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寧武關下本已放棄滅明，因太監拋棄崇禎才得以繼續

文章來源：文史宴；作者：唐元鵬

01周遇吉讓李自成信心動搖

崇禎十七年，即甲申年（1644）二月二十五日，闖軍攻占了山西北部一處不起眼的關隘——寧武關。

寧武既不是雄關要隘，也不是通往北京的必經之處，寧武之戰本不應是多么起眼的戰斗，但它卻是李自成“殺到京城，奪他鳥位”的戰略大進軍中，絕無僅有的硬仗。

有多硬呢？硬到一度令李自成打起退堂鼓，想放棄進京。

闖軍從陜西過來幾乎一路迎降，史書說三晉遂成破竹之勢，闖軍二月初二破汾州，二月初六圍太原，初八城陷，直到代州、寧武關才遇到像樣點的抵抗。

此時，擋在闖軍面前的是山西總兵周遇吉。

周遇吉，錦州衛人，力勇善射，粗魯少文，大概是類似猛張飛的角色。明末亂世，周遇吉憑借一腔忠勇，在與流寇的戰爭中步步升官，崇禎十五年（1642年）當上山西總兵。

李自成大軍入晉，周遇吉與山西巡撫蔡懋德分工，黃河上游由周遇吉守衛。當太原失陷后，周遇吉便成了李自成面前最大的絆腳石。

周遇吉率領部眾先在代州迎戰，不敵，跑到寧武關。李自成又追了上去，經過十數日的激戰終于擒殺周遇吉，擊敗了這位在明末文人筆下的忠勇之將。

如果仔細分析這個故事，會發現問題實在不小。

首先雙方先在代州開打，翻閱《中國歷史地圖集》，會發現從忻州（忻口）北上，在原平附近分出兩條岔路：右邊一條，過代州，往東走經平型關、廣昌、浮圖峪出太行山，來到紫荊關，再過拒馬河就是房山，然后就是北京城，這是從山西去北京最快的道路；左邊一條通往宣大，寧武關正當其中。

那么周遇吉守代州，無疑是闖軍進軍京城的攔路虎，李自成向代州進攻自然是正確的——前提在于李自成想由代州這條路進軍京師。

但是李自成在代州打跑了周遇吉，并沒有取捷徑殺奔北京，而是回過身又往西去寧武關，非要跟周遇吉拼個死活。

周總兵就這樣被逼著與李自成血戰到底，殺身成仁。可能周遇吉到死都想不明白，你不是要去京城嗎？我都給你讓路了，為何還要跟我過不去？

這場兩敗俱傷的大戰，讓李自成也為之氣阻，他對手下道：“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孑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后舉。”（《明史·周遇吉傳》）

周遇吉的奮戰讓李自成懷疑人生

這是甲申之變的重要時刻，站在李自成的角度，前面還有無數雄關險隘，比如大同、宣府、居庸關，當然還有那座偉大的京城。

一個小小的寧武關都為闖軍帶來如此慘重的損失，那之后的雄關假如都像寧武這般硬核 ，自己那點精銳底子哪里夠死的？

沒錯，此時此刻，李自成爭面臨著后人想不到的窘困——他手里兵力不夠！

后人總有一種錯覺，這樣定鼎天下的大決戰，李自成麾下必然兵馬如云，但事實并非如此。

常見史料一般說，李自成東征兵力為二十萬到五十萬人。五十萬見于劉宗敏的檄文：“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長安領大兵五十萬，分路進征為前鋒；我主親提兵百萬于后。”圍太原就號稱有二十萬人（《明季北略》） 。但號稱就是吹牛的意思，實際上從西安出來的闖軍很可能不到十萬人。

李自成進京所帶兵馬數量，是甲申之變中很重要的一條線索。

《明季北略》 中記載，李自成派劉宗敏作為先鋒的過河兵力是兩萬。照上述劉宗敏在東征檄文中所說的比例，李自成的主力也就四萬人，山西一路總共六萬人。如果加上南線劉芳亮的偏師，不到十萬人是合理的估計。

另一個佐證是《爝火錄》，書里說：“賊破京城，兵不滿二萬，而孩子居其半；京師自守不固，非賊之能攻也。合料賊眾并唐通、白廣恩、陳永福之兵，不過五、六萬耳。”

