接著，奧巴馬又對那些宣布獨立的白人蓄奴殖民者作出輕微批評，仿佛他們只是有所疏忽：“在建立我們的聯邦時，開國者遠未兌現《獨立宣言》的承諾。他們保留了奴隸制，并允許各州把投票權限制在擁有財產的白人男性手中；但通過起草憲法和權利法案，他們確實展現了遠見和非凡才智，為我們建立了一個框架，使每一代人都能讓我們的聯邦變得更加完善……”

如果一個南非白人聲稱，1910年南非聯邦的建立——一個建立在種族等級制度基礎上的定居者殖民地——是南非在一個世紀后走向包容非白人群體的第一步，那么這個人理所當然會遭到嘲笑和譴責。

美國的教育和政治機構及其領導人——更不用說那些馴服、單調的企業媒體——卻公然向美國人灌輸：美國是這個世界發生過的最好事情。隨著美國獨立250周年臨近，“美國仁慈”的霸權神話仍主導著政治話語，并被當作不容置疑的真理。

這個最早實現獨立的國家，對本國黑人、原住民、工人階級以及整個被帝國支配世界持續施加的無休止恐怖，如今仍被改寫成“美國自由”的故事。

但事實是，美國獨立帶來的最大好處，從來不是給世界，也不是給美國人民，而是給了居住其間的種族主義支持者。甚至納粹也曾把美國獨立視為自身政權的先聲。

德國歷史學家阿爾布雷希特·維爾特在1934年面向納粹讀者撰寫的《世界史》中寫道：“在第二個千年的國家歷史中——直到世界大戰之前——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他還斷言：“雅利安人爭奪世界統治的斗爭，由此得到了最大的支持。”

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也從美國共和國中獲得靈感。他把美國擴張史——在這段歷史中，殖民者“把數百萬紅種人減少到幾十萬人，如今又把這點殘余關在籠子里監視”——視為一個鼓舞人心的先例，用來對待東歐的斯拉夫民族，尤其是俄羅斯人；他把后者也稱作“紅種人”。

北美13個英國殖民地中部分白人殖民者要求獨立，絕不是什么普遍自由的呼聲，盡管美國那段可恥的歷史后來被改寫成了自由史。獨立之前，白人殖民者對英國王室的不滿不斷加深，財富越來越集中到英國資本家手中，而這些資本家又在北美與殖民地商人競爭。

在利潤依賴于掠奪原住民土地和奴隸勞動的背景下，1763年的《皇家公告》禁止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定居，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1764年的《糖稅法》和《貨幣法》、1765年的《印花稅法》等新稅種，又進一步壓縮了殖民者的利潤，使王室獲益更多。

面對被剝奪土地的威脅，大多數北美原住民在“獨立戰爭”中選擇與英國并肩作戰，因為他們認為，若種族主義殖民者獲勝，帶來的將是更大的毀滅。數以萬計的原住民在為英國作戰時喪生，而白人殖民者則攻擊與王室結盟的原住民社群，摧毀村莊，殺害數千人，并驅逐整個社區。

北方殖民者和英國王室都曾承諾，只要加入各自軍隊，就給予被奴役的黑人自由。超過20000名被奴役的黑人加入了英軍，其中包括弗吉尼亞的“埃塞俄比亞軍團”。1775年11月，皇家總督鄧莫爾勛爵發布公告，承諾只要加入英軍應對正在醞釀的殖民者叛亂，就可獲得自由。他們胸前佩戴著“給予奴隸自由”的字樣。

1772年，倫敦作出一項反奴隸制判決，涉及一名在弗吉尼亞被購買的奴隸詹姆斯·薩默塞特，最終他獲得釋放。這一判決激怒了北美13個殖民地的白人奴隸主，也加速了他們反英叛亂的進程。

鄧莫爾公告正是這一過程的頂點：廢奴主義歷史演進到這一步，正如歷史學家杰拉爾德·霍恩所說，殖民者追求獨立，成了一場“奴隸制的反革命”。

這些堅定維護奴隸制的白人叛亂殖民者——也就是持有種族等級觀念者——在“開國元勛”詹姆斯·麥迪遜推動下，在1788年美國憲法第四條第二款第三項中規定，那些逃亡并加入英軍的奴隸必須被“交還”給他們在美國的主人。

至于獨立后的美國一方，只有5000名黑人——包括奴隸和自由黑人——在其麾下服役，擔任廚師、勞工、間諜和士兵，其中大多數人在戰后重新淪為奴隸。

相比之下，在南方的叛亂殖民地中，弗吉尼亞、佐治亞和卡羅來納諸州承諾，凡白人男性志愿參戰對抗英國者，都可獲得土地和一名奴隸。英國戰敗后，數千名曾加入英軍的前奴隸被安置到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

