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壓根不想死社稷，一直想南逃而不得，跟他粉絲一樣費拉｜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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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瑾

崇禎從來沒有殉國之心，一直想南逃，只是他把自己搞得眾叛親離之后沒人支持才一直拖延，直到李自成兵臨城下崇禎還想帶一群太監南逃，注定無法成功之后，才不得不通過自殺來為自己推卸一部分亡國的責任。崇禎既是暴君，還毫無英武獷悍之氣，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費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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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專題：

虛構的“君王死社稷”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軍攻破北京城，十九日，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煤山。

而后數百年間，崇禎被不斷塑造為堅守氣節、寧死不屈、以身殉國的悲情圣君，“君王死社稷”也成為定格明末歷史的核心符號，被無數人視作大明王朝最具風骨的精神注腳。

事實上，“君王死社稷”的悲情敘事只不過是一部分群體的精神代償和自我感動，從始至終都是后人不斷包裝、渲染構建出來的藝術故事。

死守社稷也從來不是崇禎主動選擇的理想歸宿，而是一場由朱由檢的性格缺陷和決策失能共同釀成的被動悲劇。

關于崇禎“國君死社稷”這個說法，最早來源于時人的筆記文集。劉尚友在《定思小紀》中記載：

上集九卿大臣會議大計，令各條具密對。中有及“南遷”者，顧其人物望未愜，而事勢危迫，度終難行，于是群臣言“不可”者十九。上亦曰:“國君死社稷，恒理也，言遷者欲使朕抱頭鼠竄耶？”議乃止。

崇禎召集內閣等諸部大臣商討事宜，其中有人針對當前現狀提出“遷都南京”的建議，遭到大多數人反對，朱由檢本人也強烈反對并且明確表態：“國君死社稷，你們難道要讓我抱頭鼠竄嘛？”多么的“大義凜然”，頗具天子之資。

除該記載外，時任給事中的光時亨則記載到：從來國家退一步則失一步，封疆守一日則存一日。是以先帝千秋大烈，當會議后早已震怒于明睿之言，謂“非勸朕親征，便是勸朕出走。國君死社稷，朕可走乎”？通過這段記載我們也能看到朱由檢在臨危之際，“毅然”反對南遷，選擇死守宗廟，保持氣節。

而后一些遺民史學家為了懷念故國，歌頌崇禎，紛紛采用此說法。如談遷《國榷》、李遜之《崇禎朝記事》、計六奇《明季北略》等，都記載崇禎皇帝在看到建議南遷的奏疏后告諭諸臣“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

到編修明史時，無論是萬斯同還是王鴻緒也都沿用此說。最后《明史》官方定稿為：壬辰，召廷臣于平臺，示建泰疏，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于是一位勤政憂國、寧死不屈的悲情圣君形象就此誕生。

只可惜，這都是假的。通過考據史料還原史實，崇禎皇帝朱由檢完全不是臨難不茍、忠義殉節的光輝形象。寧死不逃本質上不過是他極度虛榮、畏擔罵名的性格使然；以身殉國亦是他錯失南遷良機、走投無路之后的被動選擇。千古傳頌的所謂大明風骨，更是后世基于情感寄托、政治需求與道德想象層層疊加的歷史虛構。

生前欺人，死后欺天

崇禎其實很想南逃

崇禎十五年，清軍由墻子嶺長城進入，數月間攻城拔寨，對大明產生巨大威脅。在此危機情境下，崇禎與內閣首輔周延儒商議對策，

“上以邊寇交織，與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泄。傳聞，懿安謂周后語云：‘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往？’且歷言周短。周后以聞，上大怒, 遣宦者往詢索傳語者，懿安堅諱，上堅清，迫欲自縊，不得已乃遣周代征，蓋觀其后也。”

崇禎與周延儒商議南遷，但被天啟的懿安皇后所制止而作罷。可見此刻的崇禎是想過南遷的。

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并分兵東進，傳檄京師，明確告知崇禎大順軍將于三月十五日到達京師，一時朝野恐慌。崇禎召集諸臣商議對策，面對內憂外患，朝臣對此也有不同看法和建議。

