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以愛談整理國故：學術高墻與人間煙火

陳以愛（蔣立冬 繪）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風暴尚未平息，一群在運動中嶄露頭角的北京大學教授，卻突然掉過頭面向故紙堆，整理起“國故”來。“整理國故”由新思潮陣營的一句口號演變為一場席卷南北的文化運動，又在傳播擴大中逐漸變調，成為一場“復興國學”的風潮。這是眾聲喧嘩、矛盾重重的1920年代，社會風氣轉換之快令人應接不暇，而中國學術的一大巨變也在其間悄然發生：“考據”上升為學界公認的準則，不同陣營的學者在交鋒論辯中形成評判學術的“公論”，共同推動新典范的樹立。許多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學術觀念與文化實踐，都能追溯到這場百年前的浪潮。只是學術成熟之時，時局正愈演愈烈，學者在書齋與時代之間，如何自處？

陳以愛教授是率先注意到“整理國故運動”并做系統梳理的學者。1990年代初，胡適研究如日中天，導師逯耀東先生卻讓她“去看看北大在胡適以外還有誰”，將她從個人引向群體，從聚光燈下引向檔案深處。她在北大舊檔案室和舊期刊室得見研究所國學門的章程和期刊，那些會議記錄和文章呈現出一片蓬蓬勃勃的“整理國故”運動，是學界此前未曾充分認識的事業。其碩士論文遂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核心，題作《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先后出版繁、簡體字及韓文版，在學界受到廣泛肯定；博士論文則擴展到全國，勾勒整理國故運動的全貌和變形。博論原題“學術與時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衍”，今年由三聯書店出版，改題《整理國故：文化運動與考證學風》。全書“總論”提出，北大學人“整理國故”的核心精神，是想推動一場“思想革命”；不意考據成為主流風氣后，熱烈的學術交鋒促成現代學術的成立和成熟。該書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勾勒出學人群體于世變中既想涉入又復抽離的兩難選擇。即便在大半個世紀以后，這些行止進退仍能引起后世的共情和回響。

陳以愛教授1987年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就讀，1994年考入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2003年畢業后在“中研院”近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同年秋季入臺灣地區東海大學執教至今，專研中國近代學術文化史、大學史、五四運動史，著有《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行動的策略：上海三罷始末（前篇）》等。在《上海書評》的書面訪問中，她帶我們穿梭于1920年代生機勃勃的學術世界，并叩問一種學術傳統的世紀追尋。

《整理國故：文化運動與考證學風》，陳以愛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6年3月出版，456頁，108.00元

《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繁體（臺北：政大出版社，1999年）、簡體（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韓文（首爾：Ghil Publisher，2013年）。

您曾提到，當年以“整理國故”為題報考博士時，被一位口試委員奚落，說此事若果真這樣重要，何以此前無人專門研究？說明整理國故在很長時間里沒有被作為一個整體現象來審視。您注意到這是一個被忽視的集體性浪潮，并寫道：“此后談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史，整理國故肯定是不能略過的一章?！倍嗄赀^去，整理國故運動的面目有清晰許多嗎？

陳以愛：北大學者帶動的“整理國故”，是新文化運動在學術領域的深化。它推崇科學化、條理化、要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對中國過去作一重新研究，最終要把國故納入歐美近代學科體系。這個歷史進程，無疑是中國學術的一大巨變。大家熟悉的“古史辨”，不過其中一個環節而已。其他諸如標點古籍、導讀古籍等工作，迄今依然在進行。對這項學術運動，以及它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我們尚未有深入認識，實在是一個遺憾。