英國鼓動被奴役黑人反抗尋求獨立的殖民者，這讓另一位“開國元勛”托馬斯·潘恩深感震驚。《獨立宣言》也對此提出譴責，稱國王“煽動我們內部的叛亂”。歷史學家泰勒·斯托沃爾總結說：“美國爭取自由的戰爭，因此同樣也成了一場爭取奴隸制的戰爭。”他還指出，“美國革命是一場為了以自由之名奴役他人的權利而發動的戰爭”。

這種以白人為中心的共和國基礎，在1790年通過第一部《歸化法》成為法律。該法把公民資格限制為在美國居住滿兩年的“自由白人”及其21歲以下子女。對潘恩來說，反對獨立的人，就是反對白人定居殖民主義的人。

他警告說：“你們這些現在反對獨立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們讓政府權位空懸，就是在為長期專斷統治打開大門。成千上萬、數以萬計的人會把把那個野蠻而地獄般的權力逐出這片土地視為光榮；正是它煽動印第安人和黑人來毀滅我們；這種殘酷具有雙重罪責：它對我們施以暴行，對他們施以背叛。”

潘恩口中的“我們”，并不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隸。后者約占新獨立美國250萬人口的20%。盡管潘恩反對奴隸制，也承認原住民土地被掠奪，但他對美國獨立的呼吁依然帶有明顯的種族局限，因為他把這兩個被奴役群體排除在外，視其與殖民者爭取獨立的斗爭無關。

英國廢奴主義者托馬斯·戴的措辭更為尖銳：“如果說自然界中真有什么真正可笑的事，那就是一個美國愛國者，一只手簽署獨立決議，另一只手卻揮鞭抽打他那些驚恐的奴隸。”1783年，美國頒布《西北條例》，向白人殖民開放俄亥俄河和五大湖以北的土地——這些正是英國此前禁止他們進入的地區。

歷史學家杰弗里·奧斯特勒認為，這項條例標志著美國針對北美原住民的官方種族滅絕政策開端。他指出，條例第三條規定，除非是在“經國會授權的公正而合法的戰爭”中，否則不得“侵犯或騷擾”印第安人。

原住民對土地掠奪的抵抗，成了1787年至1832年間西北地區種族滅絕行動的借口。奧斯特勒認為，1832年的種族滅絕“是45年前在紐約被寫入法律的一項政策選擇的有意后果”。這也為安德魯·杰克遜總統1830年的《印第安人遷移法》鋪平了道路。

這一切都源于一種關于“盎格魯-撒克遜”獨特性的基督教觀念。“盎格魯-撒克遜”是一個種族化概念，被用來指代所有白人殖民者及其后裔，人們相信他們源自條頓部落。他們自認的白人優越性，被視為領土擴張和征服“低等”種族的正當理由。這構成了19世紀中葉被廣泛傳播的“昭昭天命”計劃的核心。

據一些估計，殖民地約三分之一人口是反對獨立的保王派。大約4%的白人殖民人口，也就是約100000人，在“美國革命”期間及之后乘船逃離13個殖民地，并帶走了15000名被奴役者。其中一半前往新斯科舍，其他人則分散到英國、加勒比地區以及他們原本的歐洲故鄉。

他們尋求避難，是為了躲避“革命者”的嚴厲迫害，包括生命和財產損失，也為了逃離那些一直持續到1812年的歧視性法律。這種嚴厲打擊使許多革命后仍留在當地的保王派噤聲，也推動了“反抗英國‘高壓統治’而獨立”的敘事制度化。

直到今天，美國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及其追隨者、愛國主義企業媒體以及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經濟階層，仍把美國獨立史講述為一部“自由史”。對于那些被這個后來演變為帝國的美國共和國統治者壓迫的數百萬人來說，這本身就是一種冒犯。

這個共和國的歷史，先是一個世紀的奴隸制，接著又是一個世紀的種族隔離；女性在一個半世紀里被剝奪投票權；北美原住民直到1924年才成為公民，直到1948年以后才真正能夠投票，而在一些州甚至要到1955年以后——這些事實在今天仍在繼續的慶祝活動中，似乎都無關緊要。

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陰影、1960年代對學生運動和民權運動的強力打壓，以及這種做法在今天的延續，也都沒有出現在這套“美國自由”的神話中。同樣被排除在外的，還有二戰以來美國在全球范圍內造成的數以千萬計平民傷亡，其中包括就在幾個月前遇害的近200名伊朗女學生。

與其像特朗普和奧巴馬那樣號召美國公民去慶祝一個在歷史上壓迫了他們中大多數人、并且還打算在未來進一步壓迫他們的政權，不如由批判性的歷史學家、記者、活動人士和反對派政治人物堅持譴責開國者的種族等級觀念、性別歧視和階級主義計劃，并最終徹底否定他們。

把他們視為反自由的十字軍——他們追求的自由，只屬于擁有財產和奴隸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男性。在這個7月4日，真正應當被紀念的，是數以百萬計那些曾經并且仍在抵抗這一壓迫制度、希望實現真正民主的美國人，而不是壓迫他們的那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