以左都御史李邦華為代表的一方建議太子撫軍，監國南京，留得青山在，不拍沒柴燒；以右庶子李明睿為代表的一方建議崇禎南遷；而以兵科給事中光時亨為代表的一方則對前兩個方案持反對意見。

自二月下旬一直到三月，崇禎皇帝和朝臣們也始終是圍繞這幾個方案在進行討論。

通過考證相關史料，朱由檢最先否決的方案應該是太子監國南京。自負自大、猜忌心極重的崇禎，對于權力有著極強的掌控欲，在北京岌岌可危的情況下，太子先行南下，勢必會另起爐灶，分割皇權，對于崇禎而言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光時亨一句話就揭露了崇禎心底的隱秘，“幸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安史之亂時唐玄宗逃往四川，而太子李亨逃往靈武，在當地被擁護稱帝，尊玄宗為太上皇。

唐玄宗的前車之鑒，讓崇禎也得慎重考慮自己的好大兒是否會給自己一份太上皇的驚喜，所以這個觸碰了崇禎權力焦慮的方案，是絕不會被采納的。

但是這樣隱秘的小九九肯定也不會明說，崇禎只能以“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的說辭，否決了這個建議。

但對于李明睿建議的南遷方案，崇禎是矛盾的。這個方案從崇禎十五年開始首次提出，崇禎十七年正月一直到二月底，一直被反復提出討論，這道關乎大明生死存亡的題目，將朱由檢拖入無盡的內心拉扯之中。

一方面，崇禎對當時的軍事局勢、北京城防實力以及四方勤王兵力，做出了脫離現實的樂觀判斷。在崇禎的認知里，北京作為大明兩百余年的帝都，城防體系完備，絕非流寇可以輕易攻破。

尤其是過往事例一再證明了這點。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后，瓦剌鐵騎直抵京師，在一片遷都之聲中，于少保組織全城軍民協力死守，最終擊退強敵；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變，俺答汗兵臨京畿，也都依托堅固城防化險為夷。

只是崇禎沒有想過前兩次勝利背后的深層原因。（大司馬按：瓦剌沒打下北京，是因為蒙古權臣也先害怕攻陷北京會增長大汗脫脫不花的威望，不想打；俺答沒打下北京，是因為本身不是察哈爾部出身的大汗，只是霸主，只想賺錢不想滅國。）

崇禎歷史沒學好

不知道北京是也先、俺答有意放過的

同時崇禎對大明各地的勤王之師也充滿信心。他相信只需堅守數日，待各路勤王兵馬趕來，自己依舊可以高枕無憂。尤其是此時自己北有寧遠總兵吳三桂、江南有左良玉、黃得功等手握重兵的能臣干將。

事實上，這時的明軍已然如強弩之末，北京防御早已是外強中干。歷經連年戰亂、軍餉拖欠、軍紀廢弛，此時的明軍戰斗力早已不復從前。加之朝廷財政枯竭，軍餉長期拖欠，士兵食不果腹、衣衫襤褸，軍心也已渙散。

大順軍自西安東征以來，一路勢如破竹，山西全境望風而降，大同、宣兩大邊防重鎮相繼失守，沿途明軍要么望風逃散，要么開城投降，整個北方防線徹底崩塌。

但崇禎依舊沉浸在固有認知里，認為只要閉門堅守，便能等到轉機。

另一方面，崇禎對于當下危機的局面其實有過南遷備選方案的考慮。“惟李明睿南遷議，帝意頗動”，只不過因其愛慕虛名，自負要強且不愿擔責的性格底色，讓他對此事十分擰巴。

“帝英主也，流離顛沛，自視為辱事”，對于好面子的崇禎而言，本身就要強，非必要肯定是不愿意南遷的，就算要南遷，也一定是被逼無奈之舉，不能讓自己有生涯污點。

在傳統儒家的道德標準里，無論什么原因，拋棄宗廟、背棄萬民的行為一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崇禎自認為是力圖中興的明君，十余年來一直苦心經營宵衣旰食、憂國憂民的光輝形象。此刻要是自己主張南遷，那他多年經營的人設、追求的青史留名也就毀于一旦。