日后闖軍兵臨京師城下，李自成的核心老底子的兵力不過兩萬人，其他都是明朝降將的兵馬，合起來總共五六萬人。

那李自成的兵都到哪兒去了？

首先進京這一路，每打下一處，李自成都要分兵駐扎。比如在大同，李自成就留制將軍張天琳守城，如此一來，兵力被不斷攤薄。

其次，就是寧武關的損失，《明季北略》記，明軍在寧武關“大炮擊傷萬余人，”“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 。日后，闖軍進京多有傷兵，都說是在寧武關所傷。

《國榷》說，周遇吉在代州殺敵萬人，在寧武殺敵萬余。

《流寇志》說，周遇吉在代州殺賊數千，在寧武戰績亦有一萬多人。

綜上，數字雖有參差，但闖軍在代州和寧武傷亡萬人不應為虛。本來自西安出征，李自成帶兵不過六萬，此時在寧武損兵萬人，如果刨除各處留下駐守的兵力，李自成手下兵馬只剩三四萬人，這與日后攻入北京只剩兩萬相差不大。

李自成進京的兵力這么少，與人們的一向認知的確有巨大的差距。闖軍在圍開封、戰潼關、克西安時，說法都是十數萬、數十萬，但這些多是虛數，包括了大量家眷與脅從百姓。

如李自成、羅汝才二圍開封時，號稱數十萬兵馬，實際上“計其精賊不過三萬，脅從約三四十萬。”（遇變記略卷五P105） 闖軍倚重的其實就是幾萬敢戰的精銳兵馬而已。

寧武關一仗戰損了萬八千精銳，給李自成帶來的震撼不言而喻。銳氣喪失的李自成想“班師回朝”的可能性極大。如果此時李自成打道回府，一旦讓崇禎獲得喘息之機，甲申之變甚至都不可能發生。

《寧武關》周遇吉故事被京劇吸納

但就在這個時候，明朝的氣運被一只蝴蝶的翅膀改變了。

“巳刻，期明早班師。更深，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送降表至，賊甚喜，設宴厚款。甫坐定，而宣府總兵王承胤亦至，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優答二鎮，豫加封爵，一意長驅。”

天上掉餡餅了——宣大兩位總兵竟然同時送來降表，本來已經喪失信心的李自成突然覺得這是上天的賜予。天與弗取，必受其咎。

姜、王二人的迎降，可謂甲申之變的第一雙蝴蝶翅膀。他們堅定了李自成本已動搖的決心，在這條通往北京的路上，李自成決定無論如何都要硬著頭皮繼續走下去。

但是，這個歷史節點的時間線不容忽視。

二月二十四日，闖軍攻陷寧武，并屠城。二十五日巳時（上午九點到十一點）李自成升帳討論未來動向，做出第二天撤軍的決定。就在這天晚上，姜瓖的降表送到，緊接著宣府總兵王承胤的降表也送到了。怎么就這么巧，頭一天打下寧武，第二天降表就前后腳送到？

姜瓖本來由大同巡撫衛景瑗督令率軍援救寧武，但他逡巡不前。如果說姜瓖離寧武不遠，可以在寧武陷落的第一時間做出投降決定，那宣府呢？宣府離寧武七百里，在沒有電報電話的時代，宣府要收到寧武陷落的軍報總得一兩天時間吧，即使立刻八百里加急送降表，把馬跑死了，也不可能一天之內就送到。

這種時間上的巧合，不覺得有點蹊蹺嗎？寧武關下的風云突變，充滿了陰謀的味道。

姜瓖是第一個，還沒打就主動獻降的大明總兵。姜瓖，陜西榆林人，兄姜讓、姜瑄都是大明總兵級高級將領，可見姜家乃西軍將門。姜瓖本人在明末亂世一路積功升職，此時以鎮朔將軍總兵大同。

明末總兵充街塞巷，但能掛將軍印的可不多，只有洪熙年設立的十大總兵能掛印，云南曰征南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交阯曰副將軍，延綏曰鎮西將軍。

可見姜瓖這位掛印總兵高人一等。作為大明將門之后，還深受皇恩，但姜瓖怎么就成了識時務的“俊杰”？

這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識時務，史書上說，這次投降是被操作的，而中間人是一名來回橫跳的三姓家奴白廣恩。

白廣恩原來是跟隨西北義軍頭領“混天猴”張應金的綹子，后來降了朝廷，把屠刀砍向原來的同伙，用起義軍的鮮血染紅自己的盔纓。

崇禎十四年（1641年），白廣恩作為八總兵之一參加了松錦大戰，結果大明九邊精銳全軍覆沒，白廣恩跑得快，一路跑回陜西。

松山大敗，逃回來的總兵占多數，還有吳三桂這樣的邊關重將。朝廷能怎么處置，如果都殺了，大明邊防所有將領就全沒了。最后朝廷秉著法不責眾的原則，只砍了率先跑路的王樸，其他人都沒有懲治。