對我來說，一個不解之謎是：為什么研究“古史辨”或個別學者的著作眾多，卻無人把整理國故作為研究對象，作全面而系統的梳理評析？我注意到羅志田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也曾對此表示不解，“整理國故”這樣重要的工作，為何只有陳以愛在碩士論文中對它的一個段落作出歷史重建？（參見羅志田，《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后來我對此一問題有了一個解釋，就是當一個現象是鋪天蓋地而來，身在其中的人們反倒失去辨識力，更遑論對它能拉開距離作出反思。另一個原因是，數十年來國學方面的論著，數量上遠遠超過“古史辨”，并無專書能把它們收納其中，提供后來者專門研究。我的碩論作出基礎研究，就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建立，討論兩個主題：一是現代學術研究機構在中國的建立，以及與歐日漢學研究者的交流狀況；二是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如何推動著中國學術體系的轉型。博士論文進一步探究整理國故從北大擴展到全國的歷程，尤其是關注這場由報刊言論帶動的文化運動，如何在擴展過程中變調而遠離初衷。同時，還關注整理國故帶動的考據學風（時稱“新漢學”），如何很快被反對者（被稱為“新宋學”）以更嚴謹的考據工夫，在學術領域中延續著中西文化論戰。在我看來，“整理國故”的流風迄未中止，而其起源卻是明確可辨。

從博論撰成二十多年來，由于學術史蔚為風潮，加上各種材料的刊布，還出現了一些扎實有據的著作。因此，重要學術機關，如：燕大、清華、南高（東南大學）、無錫國專等，都有了專門研究成果，更不用說對個人學者的研究，大大填補了原本的空白?？梢赃@么說，“整理國故”乃至“國學運動”的歷史畫卷上，有許多細節已被具體重現。在研究方法上，新作也致力回歸歷史第一現場，就是通過閱讀報刊雜志，考察學術思想變化的動態過程。不過，對該運動作出整體考察者仍不多見。而我的論點主要有二：一，作為文化運動的“整理國故”，在變調為“國學運動”后，海納百川，聚攏了懷著不同動機的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它甚至成為官方推動的保守運動。名詞不改，底里已換。這一類現象，史不絕書，來者可鑒。不過，國文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的改革，最終也造成了長久而根本性的影響。白話取代了文言，古代歷史縮短，都對文化認同帶來深刻影響。二，考據之學成為“京派”主流之后，不同思想流派的學人，無形之間共同推動了文史之學新典范的建立。

1924年9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同人合影，前排左起：董作賓、陳垣、朱希祖、蔣夢麟、黃文弼；二排左起：孫伏園、顧頡剛、馬衡、沈兼士（主任）、胡鳴盛；三排左起：常惠、胡適、徐炳昶、李玄伯、王充瑋等先生。

文化運動

您考察了“整理國故運動”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什么樣的社會背景及條件，使得學者能夠在象牙塔外引領一場一呼百應的文化運動？

陳以愛：整理國故運動的發起、擴大和流衍，實在是1920年代的重大文化事件。1920年代，也是中國政治、社會、經濟也劇烈變動的十年。想要理解整理國故運動，便須認識1920年代。老實說，這是難度很高的工作。時至今日，我仍不敢說自己的理解就已充分，只能說又往前推進一步而已。

大體上說，整理國故運動的社會背景和物質條件，和五四運動時期相續相承而無太大變化。那一個年代，是教育家、大學教授、學者文人聲光最為顯赫的時代。從晚清代表人物梁啟超，到民初新學巨子胡適，幾乎成了全民偶像一般，被報刊記者瘋狂追捧，是大中小學生的崇拜對象。對于這種現象級的文化狀態，很值得追問一聲：為什么？時代背景是：民國成立之后，和平遲遲不來。偉人信用破產，軍人使人失望。大家對政治灰心之余，迎來“學者”的黃金時代。社會上有一種崇拜學者、教育家的心理。這種學人崇拜，又受到商界及西人推波助瀾。彼時的英雄人物，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中西教育家、大學校長、學者教授。杜威、羅素、黃炎培、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甚至五四一代學生如羅家倫、傅斯年、顧頡剛等，都受到社會尊重。尤其那些留學西洋的教授，幾乎享有“國人導師”的權威地位。后來因為種種原因，學人才聲價下跌。本來就成名過速，名實難免不符。到了1930年代，“現代知識”顯得空前緊要。那是《獨立評論》的時代，專家取代了通儒；空談“文化救國”，已不合時宜。此時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這種專家，以專門知識受到尊重，成為國家延攬倚重的人才。

