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 《淳化閣帖》《大觀帖》中王羲之書法真偽辨析

現存傳世王羲之墨跡以《淳化閣帖》《大觀帖》等宋代及后世編纂的叢帖收錄最為集中，此類匯刻叢帖在保存與傳播王羲之書法作品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受歷代遞藏翻刻過程中的文本層累、摹刻失真，以及后世偽作摻入等多重因素影響，叢帖所收王羲之書跡品質良莠不齊，真偽作品錯雜相陳，這一狀況為后世相關研究與鑒賞工作造成了顯著障礙。有鑒于此，對叢帖著錄的王羲之書跡開展更為審慎深入的真偽辨析與文獻考訂，厘清作品源流、辨明真偽屬性，是當前書法史研究領域一項關鍵且必要之工作，其核心目標在于實事求是去偽存真，為后續相關研究奠定可靠的文獻基礎。

王羲之作品的真偽問題始終是書法史研究的核心焦點，歷代學者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進行細致考證。自宋代以降，刻帖逐漸成為王羲之書法流傳與保存的重要途徑。其中，《淳化閣帖》作為中國書法史上首部官修大型叢帖，在中國書法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歷史意義，其中第六、七、八卷專事摹刻王羲之書跡，總計收錄王羲之作品一百七十帖，集中呈現了王氏書法的風貌。然而，由于主持編刻的王著本人鑒識能力有限，導致帖中真跡與偽作混雜，編次也出現錯亂，為后世的研究與辨偽增添了復雜性。

在對《淳化閣帖》的真偽問題進行考辨的學者中，人數眾多，成果頗豐。蘇軾是最早公開批評《淳化閣帖》的學者。他指出《閣帖》“真偽相雜至多”，如將張說送賈至的文章誤歸入王羲之部，將“不具，釋智永白”的帖文也歸入逸少部，認為“此最疏謬”。他還指出《閣帖》中“真偽相半”，開啟了后世辨偽的先聲。米芾在元祐三年（1088）所作《跋秘閣法帖》中提出尖銳批評：《閣帖》“其間一手偽帖太半”，批評王著棄優取劣，將王戎、謝安、陸云等精彩晉帖“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帖。比米芾稍晚一點的黃伯思（1079—1118）是將《閣帖》辨偽作為一門系統學問來研究的第一人。大觀二年（1108）撰成《法帖刊誤》，自稱“凡論真偽，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他精于小學，博聞強識，曾在“備員秘館”親見《淳化閣帖》祖本，對帖中的訛字、避諱、子母體、偽作等進行了系統考辨。其子在其基礎上廣錄金石、藝文之作二百余篇，編纂成《東觀余論》，成為法帖考證的經典著作。明代學者王肯堂（1549—1613）在《郁岡齋筆麈》中明確指出：“然皆王著臨書，非從真跡響拓雙鉤者。”這是對王著以臨摹代替響拓這一作偽手法的直接揭露。

清代學者考古辨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王澍（1668—1743）著有《淳化秘閣法帖考正》，這是清代最具系統性的《閣帖》考證專著。該書“綜前人之說，博據群書，辨標目，列真偽，別序次，詳考釋文，校勘書法異同”，至今仍是研究《閣帖》的重要參考書。他還指出《閣帖》行間出現大字“子母體”，露出“僧氣”，將這種風格特征歸咎于王著。翁方綱（1733—1818）對《大觀帖》卷六進行了極為詳盡的考證，涉及文字釋讀、筆勢筆法探究、碑帖真偽考證、與《淳化閣帖》及各家藏本的比對分析等。其校刊本《淳化閣帖》（以肅府本為藍本）在學術界影響深遠。

當代學者對《淳化閣帖》等進行考證辨偽的可謂眾多，【1】啟功先生與曹大民先生在該領域的辨偽研究具有真知灼見，為后續研究者奠定了堅實的考證基礎。下文將就二者的核心研究貢獻與研究思路展開簡要梳理與分析。