不僅沒有懲治，白廣恩反而被升為陜西總兵，命他戴罪立功抵擋李闖大軍。可事情到了這份上，誰還會為老朱家賣命？李自成殺回陜西時，白廣恩立馬重歸起義隊伍。

但畢竟當了多年叛徒，手里還沾了不少義軍弟兄的鮮血，白廣恩必須要立下大功，才可能在隊伍中站穩腳跟。他把心一橫，既然帶兵不被信任，灑家不是還有一張嘴嗎？愿為闖王馬前卒——說降前路一系列的總兵。

白廣恩給姜瓖寫了一封信，信是這么說的：國家已經淪落到如此地步，我兄肯定比我清楚，只是你一句話也插不上。為啥啊？因為我們這些丘八被文官壓制，只有做牛做馬的賤命。如今闖王強盛，滿朝奸佞，就算我輩想立功，也一定會招致大禍。老話說的好，識時務者為俊杰，還不如降了闖王，圖一生富貴。

白廣恩這個勸降信非常有殺傷力，不僅僅給姜瓖畫一張改朝換代、從龍開朝的大餅，更重要的是告訴他一個殘酷的事實：武將只有給文官做犬馬的命，想憑真本事立功，門都沒有。想想毛文龍，賀人龍兩位大帥，都位居一品，還不是被袁崇煥、孫傳庭說砍就砍了嗎？白廣恩沒舉例子，但話里話外就是這個意思。

這世界認死理的人畢竟不多，姜瓖沒有多加考慮就做出了決定。甚至可以合理推測，此時白廣恩就在姜瓖營中，而同時被說服的還有宣府總兵王承胤。

但即使如此，仍然無法解釋七百里外的宣府如何能在一天之內，把降表急送過來。

02太監和武將投降，文官愚忠

從寧武到宣大的歷史節點，充滿了勇武與算計。但除了史書紙面上告訴我們的故事，甲申年的春天，李自成這條問鼎之路，很可能發生了一些掩藏在歷史故紙堆之下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寧武是二月二十五日失陷的，大同在三月初一陷落，從時間線看，闖軍幾乎是馬不卸鞍，人不解帶，長驅直入，如果沒有降表鋪就，李自成絕不敢如此奔放。

“迎降” 是一個專有名詞，關鍵在一個迎字，這種投降不是被迫的力屈而降，而是主動的出迎。

但僅僅是姜瓖、王承胤迎降，就能決定宣大的命運嗎？答案是否定的。明朝封疆戰守的關鍵人物通常有三人，文官是總督、巡撫，武將是總兵，還有一個是監軍太監。此時大同的三駕馬車，只有巡撫衛景瑗和總兵二人，監軍太監一直空缺。

本來二月初七，內廷命太監馬思理監軍大同，不知道什么原因，馬太監沒有成行，甚至連委任狀都沒有發表。

緊接著，二月初八，內廷又命太監楊茂林監軍大同，這個任命出現在對各大戰區派出監軍太監的一攬子命令里：

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通、德、臨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勛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柄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

但是，楊茂林寧死不屈：姓馬的不去，憑什么讓我去送死，他頂住壓力，愣是沒有赴任。以至于一直拖到三月初六，內廷才又急命太監謝文舉火速赴任。殊不知，此時大同已經陷落了。

三番四次無人赴任，實在非常蹊蹺，從后來的情況看，高起潛、方正化、杜勛等人都到了任上，那為何只有大同監軍太監難產呢？

即使大同的三駕馬車少了太監，姜瓖要投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為大同還有以代王為首的一眾王爺。想把事辦成，姜瓖還要費一番心思。

先是，姜瓖應巡撫衛景瑗之邀，兩人歃血為盟，發誓死守。但，姜瓖反身就在城中散布流言，說衛景瑗是陜西人，已經和李自成暗通款曲要獻城投降。

代王沒什么主見，也對此產生懷疑。他派出一些郡王分守大同各個城門，而軍事指揮權則交托給姜瓖。三月初一，闖軍至，姜瓖一箭射死永慶郡王，又把衛景瑗綁送李自成帳前，交了投名狀。