就學術史意義來說，1920至193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在外患日益加深的危局中，確實涵育出人文之學的黃金時代。戰爭全面爆發之后，學人的生存空間橫遭擠壓，從容論學之風難再維持。我們不能不承認，過度艱難的環境，過度富裕的生活，都不利于學術和思想工作，有時甚至可以扼殺之。北京原先的理想環境，以機關林立為前提，使不同背景派別的學人，都可以擁有一隅茶座，與三五友人論學爭辯。等到戰火全面爆發，中止了這一切場景。錢穆晚年在《師友雜憶》里的惋嘆，仿佛寫著文化的挽歌，一幕接一幕，追念回不去的七房橋世界，北京古城的形形色色人物，乃至宜良古寺的寫作生活……他為舊世界留下紀錄，仿佛紀錄片似的。我正是通過這些日常性紀錄，得以想象那個消失的世界，且仿佛走近茶座一側，聽見他們爭辯一般。

這場“趨新”的文化運動擴大后，卻逐漸變調走形為“復古”的風潮。在這個過程中，學界、商界、政界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陳以愛：中國那么大一個國家，在不同地域、不同群體之中，對各種問題的看法，本來就難期一致，也不必一致。因為需求不同，傳統各異。不同界別的人，所面對的挑戰也不同。朋友變成敵人，敵人握手言歡，是近代史常態。就胡適的看法，1920年代下半期，“復古”風潮的發生，主要是國民黨人造成。執政后的國民黨人，對文化態度一反從前，由批判變為復古。戴季陶和葉楚傖的逆轉，正可以作為代表。把兩人前后說詞對照，能令人哭笑不得。此外，不能忽略出版界的角色。不過，在時代激流之中，中國近代出版機關，包括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在牟利以外，大體上都是“趨新”。更何況五四以后，“學生界”（受過五四洗禮的新生代）與舊文人，大有“權勢轉移”（借用羅志田先生語）之變化。由于社會心理已經大變，嚴格而全面的“復古”心態，已經難占主流。因此，那些“古色古香”之物的再流行，當視為反映新生代的一種懷舊心理。懷舊者仿佛古董收藏家，把國故拿來裝點門面。那些與古物為伴者，則視此為謀生工具，而非自視“圣賢之徒”。當然，中間肯定有例外。但時代主流在彼不在此，則可以斷言。

《國學季刊》創刊號封面，魯迅先生設計，蔡元培先生題字。

五卅之后的革命洪流中，激進青年對國學研究者愈發不滿，認為國家危亡之際“無聊的考據”沒有用處。顧頡剛在沉重的心理壓力下寫出了《北大國學門周刊》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詞》，提出學術研究應當有其相對獨立的范疇，不應總是隨著社會和政治運動目標的轉移而不斷易其重心，您指出這“不啻是一篇‘學術獨立’宣言”。其實，提到“學術獨立”，許多人第一時間想起的大概是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整理國故運動的內部思想脈絡上來說，顧頡剛這一“獨立宣言”處于何種地位？它對于中國學術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轉型是何種意義？