【1】參見水賚佑2009年編纂《淳化閣帖集釋》一書；仲威、沈傳鳳《古墨新研——淳化閣帖縱橫談》；馬子云《談校故宮藏宋拓〈淳化〉〈絳帖〉〈大觀〉三帖》；李潤恒《淳化閣帖傳世宋本辨》；何碧琪《淳化閣帖史話》黨永輝《〈淳化閣帖〉祖本面目的文獻學考察》；宮大中、宮萬瑜《北宋汴京雙帖：〈淳化閣帖〉與〈大觀帖〉》，對兩部叢帖進行綜合研究。

（一）《論書絕句》厘定真偽

如前所述，啟功先生認定唐摹《蘭亭》神龍本、虞摹、褚摹非偽，是唐代忠實鉤摹副本，啟功高度肯定其史料價值，晚年駁斥李文田全盤否定《蘭亭》的觀點。【2】

可以看到，啟功未對《淳化閣帖》《大觀帖》作全盤否定，【3】二者底本同源，均出自南唐升元年間雙鉤摹本，僅存在刻工精細程度的差異：《淳化閣帖》摹刻草率、編次混亂，其中混入大量偽帖，且存在書家署名錯誤的問題；【4】《大觀帖》對內容重新考定整理，刊刻工藝精細，但底本承襲南唐舊摹本，原底本中的偽帖被一并保留，因此《大觀帖》仍留存大量偽作與偽題款。

啟功對《淳化閣帖》《大觀帖》等叢帖開展系統梳理，認為二帖整體以偽刻居多。【5】王著編刻《淳化閣帖》時，大量無依據的偽帖被混入其中，啟功指出典型的偽作類別如下：其一，托名漢魏張芝、崔瑗、索靖的十余種草書帖，大半為隋唐人仿造；其二，王羲之一卷中混入后世假名、偽文帖，如《行成帖》等；【6】其三，王獻之部分法帖為唐人臨摹翻刻，并非由原跡直接上石；其四，除二王名下偽帖外，南北朝帝王名臣的書帖，多由隋唐寫經、文人尺牘改款后偽托而成。

啟功認為：“《淳化閣帖》十卷，大半雜偽。王著不辨時代、不辨書風，凡南唐舊拓中無名、錯署者一概照收。大觀帖雖重編，僅校正卷次，偽摹底本未加刪汰，故二帖偽帖重合十之七八。凡晉人簡札，文辭卑俗、稱謂不合晉代禮制、字體雜隋唐筆法者，皆南唐俗手仿造，托名二王、索靖、庾亮諸人。”【7】

啟功《論書絕句》第六十首：“編摹底本自升元，王著徒蒙不白冤。淳化工粗大觀細，宋鐫先后本同源。”自注：“南唐升元間，內府集晉唐法書，雙鉤填墨成十卷摹本，世稱‘升元仿書’。太宗朝王著據以刻《淳化閣帖》，刊刻草率，世多譏王著妄收偽跡；徽宗大觀中，取此南唐底本重刻為《大觀太清樓帖》，雕鏤精工，然底本原有偽托諸帖，一概保留，未作甄別。世人謂大觀全無偽帖，誤也。”【8】

【2】啟功鑒定《平復帖》為陸機真跡，無質疑；玉版《洛神賦十三行》：王獻之古本傳寫，石刻為后世重刻，文字異文是版本差異，不屬于偽帖；《祭侄文稿》《爭座位帖》：認定顏真卿親筆真跡，不存偽作爭議。

【3】啟功認為：“或謂大觀盡去偽帖，此大誤。徽宗僅整理卷帙、修正文字訛字，南唐升元舊摹偽底絲毫未刪。精工摹刻，反使偽書筆勢更清晰，惑人更深。惟二王部分真跡摹拓精度遠勝淳化，是其長處，不可掩其偽帖之弊。”啟功《論書絕句》第六十首自注，中華書局1990。

【4】啟功《真宋本淳化閣帖的價值》見《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1999，第154–162頁；《破除迷信——漫談法帖》，同上書，第308–316頁。

【5】啟功《論書絕句百首》，自注，中華書局1990。

【6】啟功《晉人草書研究》，收錄于《啟功書法論集》。

【7】啟功《破除迷信——漫談法帖》原文《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1999，313頁。

【8】啟功《論書絕句》第六十首，匯校本132頁。

啟功認為：《淳化閣帖》卷六、卷七、卷八中托名王羲之的偽帖數量眾多，大體可分為三類：其一，王氏子弟書作被誤署為王羲之；其二，后世俗手整體偽造；其三，以隋唐臨仿作品充作原作。

