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索爾金的“二手記憶”與大蕭條的“二重書寫”

假如對每一次社會危機痛定思痛的自省與再出發(fā)是有用的，那么，“1929”之后至少就不該再有“2008”的重蹈覆轍。

撰文丨楊吉

股市崩盤、經(jīng)濟蕭條、民生凋敝、社會動蕩、氣氛詭譎……這是后人對1929這一年最主要也是最直觀的記憶。

盡管時間快過去一個世紀，“1929”已作為一個特殊的年份、一段黑色的時期、一種衰敗的意象長久地被世人記憶且被頻繁地提及。

的確，它在現(xiàn)代金融史上乃至對改變世界局勢而言經(jīng)歷慘痛、影響深遠。感興趣這段歷史的人，他們可以從中看到不同的面向——經(jīng)濟學人總結了危機與警示、歷史學家爬梳了細節(jié)與真相、媒體業(yè)者記錄了狂熱與崩塌、戲劇作家寫出了幻象與煉獄……

但無論是誰，基于哪個角度、選擇何種框架，他們關于1929的敘事總是多少充滿了悲愴性、省思性和警告性的口吻。

如今，當安德魯·羅斯·索爾金加入到這種接續(xù)性地主題創(chuàng)作中，他自然無法擺脫一貫的主基調(diào)。同時，他也將再度勾勒、深層挖掘和重新審視這般恐慌蔓延、宛如末世來臨的過往。

索爾金的新作《1929》是其上一部聚焦2008年金融危機的《大而不倒》的延續(xù)。按照作者本人的說法，他“渴望以同樣的深度、精度和人文關懷來探索史上最臭名昭著的1929年股市崩盤”。兩部作品各自對應的年份雖然相隔甚遠，所選取的人物、事件、場景也大不相同，但本質(zhì)卻如出一轍：都是圍繞人性貪嗔癡妄的深刻寓言。

不同于撰寫《大而不倒》時的急筆奮書、一蹴而就，索爾金創(chuàng)作《1929》可大為不易。時間上，他花費了8年多時間；資料上，他翻閱了大量私人信件、日記、備忘錄、口述史、法庭記錄、公司會議紀要等；方法上，他運用了文獻研究法、內(nèi)容分析法。

這本書無疑是索爾金潛心鉆研、細致打磨的心血之作，對此，不管是書中的段落設計、行文用語，還是角色刻畫、細節(jié)描寫，又或者是篇章布局、文本呈現(xiàn)，都比較接近紀錄片影像化的感覺。

值得一提的是，索爾金還曾參與過熱播美劇《億萬》的編劇工作，該劇以紐約華爾街為舞臺，講述了一場圍繞政治與商業(yè)、金錢與權力而展開的雙雄較量、殊死對決。

索爾金不愧為《紐約時報》資深的財經(jīng)記者，熟悉的業(yè)務領域、過硬的文字功底和靈活的文獻駕馭，使得人們在閱讀《1929》時不免有一種引人入勝、酣暢淋漓之感，不光如此，翻閱的體驗又仿佛讓人置身現(xiàn)場、親自見證“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倒計時的開啟——這一天正是股票市場全線崩潰的日子，是知名經(jīng)濟學家、《1929年大崩盤》一書的作者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稱作“紐約股市歷史上……整個市場發(fā)展史上最具毀滅性的一天”。

時隔多年又事過境遷，為了讓今天的讀者能再次感受1929年山雨欲來的危機爆發(fā)，也更容易從這次“人為災難”中深刻檢討、總結教訓，索爾金做了一些令人拍手稱快的藝術上和戲劇化的處理。

首先，他運用了劇本創(chuàng)作中經(jīng)典的“三幕劇”的結構，將核心事件的“觸發(fā)”、“沖突”和“解決”（或“終局走向”）依次鋪陳展開；其次，1929既不是開始，也并非結束，索爾金以1929年至1933年這個眾所周知的“大蕭條”時期為敘述時間軸，采用“日志”的方式，把那些在重要的日期節(jié)點所發(fā)生的大事要情予以記錄、進行擴展；最后，整部書呈現(xiàn)的群像戲，各色要角粉墨登場、風云際會，共同演繹出一部波瀾壯闊又錯綜復雜的歷史圖卷。

但其中似乎也有一個貫穿的人物叫查爾斯·米切爾，他所執(zhí)掌的國民城市銀行正是我們現(xiàn)在熟知的花旗銀行的前身。這個人扮演著讀者注視、觀察的窗口，以“第一視角”力求還原一種真實、立體、多元的動蕩年代。