陳以愛：近人談到“學術獨立”，各有不同脈絡和意涵，得具體分別來看待。較陳寅恪更早，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1905），從康德之說，認為“學術”本身就是目的，不應淪為政治等其他范疇的工具和手段。他這話不僅針對張之洞等顯宦，也批評留洋的革命志士。到了陳寅恪筆下，“學術獨立”有新的意涵。他寫《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1929），所強調的“士”之“獨立自由”，是針對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和黨化教育而言。到了《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1931），所提出的“本國學術之獨立”，是為漢學已失其正統而深致感慨。所謂“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1929年《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是后在《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1932），所憤慨的是中國已成歐美學術“殖民地”。三次談學術獨立，指涉和重點有異。至顧頡剛“學術獨立”之說，則是北伐時期面對部分青年的壓力，他們不但視治國學者為反動，甚至連讀書人都視同反革命。在這種激進思潮下，“學術獨立”之說，是為學術爭取空間。整體來看，學術研究的“獨立”空間，是要學者去爭取和維護的。不只是言論上呼吁，更在實踐上堅守。正因為“學術獨立”容易受到擠壓或挑戰，才需要一再有人去提倡和維護。后來牟宗三提出，“學統”的建立，是中國現代化的要素之一。就這個意義上說，不論“新漢學”或“新宋學”陣營，都維護了根基未穩的“學統”。他們思想上盡可爭執，但都認可以學問為根底。對此王國維早已提出一種新態度：“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及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圣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圣賢行之有所不慊矣。何則？圣賢所以別真偽也，真偽非由圣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賢立也?！保ā秶鴮W叢刊》序）當這種態度被一個學術社群所認同，并在行為上表達對這種信念的支持，且代代相承相續，則“學統”于焉成立。

考證學風

您寫到1920至1930年代學術領袖的更迭：五四以后一度光芒萬丈的胡適，“星光日漸黯淡”，而王國維的聲名日益拔高，乃至被推為“近代學者第一人”。胡、王在學界聲望的升降，如何反映出北平學界主流風氣的變化？或者說，考證學風是如何“勝出”的？

陳以愛：胡適和王國維的學術聲望升降，我認為有絕大意義可言，絕不只是一組研究個案而已。在政治上，王國維是前清遺老，代表老去、落伍，甚至“反動”的一代。在學術上，卻是最前沿的，是最精密、最能用新材料得出新結論的學人。當北京學界對王國維的評價不斷升高，相對地對胡適的評價卻是開高走低，乃至成為一種時代主流意見，我認為代表學術界的獨立和成熟。也就是說，學人拋開政治立場、文化爭論，就學術論學術，并形成共識。即便在新文化陣營之內，胡適自豪的《詩經》新注，也受到學生輩的挑戰。更無論梁啟超的考據之作，受到四面八方批評。及至1930年代，北京學術界的公論，集中表現在倫明一句話上：“十余年來，故都言國學者，靡不曰王靜安，幾如言漢學者之尊鄭康成，言宋學者之尊朱子也?！保ā缎梁ヒ詠聿貢o事詩》）這句話分量很重，代表了北京學界的共識。

考據學之所以有益“學統”，是因為學術研究的進步，需要一套可供依循的準則，甚至可予復檢的程序?？紦W的合理性，在于它尊重證據，其推論可以檢證。它有一定的科學性，又接得上清代樸學。在中西文化論戰中，是能超越分歧，就材料論材料，就證據擺證據的學問。其結果是，王國維縱然被認為思想守舊，卻被新舊兩派學人共同推崇。又例如，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雖不被舊派學人認可，但王國維仍肯定他考證《紅樓夢》《水滸傳》之作，“犁然有當于心”。就心理層面來說，胡適作為“新漢學”的始作俑者，既然靠考據學上位，自不能不維護其運作。否則，就是明顯“雙標”，如何能夠領袖群倫？楊樹達的日記里，便稱許胡適面對批評時的雅量。試想想，如果學界不走此道，新派罵老派保守落伍，舊派罵新派洪水猛獸，那就是各擺立場，不可能有任何交集了。

具體說，考據學風的形成，也有賴學術機關的建立，學術基金的資助，中外學術的交流。北伐結束后，北京不再作為都城，物價降低生活舒適，養活了一批大學師生。加上外來訪客的消費，都為學術研究添磚加瓦?？紦畬W離不開材料，離不開對材料的細致考辨，這些都以書籍流通和閑情逸致為基礎。下焉者固然可能迷失在舊籍中而玩物喪志，上焉者卻也能從故紙中領悟盛衰之由興亡之理。對王國維來說，考據之學也不是終點，仍是要達到經世之用。他在《殷周制度論》（1917）提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笾荛g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边@樣的絕大歷史論斷，哪里是象牙塔里的書生想得出來的?？梢娝蟀肷m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卻始終關切時代變革的性質和去路。