其一，王氏子弟書誤署王羲之，涉及法帖包括：《適得書帖》《知欲東帖》《差涼帖》《汝不可言帖》《奄至帖》《慈顏幽翳帖》《宰相安和帖》《噉豆鼠帖》《平康帖》《奉告帖》。“卷六右軍諸帖中，《適得書》至《噉豆鼠》十余帖，文辭淺俚，稱謂錯亂，無晉人尺牘體例；筆法柔靡，雜隋代行楷筆意，絕非羲之，亦非凝、徽、操、渙諸子，是南唐書工憑空偽造，托名王羲之。大觀帖卷六照刻，未刪一字。《平康》《奉告》二帖仿大令筆意，偽充右軍，尤為拙劣。”【9】

其二，王氏子弟書作被王著誤署王羲之，屬于偽題款偽帖，涉及帖目包括：《兄靈柩帖》《嫂安和帖》《疾不退帖》《昨得熙帖》《鯉魚帖》《日月如馳帖》。啟功指出：“以上諸帖實為王長風、王渙之、王肅之書，南唐底本失其款識，王著不考譜系，一概歸入王羲之卷，名實乖離，屬于偽署偽帖，大觀沿其錯誤，未更正歸屬。以《萬歲通天帖》中王氏真跡比對，血脈筆法分明有異。”【10】

其三，經典楷書偽帖，同時收錄于《淳化閣帖》與《大觀帖》，涉及帖目包括：王羲之《黃庭內景經》《樂毅論》《東方朔畫贊》《佛遺教經》。啟功在《破除迷信》中論述：“世傳右軍小楷四種，全出自六朝末至唐初人偽托。東晉無成熟今楷，觀樓蘭、尼雅晉簡，時人書簡皆隸草相雜，絕無此種整齊小楷。閣帖、大觀將四楷置于右軍卷，貽誤千年學書人。”

啟功指出，定武《蘭亭》系翻刻、后世偽摹本，在《論書絕句百首》第四首：“底從駿骨辨媸妍，定武椎輪且不傳。賴有唐摹存血脈，神龍小印白麻箋。”自注“《蘭亭》唐摹本多，故宮藏神龍半印一卷，世傳馮承素摹，轉折毫發不失，墨色濃淡一一摹出，為諸摹之冠。唐太宗時始命鉤摹分賜重臣，摹本已罕貴；宋人取摹本刻石于定武軍，號定武《蘭亭》。原石久佚，后世無數翻刻、偽刻，肥瘦失真，全失右軍筆法。近世更多憑空偽造《蘭亭》墨跡，徒具外形，血脈全無，不逮宋拓遠甚。”【11】

啟功對《淳化閣帖》的考證堪稱書法鑒定史上的經典。他在《論書絕句》等著作中，通過細致的字形比對和筆法分析，論證了王著臨作偽的問題。他指出《閣帖》底本來自南唐《升元帖》（“編摹敵本自升元，王著涂蒙白不冤”），并通過“子母體”“僧氣”等特征實錘王著參與偽書制作，推定《閣帖》中各種書體的偽作“除了宋以前遺存的偽跡外，王著參與了偽書的制作是可以推定的”。

除了對王羲之的作品、王獻之的作品加以鑒定以外，啟功先生還對中國歷代書法名著的真偽做了鑒定。他認為，張芝《汝殊愁帖》（《淳化閣帖》收錄），文字斷句錯亂，字形拆分生硬，判定為宋人拼接偽刻。張旭《古詩四帖》卷內詩句“北闕臨玄水”改作“北闕臨丹水”，避宋圣祖趙玄朗諱，避諱始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間，結論是北宋人所作，絕非盛唐張旭，董其昌誤定為張旭，屬于“騰誣攘善”，刻意欺瞞后世。顏真卿系列偽帖《裴將軍詩帖》系宋人偽造，詩文不見于《顏魯公文集》，雜糅篆隸行草，不符合顏氏書風演變脈絡。顏真卿《竹山堂聯句》采信歐陽修《集古錄》觀點，北宋人以黃絹屏風文字剪裝成冊，脫字漏句，完全偽托顏真卿。顏真卿《自書告身帖》事理、筆法雙重存偽。因古代官員不會自書授官告身，而且字形欹側“左傾”，與顏氏成熟行書風格完全相悖，為后世仿作。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墨跡本仿《爭座位帖》筆意臨寫，節奏僵硬，缺少顏書自然靈動，偽跡無疑。割改王升草書偽充孫過庭《千字文》。宋王升草書全學米芾，當時作偽者多割去王升本款，添孫過庭名，冒充唐人草書。《馀清齋帖》所收孫過庭《千文》，實即王升書割改偽款。米芾用筆跳蕩，王升僅得外形；過庭《書譜》筆法內斂，二者風神迥別，細審即知為偽。【12】