此處有必要交代一下姜瓖的結局，姜瓖的倒戈水平在明末清初絕對是頂級的，先是降闖；清軍入關后，他賺開大同城門殺了闖王屬官，又降了大清；順治六年（1649年），姜瓖最后一次豎起反旗，歸附南明。但在清軍面前，姜瓖的路終于走到了盡頭。大同被圍數月后，姜瓖被手下殺死，結束了他跳出跳進的人生。

大同之后就是宣府。宣大兩鎮在大明唇齒相依，但宣府當時的情況又和大同不一樣，宣府坐鎮的三駕馬車很齊全，文有巡撫朱之馮，武有總兵王承胤，另外還有一個重要人物——監軍太監杜勛。

宣府巡撫朱之馮忠正有名，早有跟李闖魚死網破，大不了自殺殉國的決心。闖軍兵臨城下，朱巡撫先是在城樓上擺了香案，祭拜朱元璋的牌位，率滿城文武士紳在城頭痛哭一場。接著告誡官民萬勿投降，不然性命難保，妻女受辱，莫謂言之不預也。然后，朱之馮還非常盡職盡責地巡視城防，犒賞軍民。

但是，他能做的也就這么多了，后面的事沒有一件是他能左右的。

在此過程中，有一件小事非常特別。朱之馮看到城頭的紅衣大炮，就命手下：打兩炮，好歹抵抗一下，就算闖賊把我殺了，也算是盡力了。可是周圍軍民無動于衷。

朱之馮無奈，只好自己拿火把去點引信，隨從親兵連忙把他拉住。拉扯之間，朱之馮瞥見大炮引信罩門已經被人用鐵釘塞住，這才長嘆一聲——大事去矣！朱之馮想拿刀自盡，周圍的隨從親兵還不許他死，要將他擒了送給李自成。朱之馮心如死灰，好容易找了個空隙，懸梁自盡。

為什么堵炮眼這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細節如此重要？以至于朱之馮有見及此，頓時失去了抵抗的意志。這是因為，它充分反映了宣府迎降的全盤計劃是多么周密細致。

在宣府，能主持迎降大局唯有監軍太監杜勛。為什么這么說呢？一介武夫王承胤只能控制軍事，能插手宣府文、武、錢糧等全面工作的，唯有朱之馮、杜勛。

東廠、錦衣衛有監視文武百官的職責，如此危急時刻，可以合理推測，在王承胤身邊極有可能埋伏著廠衛的暗樁。如果沒有杜勛點頭，王承胤未必敢大馬金刀送上降表，城頭上的大炮也未必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杜勛是陜西榆林人，與李自成是老鄉，這就很耐人尋味了。三月初八，杜勛身穿大紅太監官袍，八騶開道，出城三十里迎接闖王。這個場面很有儀式感，明朝文人記錄這一條，主要目的是揭露杜勛賣主求榮的丑態。

但這一幕卻蘊涵著巨大的信息量。投降是一門學問，是真降還是詐降，是主動還是被迫，敵對雙方要取得互信是非常不容易的。歷史上詐降者不勝枚舉，就連闖軍也吃過詐降的大虧，闖軍名將賀錦在西進征討西寧時，就被當地土司詐降賺入包圍圈，兵敗身亡。

賀錦被坑死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不取得十足的信任，李自成如何能允許杜勛出城三十里迎接，誰知道對方是不是借著迎接之名，布置埋伏？又如何能肯定是不是想把闖王賺到城中關門打狗？

那如何證明投降是真的呢？再看城頭上被堵死的紅衣大炮的引信罩門，就是非常精妙的一環。

投降就投降，堵死引信是不是有點畫蛇添足，故作姿態？千萬不要小看古人的智慧，在這樣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沒有一個細節是沒用的。迎降的接洽階段，按照正常程序，李自成肯定會派出密使到宣府接洽和平接收事宜，這是雙方取得互信的必要程序。

——口說無憑，狗官有什么證據表示你們是真投降呢？

——來，我們到城頭上看看，大炮引信都堵死了，大王可以相信我等真心嗎？

由宣府迎降前后的蛛絲馬跡，不妨做一個大膽的推測：這是一個由監軍太監杜勛主謀，姜瓖、王承胤接洽，聯手將巡撫衛景瑗、朱之馮賣了的局？

宣大本為一體，為什么大同的監軍太監換了三個人選，都無人上任？假若，馬思理、楊茂林、謝文舉三人都貪生怕死，不敢頂到最前線，那為何杜勛有膽量跑到宣府監軍，直面闖王的“屠刀”？