因此在他的設想里，能夠固守京師最好，即使形勢所迫需要南遷，那也得是群臣死諫的戲碼。“非不欲南，自慚播越，恐遺恨于后世，將俟舉朝固請而后許”，如此既保全帝王名聲，又達成求生目的，即便日后出現非議，主導南遷的罪責也會落在倡議大臣身上，自己依舊是被迫而行的圣君。

令崇禎沒想到的是，群臣的反應完全在預料之外。面對南遷提議，要么是“群臣言不可者十九”，要么“輔臣知而未敢言”，要么是光時亨“參李明睿為邪說”，總之都沒有及時給崇禎遞上這個臺階，這么好的劇本群臣根本不配合。

實際上群臣有此反應也不足為怪。他們也有自己的小心思，“恐上不聽，先以身受其禍”，伴君如伴虎，跟在崇禎身邊，大家也深知皇帝的為人，既然皇帝不想擔責，那臣子更沒必要擔責了，畢竟已經有人做過了很好的示范。

崇禎十一年，大明王朝面臨關內農民軍縱橫馳騁，關外清軍屢次破關的雙重壓力。兵部尚書楊嗣昌洞察危局，提出“安內方可攘外”，主張暫時與清軍停戰，集中力量剿滅內亂。在崇禎皇帝的許可下，由錦州太監高起潛出面與清軍議和。

消息傳至北京，舉朝嘩然，紛紛反對，并瘋狂彈劾攻訐楊嗣昌，而崇禎皇帝也不能公開承認，只能忿忿反駁“朝廷未云撫，乃外議何遽信也？”并啟用盧象升為兵部尚書。此次議和在滿朝的反對輿論中結束，隨后清軍分兵攻入，明廷損失慘重。

崇禎十五年，明軍在松錦大戰中慘敗，寧錦防線徹底崩塌。在此局面下，崇禎帝諭信兵部尚書陳新甲：

“遼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諭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確信音回奏。”

明確授意陳新甲負責議和談判，并且“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

就在雙方秘密談判即將達成共識之際，沒想到事情出了變故。先是言官們從謝升那里聽到了議和風聲，紛紛上疏反對，但言官們沒有實質性證據，因此崇禎為了平息眾怒，只是將謝升削籍。后來陳新甲家僮又誤將議和密件當成塘報傳抄刊出，這一下議和被坐實，朝野輿論嘩然。

面對洶洶眾議，崇禎非但沒有站出來承擔決策責任，反而徹底否認自己授意議和的事實，將所有罪責推給陳新甲，陳新甲被捕入獄。最初陳新甲還幻想著這只是皇帝的權宜之計，主動上疏請求赦免，遭到拒絕后恍然大悟，自己才是最大的背鍋俠，最終被斬首棄市。

崇禎在位17年間，換了50位內閣大學士，20 多個內閣首輔，兵部尚書換了14位，刑部尚書換了17位，殺了 7 個總督，11 個巡撫。一顆顆人頭都在證明這位皇帝才是大明第一不粘鍋，不會承擔任何責任的。

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大家也都學會了新的生存策略，唯有明哲保身，緘默避禍。

李自成打到北京崇禎還想逃

其實，崇禎皇帝的甩鍋行為，除了個人性格缺陷外，更多的是明代極端集權體制催生的必然結果。晚明多數帝王依托內閣、司禮監處理政務，得以隱身幕后分擔壓力；而崇禎親攬大權，事無巨細親自裁決，也意味著所有爭議策略的污名與罪責，都無法向外轉嫁。