從學術史脈絡來看，《淳化閣帖》和《大觀帖》的真偽辨析經歷了三個階段：宋代以蘇軾、米芾質疑，黃伯思系統考證為標志，奠定了辨偽的學術基礎。明清以王肯堂揭露王著臨書、王澍系統考正、翁方綱精細考證為代表，辨偽研究趨于深入和系統化。近現代以啟功的筆法比對實錘、水賚佑的文獻集釋，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結合考古學、信息技術等手段持續推進。

【9】《真宋本淳化閣帖的價值》，《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1999，第158頁。

【10】王羲之卷偽尺牘、王氏子弟誤署帖：《真宋本淳化閣帖的價值》，《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1999，第158頁。

【11】啟功認為傳王羲之小楷《黃庭經》絕非右軍真跡，系六朝后偽托。歷代拓本經反復翻刻，筆畫失真嚴重，元明書家學此多誤入歧途。王羲之《東方朔畫像贊》系后人偽造，晉代書風、文辭體例皆不合，翻刻本點畫全失原意。

【12】啟功《論書絕句》第十四首“米顛筆妙世爭摹，割款偷題作過庭。馀清帖內千文跡，細辨風神自可明。

（二）《閣帖辯證》揭露偽作

曹大民認為：“宋初刻《淳化閣帖》，此后有大量翻刻本出現。研究《淳化閣帖》各種刻本以及相關考評，形成了一門所謂‘帖學’。《淳化閣帖》已經被極度放大高估，儼然成了帖的代表。但是實際上，《淳化閣帖》僅僅是一部叢帖而已，決不能代表廣義上的帖。由于它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卻又影響巨大，在千余年來的中國書壇起了不小的負面作用。……還《淳化閣帖》以本來面目，打破對它的盲目尊崇，是本書撰寫的初衷。而真正廣義的帖中蘊藏豐富材料，值得我們取資借鏡，這是毋庸置疑的。”【13】

在《淳化閣帖辯證》中，曹大民通過將隋智果《評書帖》和王著題簽書跡進行直接對照，揭露了王著作偽的事實。更具創新性的是，他輯錄了《淳化閣帖》中疑偽的十五人共十七帖中的字跡，擬成信札《謝安答尚書仆射書》，通過證明這十五人書法的雷同，明確指向了王著偽作的可能性。

曹大民在《淳化閣帖辯證》中對非王羲之的偽作進行了系統梳理，認定《適得書帖》《知欲東帖》《差涼帖》《比奉對帖》《汝不可言帖》《奄至帖》《日月如馳帖》《靈柩垂至帖》《慈顏幽翳帖》等為偽作。認為：“卷六《適得書帖》《知欲東帖》《差涼帖》《奉對帖》《汝不帖》，一手偽書，俗骨正同。邢侗曰：‘米元章云：《奉對》《屏風》（即《汝不帖》）共八行，張伯高（旭）臨右軍書’（《來禽館集》卷二十一）張旭決無此俗筆，米芾失鑒。卷六《兄靈柩帖》《慈顏帖》《伏想帖》《宰相帖》《又不能帖》《噉豆帖》《疾不退帖》《小佳帖》，過分糾纏的筆法，惡俗的氣息完全類同，系另一手偽書。《疾不退帖》重出于卷十。卷七《還來帖》甚劣，帖末且有‘釋知書’三字，王著輩竟然不察，仍歸入王羲之名下，真是有眼無珠。又，卷六《虞休帖》，卷七《小園帖》，必偽。”【14】