最近趙劉洋先生的書評對當年考證學風的形成提出一些商榷。他認為，考證學派能夠成為民國學術主流，除時代思潮和代表性學者取得重要學術成績之外，也和他們掌握大量學術資源有重要關系。在您看來，那個時代的“學術公論”和“學術資源”之間，有什么關系？

陳以愛：趙劉洋先生的看法，自然有他的道理。例如1930年代，美國退還庚款而成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便是中國人獲得的重要學術和教育資源，楊翠華教授對此有專書研究。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等重要機關，都從中獲得經費補助。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等人，則因掌握資源分配權，不免被外界視為“學閥”。此外如陳垣擔任輔仁大學校長，有一定人事任命權，也算是一方山頭，能養活一群人。不過，像王國維一介書生，生前死后都無權勢可言，卻被北京學界日益推崇，不也說明學術公論的存在，可超乎各種現實因素之上嗎？之所以能如此，考據學的客觀性，自然是一重要因素。域外學者的品評，如伯希和、內藤湖南等的推崇，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當然，認為學界缺乏公論的，也不乏其人。輔仁大學教授余嘉錫，便經常滿腹牢騷，借箋疏《世說新語》來指桑罵槐。又如清華教授楊樹達號稱“漢圣”，在校內卻有強烈邊緣感，日記中頻繁記錄別人的贊美來自我肯定。惟依然有尊重學術的人，如胡適、傅斯年、陳垣等，扮演主持風雅的角色。北大先后聘請湯用彤、錢穆為教授，便是“容忍異己”的例子。及至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1948），雖有人認為過程仍有不公，但余嘉錫和楊樹達都當選院士，不也反映“公論”猶存嗎？當然，“遺珠之憾”不可避免。但錢穆在《國史大綱》出版后撰寫時論，又不再返北京大學而遠離學術中心，也可能是導致落選的原因。我一直有個看法，戰火全面爆發，學人內遷后，生存空間大大縮小，使從容論學兼容異己之風衰竭消散，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

當學術界開始醞釀形成一套檢驗、評核學術成果的標準，以《大公報·文學副刊》為代表的報紙副刊，在其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陳以愛：近代報紙副刊興起之后，以城市人口為閱讀對象，對知識的傳播和思想的變化，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1920年代以來，報紙副刊對學術研究的推進之功，配合雜志版面的讀者通訊，有助檢驗和評核學術成果。先是如《新潮》的傅斯年和羅家倫，以犀利的書評大受歡迎。而顧頡剛把《古史辨》集結成冊前，也把論辯文字在《努力周報》之《讀書雜志》先行刊布。1928年以降，天津《大公報》乃至《中央日報》副刊，更禮聘著名大學教授主編，催生了許多高水平作品。我在書中舉過的例子，是吳宓主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被胡適痛批為“《學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實不成個東西”（1933年12月30日胡適日記），可是陳寅恪的幾篇重要文字，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審查報告》《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便都在《學衡》和《文副》刊布，對“北大派”形成壓力。我們還能從吳宓、浦江清、朱自清等人的日記，看出編輯團體的考量，甚至是內部的爭吵。就如《文副》陣營對書評應否署名，各有不同意見。主編吳宓，承受較多外界壓力；年輕人，倒是無所畏懼。這些學術論爭，引發大眾好奇心；對學術紀律的建立，也有一定監督作用。吳宓找來的寫作班底，是清華大學高材生或助教，像張蔭麟、趙萬里等人，“初生之犢不畏虎”。至于張蔭麟和北大歷史系主任朱希祖的往復論辯，更長篇累牘地占用《文副》好幾期版面，使馬衡有該刊“專攻擊北大派”之說。不過，一篇高水平的書評，的確可以反映學者學力。北大資深教授執筆應戰，你來我往，也抬高了批評者的地位，并使人正視刊物的作用。1930至1940年代，天津《大公報》和南京《中央日報》尚有《圖書副刊》，也刊出過大量書評。不過，內容開始流于形式化。當然，其中也偶有佳作。回來說報紙副刊，其實是讀者和作者共構了那個空間。那些高水平的書評文字，代表和形塑了高水平的閱讀品位。而報刊書評文字的形式化，則反映學術研究的規格化。