讀索爾金的《1929》總是讓我自然聯(lián)想到“歷史學者中的藝術家”的芭芭拉·塔奇曼的一部作品名叫《八月炮火》。這本讓人著迷、贊嘆、膜拜的著述以1914年的8月為敘述重點，通過優(yōu)雅、細膩和流暢的落筆精彩地展示了一戰(zhàn)何以不可避免地爆發(fā)，又帶領著讀者身臨其境、設身處地去思考究竟是什么讓彼時的帝王、政客、將領和知識分子踏進一場無人希望發(fā)生，且絕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不可能會發(fā)生的世界大戰(zhàn)。

同樣的道理，索爾金也是帶著相似的目的去叩問為何1929在眾多可能的走向中來到了最糟糕、最絕望的境地。

為此，他在書中寫道：

我希望讀者能按照這本書原本的意圖來讀它：當作一次沉浸式的體驗，踏入一個已然消失的世界，去感受在現(xiàn)代歷史上最劇烈的金融崩潰中生活是什么樣子。

在此基礎上，他是

希望通過重構1929年的歷史圖景，能讓前行之路更清晰，也讓時代警鐘更加振聾發(fā)聵。

問題是索爾金的美好愿望能實現(xiàn)嗎？在書的“后記”中有這么一段話，

1929年的股災能否避免？簡單來說，答案是可以。在投機浪潮失控之前，本有無數(shù)次機會踩下剎車。但若深究，這需要未卜先知的能力——既能看到短期暴利的誘惑，又能預見長期災難的降臨。

然而，關鍵點在于這種“既能……又能”的要求談何容易。索爾金其實寫的也態(tài)度曖昧。如果決策者、投資者以及無數(shù)個大眾都能有先見之明，也有極高的風險意識，那么這個市場就是充分理性的，但經(jīng)濟學的一大假設就恰好在于人類是極其有限的理性，甚至大多數(shù)有這樣或那樣的認知偏差、行為局限，而這一切因素綜合起來便注定了鮮有人可以做到真正的獨善其身，也難以避免盲目跟風、隨波逐流到最終的幻滅沉淪。

想必索爾金自己都無法否認人們要克服人性的弱點、要擺脫歷史的周期實屬難比登天。以下的事實顯而易見：假如對每一次社會危機痛定思痛的自省與再出發(fā)是有用的，那么，“1929”之后至少就不該再有“2008”的重蹈覆轍；如果索爾金發(fā)人深省地回望與探索是有效的，這是否意味著那些曾發(fā)出預警、呼吁公眾戒備的經(jīng)濟學家和政策研究者他們的工作是徒勞的？要不然怎么會類似的事故或悲劇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呢？

于是索爾金對1929大蕭條及其背后更為深層、更為沉重的思考反倒是這本書比較貼合實際、對實操有指導意義的內(nèi)容。他不無洞察地指出：

1929年的故事無關利率或監(jiān)管，也不在于做空者的機敏或銀行家的失誤。它關乎某種更為永恒的東西：人性。無論發(fā)出多少警告，制定多少法規(guī)，人們總能找到新的方式相信好時光永不落幕。人們總能把希望包裝成篤定。而在這場集體狂熱中，人類總會周而復始地失去理智。

緊接著，索爾金把自己的看法更進一步表露無遺，

真正永恒的教訓，并非如何防止狂熱或完全規(guī)避蕭條。我們必須銘記，人類是多么容易遺忘。

關于人類能否真的做到以史為鑒，是否動輒目的性地裁剪、選擇性地記憶和陳述，它同樣關乎人性最深處幽暗的一面。

索爾金對人類宿命論與共同體吐露的心聲何嘗不是黑格爾所說的“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也是馬克·吐溫機警地道出“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的方式出現(xiàn)”。

然而，按照法國著名哲學家、解釋學派代表的保羅·利科的研究，也就是其傳世作品《記憶，歷史，遺忘》中的觀點，記憶構成了對歷史的描述與呈現(xiàn)，而歷史的發(fā)現(xiàn)則對不同記憶版本展開驗證、糾偏或批駁。以利科的表述為參照，索爾金的《1929》是一個版本的記憶，是一版來自索爾金基于整合“二手資料”后講述者的記憶，是一類注重文本可讀性、現(xiàn)場畫面感、歷史顆粒度的記憶。

只有作出這樣的價值定性，我們方能對索爾金的新書產(chǎn)生較為客觀、公允的評價。正如他在致中國讀者的序言中坦誠道：

一本書無法阻止下一次危機，但它賦予讀者一種無價的武器——在腳下的土地崩塌之前，識別出預警信號的能力。

我會傾向于認為索爾金忠告的對象是那群懷持理性、克制、審慎態(tài)度的，有自我認識、自立意志和自主覺醒的人士。因此，切莫把《1929》當作一本嚴肅、正統(tǒng)的學理著作，就算再多一些專業(yè)性分析、知識性講解的篇章也未曾見得，但它的價值恰恰在于它的“可接近性”——讓大眾對一個時代的切面有了解與體悟，結果未必是徹底避免人類重走老路，但至少給過一次機會，重新好好檢視個人腳下的路和抉擇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