曹大民分為八個環節來認定王羲之書法中的偽作，頗有見地：【15】

一，一味狂縱外露，筆勢糾纏過分，盡顯俗態。

二，拼湊編造文詞。

三，帖中有明顯劣書誤字。

四，線條臃腫，用筆拖沓，格調低俗。

五，線條扭結，牽絲連筆夸張勉強。

六，筆法怒張，時露霸悍之氣。

七，筆力軟弱，格調不高，臨仿痕跡明顯。

八，氣度狹小，風韻不逮。

曹大民指出《淳化閣帖》編者王著，其作偽的手段很低：“鑒別書法真偽，主要是看精神、氣韻，要有較為專業的眼光。即使內行也言人人殊，如黃伯思、馮班、王澍對《評書帖》的評價。前人已直指王著臨書刻入《淳化閣帖》的問題，如明王肯堂《郁岡齋筆麈》：“然皆王著臨書，非從真跡響拓雙鉤者。”但一直沒有證據揭露，縱然看到帖中有很多疑問，也知道問題出在哪里，要拿出證據才可定性。現在，經過這樣的比對，王著臨做書作偽就基本可以論定了。王澍說《評書帖》行間突然出現大字，成‘子母體’，露出僧氣。平心而論，這一‘僧氣’應由王著擔當。縱觀《淳化閣帖》露出的凡風俗氣，這種不負責任、貽誤后學的作偽，敗壞書風，《閣帖》盛行而書道大壞，造成柔弱病夫氣的書風，這些該由王著來承當，而趙匡義亦難辭其咎。”【16】

【13】曹大民《淳化閣帖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自序，第2頁。

【14】曹大民《淳化閣帖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頁。

【15】曹大民《淳化閣帖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7-98頁。

【16】曹大民《淳化閣帖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頁。

（三）疑古釋古辨別真偽

中國歷史上長期盛行的文化虛無主義與過度疑古思潮，使得包括書法古籍在內的眾多中國古典文獻在傳承與解讀中產生了諸多復雜問題。面對這一狀況，我們既不能簡單地全盤否定、陷入徹底的懷疑，也不能不加批判地走向另一個極端，全盤接受傳統信古的立場。正確的路徑應當是走向“釋古”，即通過嚴謹的考證、科學的分析與現代的學術方法，在批判性繼承的基礎上，對古籍進行合理的闡釋與理解，從而連接歷史與現代，真正釋放其內在的文化價值與思想活力。

王羲之作為“書圣”，其書法藝術的價值不僅在于技法的精湛，更在于其蘊含的文化精神。通過對其代筆現象的研究，我們不僅能夠更好地認識王羲之書法的真實性，也能夠深入理解中國書法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發展規律。這對于推動書法史研究、促進書法藝術的傳承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啟功和曹大民對《淳化閣帖》的辨析證偽，其實就是一種“釋古”的邏輯。我深為認同。

上文提出，“子母體”，露出“僧氣”，其作偽手法露出的破綻，還需要進一步詳細解釋。啟功先生對這種所謂的子母體和生氣，早就有論述，只此引證一二。啟功先生對《淳化閣帖》中王著作偽的考證，堪稱書法鑒定史上的經典案例。他通過極其細致的“字形比對”和“筆法分析”抓住了“子母體”和“僧氣”的破綻。

所謂“子母體”在《淳化閣帖》王著負責編次的部分，會出現一種非常怪異的現象：在同一行字里，突然夾雜著一個或幾個特別大、特別粗的字，而周圍的字則相對較小、較細，被稱為“子母體”。這是王著在臨摹時的“露餡”時刻。當遇到他不認識或者寫不好的字時，會下意識地停頓、猶豫，為了把這個字“湊”過去，他會刻意把筆畫加粗、把字形放大，試圖用墨色的厚重來掩蓋結構的松散。反之，遇到他熟悉的、容易寫的字，他就寫得快且小。這種節奏的混亂，忽大忽小忽粗忽細，直接暴露了這不是自然書寫的真跡，而是水平有限的臨摹者在“拼湊”。

