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精英現在確實很痛苦：對中國深惡痛絕，又想在中國賺大錢

要理解英國精英階層當下的撕裂，得把時間軸拉回2015年。那一年，英國率先在西方大國中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隨即成為創始成員國，此舉在西方陣營引發強烈震動。

同年10月，中英兩國正式宣告”黃金時代”開啟，兩國簽署了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彼此的熱乎勁兒，放在中西關系史上都是罕見的。

兩國發表《中英關于構建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開啟持久、開放、共贏的中英關系”黃金時代”。那個時候，英國精英對中國的態度，是真心想搭上這趟東風快車的。

好景沒有持續幾年。2016年脫歐公投撕裂了英國的政治共識，保守黨內部的政治博弈日趨激烈，“對華強硬”逐漸變成了一張成本低廉的政治牌。

2020年7月，在保守黨內鷹派和特朗普政府的多重壓力下，約翰遜政府宣布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并計劃在2027年前完全移除現有設備。

這一決定被華為英國發言人直指”源于美國貿易政策，而不是安全問題”，僅僅在半年前，英國政府還曾允許華為”有限度”參與其5G非核心部分建設。

這一180度急轉彎的代價相當慘烈：英國主要電信運營商警告，此舉將導致英國5G部署延遲18至24個月，并帶來45億至68億英鎊的額外成本，使英國在關鍵的數字化競賽中落入”慢車道”。政治算盤打得響，經濟賬單卻是全體納稅人來買單。

從約翰遜到特拉斯再到蘇納克，整個保守黨執政時期，對華政策持續在美國的戰略軌道上滑行。2021年，英國政府發布《安全、防務與外交政策綜合評估》，首次將中國明確定義為”系統性競爭者”，對華政策發生根本性轉變，雙邊關系跌入低谷。

這些年里，英國保守黨政客把”中國威脅論”當成國內政治斗爭的常備彈藥——在黨內競爭需要表態時拿出來，在國會需要凝聚支持時拿出來，在媒體需要轉移焦點時也拿出來。

問題在于，這種姿態背后缺乏真正的戰略自主，英國禁制華為的決定，完全出自政治動機，是在盟國施壓下的隨波逐流，而非獨立研判之后的戰略選擇。這種表演式的強硬，最終讓中英關系陷入了被斯塔默本人形容為”冰河時代”的深度凍結。

到2024年7月工黨上臺，接手的是一個經濟基礎相當脆弱的英國——增長乏力、財政緊張、通脹壓力尚未散盡。工黨上臺時，接手的是一個混亂的英國，財務狀況糟糕，經濟增長乏力。

對于以貿易為立國之本的英國來說，與其他國家建立良好經貿關系的重要性不需多言，更何況是已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身為英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的中國。斯塔默政府的務實路線在此背景下有了清晰的經濟邏輯。

2025年1月，上任不久的英國財政大臣里夫斯率先訪華，時隔六年重啟中英財金對話。這一步邁出去，信號是明確的：工黨不打算再把意識形態擺在經濟利益前面。

2026年1月28日至31日，斯塔默率領龐大代表團正式訪華，這是時隔8年英國首相再次踏上中國土地。

此行被視為工黨政府重塑對華政策的重要一步，其主要目標在于修補近年陷入低潮的雙邊關系，并尋求建立一種被其形容為”更成熟”且具長期穩定性的合作框架。

隨行代表團涵蓋匯豐、渣打、施羅德、阿斯利康、捷豹路虎、勞斯萊斯等英國核心產業的頂尖企業高管，中國媒體注意到英國代表團金融界人士比例極高，視之為英國商業信心重建的信號。

訪問最終達成豐碩成果：雙方同意建立中英高級別氣候與自然伙伴關系，恢復舉行中英高級別安全對話，中方將進口威士忌酒關稅稅率由10%降至5%，中方將積極考慮對英國公民實施單方面免簽政策。

從經濟賬面上看，英中在斯塔默訪問期間敲定了22億英鎊的出口協議、約23億英鎊的市場準入協議以及數億英鎊的新投資承諾。斯塔默的訪華絕非個例，其背后是一個更大的國際結構性變遷。

2025年12月，法國總統馬克龍來華；2026年1月4日至8日，愛爾蘭總理馬丁來華訪問；1月14日至17日，加拿大總理卡尼來華正式訪問；1月25日，芬蘭總理奧爾波也開啟訪華行程。

西方領導人密集赴華，背景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對盟友關系的大幅消耗。英國不僅和其他國家一樣要面臨”關稅上漲”的難題，英美剛簽署的《科技繁榮協議》也遭特朗普”叫停”。

在傳統的”英美特殊關系”信用快速透支之際，向中國靠攏已不再是選項之一，而近乎是必須之舉。然而痛苦就在這里——訪華的動作足夠大，但英國精英內心并沒有真正和解。

訪問前夕，英國政府批準中國在倫敦皇家鑄幣廠舊址興建”超級大使館”的計劃，由于選址鄰近金融城關鍵通訊電纜，引發外界對潛在監聽風險的疑慮，在野陣營及部分媒體對此提出強烈批評。

更耐人尋味的是斯塔默本人的處境：他一面在北京大談戰略伙伴，一面仍不得不在會談中向對方提出人權議題。斯塔默確認，他向對方提出了英國公民黎智英案件及有關人權問題，并將雙方描述為進行了尊重性的討論，但未披露中方具體回應內容。

這種”生意談好，議題留著”的處理方式，折射出英國精英對中國的真實態度：不是放下了成見，而是把成見暫時擱置在談判桌的另一邊。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種撕裂是看得清楚的，也大可不必過分在意。

2025年，中英雙邊貨物貿易額達到1037億美元。這個數字本身，就是雙邊關系最真實的底色。

中英兩國經濟結構的高度互補、百年變局中的共同利益以及已深深交織的民間與社會聯系，構成了斯塔默首相此行尋求”務實合作”的根本動力，也是中英關系總能從低谷中找到回歸路徑的壓艙石。

往后看，英國的對華政策仍將持續在美國壓力、國內鷹派、經濟利益三重約束之間尋找平衡，斯塔默被部分分析人士形容為面臨”三體問題”，即需同時維持與美國、歐盟及中國之間的關系平衡。

2026年是中國”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更注重消費導向的發展戰略，尤其是服務業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勢必會為英國企業帶來更多的出口機遇。市場的引力，比任何政治信條都更持久。痛苦可以持續，生意還是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