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觀】以科學管理為實干“減負”為質效“加碼”

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檢察實踐中深學篤行正確政績觀⑤

以科學管理

為實干“減負”為質效“加碼”

干部考核是引領干事創業的“指揮棒”，也是衡量政績的“度量衡”。拿什么衡量政績，關乎干部的履職心態和政績導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完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引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要完善差異化考核評價體系，提高考評針對性和科學性，防止出現‘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惡性循環。”這些重要論述，為新時代健全科學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也為校準政績觀、加強科學管理指明了方向。

科學的政績考核，從來不是“一把尺子量到底”，必須與行業職能深度融合、與客觀規律同頻共振。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最重要的就是學思踐悟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實事求是、遵循司法規律，把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新時代新征程檢察履職辦案的基本價值追求真正落實到位。因此，衡量檢察政績的“指揮棒”，必須指向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全面提升法律監督質效，創造讓黨和人民滿意的檢察實績這一根本目標上。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現實中，各地、各級檢察機關發展基礎、條件、環境千差萬別，各種案件類型、重點辦案領域差異較大。用一組指標、一個標準、一套數據評價各地檢察履職優劣，既不科學，也不全面，更不合理。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決策部署，堅持嚴格依法、實事求是、遵循規律，作出“一取消三不再”決定，提出一體抓實“三個管理”、構建檢察大管理格局。一系列重要部署，目的就是不讓檢察人員為數據所困、為考核所累，把注意力和主要精力聚焦到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和案件每一個環節上。

在新部署新要求下，檢察履職辦案的導向發生根本轉變，從過度依賴數據排名轉向注重高質效辦案。但也要清醒看到，實際工作中仍存在認識有誤區、落實有差距的問題。有的檢察機關落實“一取消三不再”力度不強、措施不實，沒有走出單純依賴數據管理的慣性思維，仍然執著于數據指標、考核排名；有的檢察機關沒有徹底扭轉管理觀、數據觀錯位，雖然不“卷”數據了，但轉而過度投入到競賽評選、模型建設等新“賽道”，搞變相的隱性考核，增加基層不必要負擔；有的檢察機關因地制宜優化檢察管理工作還不扎實，相關配套制度不完善，在案卡優化設計、智能輔助辦案等方面存在短板，在案件質量檢查評查中存在“一刀切”、流于形式、層層加碼等問題。這些問題，說到底是沒有堅持從實際出發、按規律辦事，與考核應服務于“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導向背道而馳。

“數字政績”不等于檢察政績，更不等于民生實績。衡量檢察人員政績好壞、評價法律監督質效高低，從來不是看“卷”數據的結果，而是辦案的實際成效。檢察政績，事關人民群眾司法獲得感，尤其要注重那些“看不到”卻利在長遠的“潛績”。案子辦得扎不扎實，群眾的法結心結有沒有解開，急難愁盼有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這些才是檢察政績真實、過硬的標尺。我們否定“唯數據論”“唯考核論”，并非否定數據和考核本身的價值，而是要通過科學管理，讓數據真正成為丈量正義的鮮活尺度，讓考核真正成為推動高質效辦案的動力。

校正政績觀，既需思想自覺，更需高水平管理。“一取消三不再”不是不要數據，更不是不抓管理，而是對管理的要求更高了、更細了、更嚴了。各級檢察機關要嚴格遵循司法規律，堅決杜絕“數字攀比”“數據美容”“數據注水”等政績觀錯位問題，既防“注水”，又防“躺平”，嚴防“造假”，持續抓實“三個管理”，把“有質量的數量”和“有數量的質量”統籌到更加注重質量上來。要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強化法律監督、提升辦案質效、減輕基層負累等導向，著力構建高質效辦案的法律制度體系、評價標準體系、操作規范體系、科學管理體系、責任落實體系，統籌運用辦案質效分析研判、案件質量檢查評查、司法責任追究、檢察人員考核評價等舉措，進一步強化檢察科學管理，持續增強檢察管理的正向推動作用。

干事創業，靠的是實干，拼的是擔當，憑的是本事，來不得半點虛浮。各級檢察機關要真正從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破除“唯數字”“唯排名”等錯誤傾向，因地制宜抓好科學管理，更好以高水平管理保障和促進高質效辦案，引導檢察人員自覺在本職崗位上求真務實、真抓實干，以實打實的檢察業績交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檢察答卷，不斷把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檢察實踐推向深入。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 作者：簡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