所謂“僧氣”？指筆法上的俗艷與做作。魏晉書法如王羲之講究的氣韻是“中和之美”，用筆內斂、變化豐富但不過分張揚，有一種貴族式的瀟灑和自然。而王著是宋初的翰林侍書，雖然擅長楷書，但他的審美帶有明顯的唐代晚期至五代時期的習氣，甚至帶有一些當時寺院抄經體的味道——作偽的“僧氣”。其用筆往往過分圓潤、肥厚，缺乏骨力；轉折處喜歡用那種很圓滑、很甜俗的弧度。骨子里透著一股“俗氣”和“匠氣”，這就是所謂的“僧氣”。

王著編《淳化閣帖》還有不少“集字”與“連綴”的穿幫。我們看古人的手札真跡，能感到隨性而書，行氣貫通，字與字之間有呼應。而王著在編《淳化閣帖》時，很多時候是“集字”，字與字之間經常“氣脈不通”。上一筆明明應該向左下出鋒，下一個字卻從右上起筆，中間像是斷了一樣。這種“斷氣”的現象，是臨摹和拼湊無法避免的死穴。正是基于這些細致入微的觀察，啟功先生才敢斷定：《淳化閣帖》中那些看起來“軟弱無力”“俗不可耐”的部分，大多出自王著之手，而非二王真跡。

總結書法辨偽基本方法論，可以對偽帖加以判定：

其一，利用出土簡牘實物對照，以魏晉樓蘭、敦煌簡牘字體為參照，凡閣帖中二王小楷可疑證偽。而草書牽絲縈帶。內容中助詞、稱謂與簡牘不合者疑偽；

其二，禮制、尺牘文辭考證：晉人世家往來書札有固定稱謂、禮儀用語，偽帖文辭俚俗、官職時序錯亂、雜隋唐典故，直接斷偽。

其三，家族書風比對：以《萬歲通天帖》王氏一門真跡為標尺，區分王羲之、王獻之、諸王子弟與后世仿作筆法差異。

其四，風格學分析鑒定。通過分析書法作品的風格特征來判斷作者和年代。從筆法特征入手分析，不同書法家有不同的筆法特征，通過分析作品的筆法可以判斷作者。王羲之“內擫”筆法和王獻之“外拓”筆法有明顯差別。進一步通過分析書法作品的結體特征來判斷風格。通過章法布局分析作品的整體布局來判斷風格。

其五，文字考證法。通過帖中出現的官職、地名、避諱、用語習慣等判斷年代是否吻合。同時進行筆法比對，通過與可靠墨跡（如唐摹本）對比字形、用筆、氣韻。

其六，文獻互證法：以《法書要錄》《晉書》等文獻校勘帖文內容。輔之以版本校勘，即通過不同刻本、拓本之間的比對發現訛誤。

（四）王書代筆千年公案

最后，我們不得不觸及一個相當敏感卻無法回避的核心問題：除了一些作偽者作偽作品以外，所謂真跡或者疑似真跡，靠近真跡的作品，是否全部出自王羲之本人的親筆真跡？還是說，其中部分作品，尤其是在他晚年精力不濟時，存在他人代筆的可能？關于代筆的疑問，【17】歷來是王羲之書法研究領域中一個極其敏感而又至關重要的話題。它直接關系到作品真實性的認定與藝術價值的評判，是任何深入探討都無法繞開的關鍵環節。歷史上王羲之代筆者的細節因年代久遠而漫漶，或因原始記載的疏漏而遺失，又或在口耳相傳與文本轉抄的過程中經歷無意的訛變與有意的演繹，最終變得撲朔迷離、真偽難辨，讓后世學者難以確鑿考證，從而演變成一樁樁聚訟紛紜、懸而未決的千年公案。

我們必須面對這一公案。王羲之的代筆問題最早見于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后，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18】這段記載表明，王羲之辭官后倦于應酬，門生任靖全權代筆，世人難分。王羲之在出任吳興太守之前，其書法作品尚且未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他所有精妙的傳世墨跡，大多是在他居于會稽、即永和年間那十多年中所創作的。自從他因失卻郡守官職、于父母靈前誓不再仕以后，便幾乎不再親自動筆書寫。世人見到這些代筆者字跡筆法舒緩特異，便稱之為他晚年風格的作品。王羲之去世以后，其子王獻之正值十七八歲的年紀，完全臨摹這位代筆人的書法，因此他的字跡最終也變得與代筆人的風格十分相似。