事實上，杜勛投降的姿態比所有人做得都好，他根本就不是忠肝義膽之人。

時人楊士聰認為，如果不派杜勛去監軍，那朱之馮即使守不住，也不至于有人敢開門迎降。也就是說當時的人已經感到此事蹊蹺。

杜勛到底是勇于任事，還是勇于投降？答案不言自明，在大同監軍太監缺席的情況下，杜勛成了實際上總領宣大兩鎮的監軍太監。他提著腦袋來到宣府，所有的任務似乎只有一個，就是“打開城門迎闖王”。

這也解釋了為何姜瓖、王承胤的降表幾乎同時抵達，姜、王二人的投降也得到杜勛的允許，甚至可能就是杜公公安排的。

二月二十五日晚降表紛至寧武關，極有可能是這樣一個故事：白廣恩作為信使提前到達宣大，杜勛以宣大總監的身份，伙同姜瓖、王承胤二人，接洽了這次關鍵的投降。

姜瓖被派往寧武支援周遇吉，正好充當前線觀察員的角色，迎降的時機全在寧武關戰事，一旦寧武陷落，早已準備好的大同、宣府兩鎮的降表便次遞發出，送往闖王帳下。

那么，為何杜勛、姜瓖之流沒有裹挾宣大的巡撫迎降呢？有人會說，那是因為文官通常都比較忠誠，君不見從太原開始，一路巡撫都以身殉國嗎？

這話有理但未必全對。大同城東百里有座陽和堡，迎降的是兵備道于重華，人家同樣是兩榜進士出身，可見于重華是參與到宣大迎降計劃之中的，這個計劃并未排斥文官。

順帶提一句，杜勛、于重華在日后都得到了李自成的重用，杜勛成為李自成進宮后的太監一把手，于重華也授職兵政府從事。這也印證了宣大迎降，杜勛、于重華在李自成處立了大功。

從山西巡撫蔡懋徳算起，繼之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都堅持抵抗，最終以身殉國，說明擋在李自成進京路上這三位封疆大吏，有著某種共通的內在聯系，從而導致他們對戰與降的態度高度一致。三人有什么相似之處呢？

細究三人的政治背景，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蔡、衛、朱三人都是東林，或者是東林同道。

蔡懋德是南直昆山人，萬歷年間進士，在魏忠賢于京師立生祠之時，禮部堂官都要為之賀，當時身為禮部主事的蔡懋德偏偏不理，托病請假；后來魏忠賢主持三大殿重修工程完成，大賞群臣。蔡懋德又以無功不受祿，回絕了封賞。如此不給面子，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旋即被罷官。由此可見，蔡懋德是反對魏忠賢的。

衛景瑗是天啟五年（1625年）乙丑科進士，與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東林人士交往極深，崇禎朝他在斗爭楊嗣昌時堅決站在東林一方，又與崇禎身邊的二號大太監曹化淳不對付。衛景瑗就算不是東林，也肯定是其同道。

朱之馮就更明顯了。他是順天人士，在秀才時已經與楊漣、左光斗這些東林大將交往深厚，同在天啟五年（1625年）乙丑科進士出身。可想而知，他的仕途自然離不開東林的援護。

三位封疆大吏都是東林一脈，最終都被手下文武拋棄，城破殉國？但世間豈能有這么巧的事？這里面難道就沒有特殊的背景？

當然有，對于杜勛的首鼠兩端，并非無人懷疑，兵部主事金鉉就上奏：大同已破，只有宣府可以為京師的屏障，朱之馮忠心耿耿，是可以倚重固守的人，就怕監軍太監不能同心協力，壞了大事。結果，奏疏被崇禎壓了下來。

金鉉與朱之馮都是東林一系，在守衛宣府問題上，他似乎已經察覺到什么，無奈又沒有確鑿證據，奏疏之中仍是請撤監軍太監的傳統話術。

在崇禎看來，這很像黨爭。不信自家奴婢，難不成信“百無一用”的書生？在此危急關頭，這樣的奏疏并不能撼動明朝皇帝的路徑依賴。

宣大重鎮的迎降疑云重重，李自成可能自己都不相信，這些總兵、太監們，怎么就將自己不那么堅定的決心給堅定了，怎么就將自己不算多的大軍迎過了千難萬險，直到另一座雄關——居庸關的面前。

甲申年的春天，李自成的大軍走過一條鄉村通往城市的路，前面是一片光明和飛揚的土 。離京城越近，事情就越匪夷所思。此時的居庸關內外，另一場驚天大陰謀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