所以當崇禎滿懷期待群臣能對南遷遞個臺階時，大家都對劇本視而不見，心照不宣的選擇要么空談大義，要么閉口不言，畢竟這才是最安全。被削了籍的謝升對這位皇帝就看得很透，“人主以不用聰明為高，上太聰明，致天下壞盡”。

眼看事情沒有朝著自己的預想發展，也沒有實質性解決措施，崇禎皇帝又開始暴躁了，指責道：“諸臣所言者謂何？”并且一氣之下南遷方案進行了否決：“難道教朕做抱頭鼠竄的？”經過明遺民的演繹，就變成了“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

時間就在無休止的觀望、試探、爭吵與沉默中流逝。朝堂外預想中的勤王大軍遲遲不見蹤影，各地督撫按兵不動，京營士兵軍心渙散，城外烽火日漸逼近。朝堂內群臣要么集體噤聲，要么始終在說些無關痛癢的話，搞得皇帝“見舉朝無人，每一對未嘗不痛哭回宮”。

君臣之間毫無信任，朝野上下各懷鬼胎，大明王朝就在這種絕望下日益沉淪，崇禎皇帝卻依舊在甩鍋，“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也”。

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這一刻，崇禎所有的幻想、偽裝、執念全部崩塌，于是緊急召見駙馬鞏永固商討南遷事宜，只可惜為時已晚。鞏永固的回復干脆簡明：“今賊已逼，人心瓦解，誰能從行？”即便是在此刻，崇禎做的依舊只能無能憤怒，覺得“文臣個個可殺”。

十八日，崇禎依舊不死心，再召鞏永固、劉文炳詢問南遷募兵之事，得到否定回答后甚至提出讓兩人派家丁護甲，“家丁何足以當賊鋒？況臣素謹慎，不蓄家丁”，一句話結束所有可能性。

在巨大的求生本能驅使下，崇禎也顧不得祖宗社稷了，他放下了所有的面子，手持三眼槍，帶著數十名宦官，從齊化門、崇文門到正陽門一路狂奔，試圖突圍。殊不知那個他渴望已久、卻始終不敢主動邁出的南遷之路，早已被自己的虛榮、猜忌、推諉、自私徹底斷送。

三月十九日凌晨，大順軍攻破北京內城。崇禎皇帝在太監王承恩的陪同下，登上煤山，望著滿城烽火，自知回天乏術，最終自縊于那棵歪脖子樹下，終年三十四歲。

崇禎死后，“君王死社稷”的敘事迅速崛起，并在三百余年的歷史流變中不斷被強化、美化、神化。一批明遺民不遺余力地對此事進行瘋狂贊頌。

黃宗羲高度贊揚道：“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談遷也盛贊“其事焯焯，爭光日月”。

而后清廷為了安撫百姓，構建自身政權合法性，強化君主權威，更是不斷認同和加強這套敘事體系，于是就變成了大家熟知的“君王死社稷”的大明風骨。

但是從崇禎對局勢的錯誤判斷到對南遷前后態度的變化，以及最后慌不擇路，急欲突圍的種種事例，都足以證明朱由檢終究不是“死社稷”的悲情英雄，只是一個困在虛榮與猜忌之中、走投無路，最終親手葬送了自己以及大明三百年江山的亡國之君。

這棵樹被崇禎拿來當卸責的工具

太委屈了

雖然崇禎至死都在念叨“諸臣誤朕”，固執地將王朝覆滅的罪責全盤推給文武百官，反復標榜大明“有君無臣”，將自己塑造成勤勉愛民的悲情形象。但這何嘗不是明代兩百余年逐步成型的高壓政治體制下的結果。

崇禎一味指責臣下無能，卻從未反思自身與體制的弊病，這份偏執與推諉，恰恰是其性格最真實的寫照。

史學家全祖望的評論筆者深以為然，“然性愎自用，怙前直往，自亦不能辭于亡國之咎”。

煤山的那棵歪脖子樹，吊死的從來不是大明的風骨，而是一個帝王的虛榮，一個王朝的腐朽和一個時代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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