虞龢《論書表》說，還有一位書者仿作王羲之，幾可亂真：“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后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嘆曰：小人幾欲亂真”。擅長模仿書法的張翼臨摹王羲之的筆跡，張翼的仿作與真跡幾乎分毫不差，幾乎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

如果此傳聞為真，我們就得問：王羲之晚年的代筆水平如此之高，究竟是何許人？關于王羲之的代筆人，歷史上有不同的說法。現分列如次：

陶弘景曾鎖定代筆者身份：“右軍書中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并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19】直接將“末年代筆之人”與任靖的姓名、官職一一對應。“前‘黃初三年’一紙……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又云：右軍書中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并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20】

梁代庾肩吾《書品》為南朝官方權威書評，載：“任靖矯名，品之中之中。”【21】庾肩吾評價任靖借代筆用王羲之之名，書法列入中之中品級，是六朝官方書評對任靖僅存評語。“矯名”二字直指其代王羲之作書、假名傳世的史實，同時將其書法列入中等品級，肯定其技法功底，亦客觀記錄其依附右軍書名傳世的歷史事實。

清代紀曉嵐考證，經梁章鉅收錄：“右軍雜帖多任靖代書，蓋靖學書于右軍，后大令又學書于靖也，事見陶弘景《與武帝論書啟》。此事人多不知，即歷代書家傳記亦佚其名，蓋不幸而湮沒耳。”【22】紀曉嵐所稱的代筆人——任靖，似乎是《與武帝論書啟》中提到的“此人”。任靖是王羲之的學生，后來王獻之又向任靖學習書法。這種師承關系在當時的書法界常見。考究王羲之作品，確有相當部分出自弟子之手。此現象源于東晉時期“門生故吏”制度。名臣貴族皆有眾多門客弟子，代筆應酬實為常態。王羲之門下弟子如智永、王獻之等，均精通其書法神韻。他們或代筆，或臨摹，使王氏書風廣為流傳。

【17】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代筆》：“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侯”；《傅山全書·不為人役》：“三二年來，代吾筆者，實多出侄仁，人輒云真我書。強作解人，又輒云能辨吾父子書法，吾猶為之掩口”；啟功《董其昌代筆人考》：書法代筆吳楚侯（吳易），繪畫代筆沈士充、趙左等七人。

【18】張彥遠輯，《法書要錄》卷二，洪丕謨點校本，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頁。

【19】《陶隱居集》文淵閣四庫本，第1066冊，第472頁。

【20】張彥遠輯，《法書要錄》卷二，洪丕謨點校本，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頁。

【21】《六朝書論匯編》，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89頁。

【22】《浪跡叢談》，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42-143頁。

當代沈尹默在考證這一話題時，引用陶弘景答梁武帝蕭衍論書啟云：“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后，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這是他的代筆人，名字不詳，或云是王家子弟，又相傳任靖亦曾經為之代筆。”

上述引文可以清晰地看出，對于王羲之代筆人的具體身份，歷史上一直流傳著多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說法是，這位代筆人的姓名已經失傳，在史料中未能留下明確的記載；第二種推測則認為，代筆者很可能是王氏家族中的某位子弟，因其書法風格相近而得以勝任；第三種流傳較廣的說法則指向了任靖，相傳他曾為王羲之代筆。這些彼此各異、未能統一的記載，恰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歷史文獻在傳承過程中的固有局限性，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研究。

關于任靖的身份，歷史記載非常有限，沒有出土碑刻、墓志補充資料。目前學界唯一存疑之處在于：陶弘景早期論書啟中“皆使此一人”一句，未直接署名任靖，姓名匹配為清代學者考據推論。因此近現代部分文獻考據學者對此持存疑態度，但以啟功為代表的主流書法史學界，堅持采信清代互證結論，將任靖定為王羲之晚年專屬代筆人。

