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評價陳誠

1965年7月，李宗仁飛抵北京后，曾公開指斥數月前剛在臺北病死的陳誠“欺世盜名”。有人認為，這遲來的一擊，不過是他旅居美國期間向唐德剛口述回憶錄時，對陳誠那種系統性鄙夷的公開版本。

在那部堪稱近代權斗口供的《李宗仁回憶錄》里，這位前代總統幾乎對所有黨政對手都維持著一種策略性的寬厚，唯獨提到陳誠，用詞近乎刻毒，直稱“陳辭修這人，才不足以馭下，德不足以服人，蔣先生卻偏要把他當作柱石，焉得不敗”。

李陳二人的積怨之深，可以追溯到1929年的蔣桂戰爭。

當時陳誠以第十一師副師長身份，率部充當擊潰桂系主力的先鋒，將李宗仁、白崇禧經營多年的武漢基地一舉摧垮。從此，桂系視陳誠為蔣身邊最鋒利的鷹犬。

抗戰期間，李宗仁坐鎮第五戰區，指揮臺兒莊大捷后，陳誠以政治部部長身份巡視各戰區，對第五戰區的兵員補充和裝備發放曾多次提出“裁抑”意見，這讓李宗仁認定陳誠在蔣介石面前進了讒言。等到1944年11月陳誠正式接替何應欽出任軍政部長，李宗仁坐鎮漢中行營，同樣感受到補給分配上的厚此薄彼。

他在口述中把何應欽與陳誠放在一起罵：“軍政部那些人，何敬之也罷，陳辭修也罷，對我們第五戰區從來就沒痛快過。”

李宗仁對陳誠最致命的攻擊，幾乎全部集中在軍事才能的徹底否定。

他在口述中講得極為露骨：陳誠論軍事，比白健生差得遠；論政略，遠不及何敬之。他的才具，頂多做個團長師長，蔣介石硬要他指揮三四十萬大軍，豈能不敗？

為了坐實這個論斷，李宗仁特別談到了陳誠在東北戰場上的表現。

1947年陳誠接替熊式輝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一到沈陽就對外宣示“只需六個月恢復東北優勢”。

李宗仁對此的追述毫不留情：陳辭修一到東北就擺出曹操下江南的派頭，喊了半年口號，不但優勢沒恢復，反把國軍的精華全部葬送。新一軍、新六軍這樣的王牌，都叫他斷送在公主屯、錦州那些據點里了。

他具體指出，陳誠的致命傷是不懂集中兵力，把嫡系主力像撒胡椒面一樣平攤在幾十個孤立的城市，剛好讓林彪圍點打援，一個一個吃掉。新五軍在公主屯全軍覆沒、軍長陳林達被俘后，陳誠在指揮所里只會拍桌罵人，從不研究作戰地圖。

李宗仁甚至引用當時東北民間流傳語——“陳誠真能干，火車南站通北站”，嘲諷陳誠去東北后唯一的交通成就，就是修通了沈陽南北兩站之間的短程鐵路，其它干線全被切斷。

李宗仁對陳誠的第二層批判，集中在陳誠的政治人格與派系操作。

李宗仁將“土木系”直接定性為黨國內部的毒（瘤）：“陳誠以十一師和十八軍起家，凡這兩支隊伍出身的，即便庸懦無能，也破格提拔；非其系統者，戰功再高也遭排擠。弄得全軍上下只知有陳辭修，不知有國家法統。”

他點名指責陳誠在參謀總長任上，把手伸得極長，兼任海軍總司令，又干預空軍人事，整個中央軍事機器幾乎成了他的私人賬房。

更讓李宗仁忍無可忍的，是1949年他出任代總統后與陳誠的正面沖撞。他下令將中央銀行存臺的黃金、白銀和外匯運回大陸一部分以應付軍政開支，陳誠以臺灣省主席身份復電拒絕，電文中竟稱“此款應由中央另作統籌，不便外運”。

李宗仁在回憶錄里幾乎是以痛罵的筆調寫下：“此時我以代總統之尊，竟不能調撥一文軍費，陳誠以區區省主席，竟敢抗命中央。他口口聲聲忠于黨國，實則忠的只是蔣先生一人。蔣既下野，他便立刻把臺灣經營成蔣的私人巢穴，眼中根本無我這個總統。”

對于陳誠主政臺灣后的土地改革，李宗仁的批評則帶有更復雜的政治動機，且同樣尖銳。

陳誠在臺灣推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長期被國民黨史觀塑造為仁政典范。李宗仁偏在口述中徹底拆解這一神話：“陳誠的土改，不過是借改革之名，行政治收買之實。他利用大陸運去的黃金和美國經援，向地主贖買土地，再半賣半租給農民，一則收買農村人心，二則把地主階層徹底制服。這種上下其手的把戲，與他在湖北搞‘新湖北建設’一樣，都是政治花架子。”

他更進一步斷言：“陳誠根本不是搞建設的人才，他靠的是蔣氏父子賦予的權力，用臺灣一省財力樹個人威信，好為蔣經國日后接班鋪路。”

這種誅心之論，將陳誠在臺灣最后十年苦心經營的身后名，直接掃進了“表演政治”的泥淖。

值得注意的是，剝去桂系與中央系數十年纏斗的感情色彩，李宗仁的批判仍然擊中了一些繞不過去的要害。

他反復引用陳誠的部下和同僚的言論來坐實自己的判斷，譬如提到杜聿明離開東北前，曾對鄭洞國說過“陳辭修把東北敗光了”；又指廖耀湘在遼沈戰役前就預判，“只要陳誠的人還操縱指揮權，仗就沒法打”。

對于陳誠在宜昌失守后，將失城責任推給江防軍部屬，及至東北敗績，又假借嚴重胃出血離沈赴滬等細節，李宗仁給出的八字定評毫不修飾：“飾非諉過，一貫作風”。

最終，李宗仁在回憶錄收束處，對這位蔣介石一生最寵信的軍事強人，留下了那段流傳最廣的判詞：“陳辭修器小易盈，寡廉鮮恥，才具不足馭一營，蔣介石硬用他掌軍國大政，這就是我們失敗的主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