任靖，東晉人，具體生卒年、家世譜系均無傳世文獻記載，屬于史書失載的民間及幕府書家。其可考唯一官稱為任職謝安幕府，為衛軍參軍，定居會稽山陰，近距離跟隨王羲之研習書法，筆法完全臨摹王羲之永和年間書風，筆勢舒緩，字體略松弛，后世把這類風格帖稱為王羲之“末年書”。此記載最早見于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為歷代書法典籍所采信。任靖深諳王羲之永和年間成熟筆法，書風酷似右軍原貌，達到了當世無人辨別的逼真程度，是王羲之晚年核心代筆人，亦是銜接王羲之晚年書風與王獻之早期書風的關鍵過渡人物。相較于張翼等知名右軍仿書者，任靖屬于王羲之晚年長期、固定的專屬代筆者，參與了王羲之歸隱后絕大部分日常尺牘書寫活動。由于正史無傳、史料零散，作為東晉中期會稽書壇重要書家，其人長期被書法史遮蔽。

在我看來，現在大致可以勾勒任靖的基本狀況——任靖，東晉人，謝安衛軍參軍，王羲之的入室弟子，為王羲之后期主要代筆人。庾肩吾《書品》將其書作列入“中之中”品級，評其“矯名”，直指其代筆假名之事。【23】王羲之去世后，王獻之少年時書法取法任靖，深刻影響大令書風。大抵而言，書法家任靖的歷史功績有二：

其一，塑造了王羲之“末年書”范式。如前所述，王羲之晚年辭官后心態恬淡、無意翰墨，傳世所謂晚年尺牘，多出自任靖手筆。其筆勢舒緩松弛、溫潤平和，區別于永和年間雄健靈動的右軍本貌，構建出后世千年認知的“王羲之晚年書風”。可以說，傳世右軍末年書風，本質上是任靖繼承王羲之類型的書法風格。

其二，成為二王書風迭代的中轉樞紐。因為“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王獻之少年承襲父書，爾后全面取法任靖舒緩流媚的筆法，由此擺脫王羲之緊結內斂的“內擫”格局，開啟了舒展、縱逸、開張的大令“外拓”新風。由此看來，二王書法的父子風格嬗變，恐非直接承襲，大抵是經由任靖這一中介環節完成的，此為魏晉書法史極易被忽略的關鍵轉折。

任靖作為王羲之晚年代筆的歷史存在，補足了東晉中晚期會稽書壇的傳承鏈條，也為后世鑒別二王傳世偽帖、厘清魏晉筆法流變，提供了不可忽視的考據支點。任靖也逐漸浮出歷史水面，成為魏晉書史中承啟二王書法的重要人物。

（文/王岳川來源：北大文化書法網

【23】《御定佩文齋書畫譜》（清康熙官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子部藝術類，第821冊，卷二十三，第228頁。

作者簡介

王岳川，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博士后合作導師，北大書法藝術研究所創所所長，北大書畫研究會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教育部國家社會科學項目評審專家，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項目評審專家，中華美學學會原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協會原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協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第六、七屆理事兼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主席，教育部中國書法指導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中南大學等大學雙聘教授。擔任學術泰斗季羨林先生八年助手。出版學術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500余篇。

國學研究著作主要有：《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文化戰略》《中國鏡像》《全球化與中國》《<大學><中庸>講演錄》《王岳川解讀<大學>》《王岳川解讀<中庸>》《王岳川品大學中庸》《<大學>經義》《君子之道》《目擊道存》《文藝美學與當代中國思想》《全球化與中國》《后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復興》《大國文化復興》《詩·言·道》《季羨林評傳》《本體反思與文化批評》《文化話語與意義蹤跡》《飲之太和》《中國書法文化大觀》《書法藝術美學》《書法文化精神》《書法身份》《文化書法》《簡明中國書法史》《簡明中國書法美學史》《詩詞與書法》《文化書法的美學境界》《文化書法的發展歷程》《王羲之王獻之》《書法里的中國》等。

西學研究著作主要有：《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下）《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文藝現象學》《藝術本體論》《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中國后現代話語》《文化話語與意義蹤跡》《西方藝術精神》《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當代西方美學主潮》《20世紀西方文論》等。

學術上主張“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會通中西，中國身份”，提出文化書法應“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堅持“漢字書法是‘漢字文化圈’文化重建的重中之重”，致力于中國文化和美學的世界化。書法作品2019年10月在韓國榮獲國際書法大展“韓國世界書藝雙年展金獎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