陳寅恪先生的幾篇重要文字都在報刊上刊布，圖為《大公報·文學副刊》1932年9月5日刊登的《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

學術傳統與研究方法

您從中國傳統學術內在的“漢宋之爭”脈絡來理解整理國故運動，指出1920到1930年代北平學界的風氣變遷，乃至在更長的時間段落里，可以視為“漢宋之爭”的變相。而您大學時就讀的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著1930年代的京派學術世界，傳承的正是“漢宋兼綜”的學風——既重考據，又不廢義理。能否談談您所親炙的師教、所親歷的學風、所聽過的學林掌故？

陳以愛：自從1949年錢賓四、唐君毅、張丕介等先生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以來，再到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中大新亞以文史之學著稱，在大半世紀培養眾多學子，我只是其中之一。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編輯出版《貫古通今，融東會西——札根史學五十年》，記述或訪問了舊日師長，李廣健和我合寫一篇《眾色成文，絢素有章：逯耀東師和他筆下的三位老師》，主要以逯師和他親炙的業師為范圍，這里再補充一些其他層面。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校名為錢穆先生所建議。右圖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和水塔。

我覺得一所學校如其能形成風氣，應當注意三個要素：人、制度、風氣。我入新亞時，已是1987到1991年，那是改制后的中文大學。中大改制的精神，是要在大學和書院之間，建立起合理的協作系統。此后，一個學生既在大學里修課，又都寄籍于某一書院。新生進入哪個書院，是雙向選擇的結果。我們入學后，發現校、院各成風氣，各院又都自有特色。

在校方規劃下，知識傳遞和思維訓練，主要由專業科系承擔責任。歷史系和重要通識課程（凡三學分者），都設置了“導修課”（tutorial），由助教（碩博士研究生）主持，引導學生討論和批改作業。導修課大約十五人一班，學生分為四到五組，各就不同主題報告及展開討論。每次上課前三天，小組得提交書面文字，課堂上再口頭報告，由另一組評論，其他人則自由參與討論。這種設計的精髓，是要學生檢驗成說，唯真理之是從。檢驗學說的標準，是檢視論據、論點、論證過程。每一次題目，由助教設定，多屬爭議性課題。要求學生閱讀的，也都是名家之作。這種課對學生幫助極大，引領學生進入學術規范，形塑學生的知識人格，對我造成一輩子的影響。

書院方面，承擔文化傳承和人格陶養責任。如新亞就設有雙周會，大一到大四都得參加，每學期自選若干場次出席。每場分別邀請各門專家（多為校內老師）講述：教育理想、文化精神、書院歷史、學科要旨等主題。記得我大一時參加的第一講，主題是“大學的理念”，講者金耀基先生，講的是他那本名著內容。其他像是劉述先、唐端正、杜維明等先生，也都是雙周會的演員。每講之后，一般留半小時，給學生提問，氣氛也總是活潑，絕無冷場。每講前，還有一套固定儀式，就是起立唱校歌。校歌印在一張紙上，上面是錢賓四先生的手跡：“山巖巖，海深深?！薄捌D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闭媸羌惹f嚴，又動人。我作為新亞學生，很快感受到師長珍視的書院傳統，他們通過不斷地述說“新亞精神”，特意形塑學生的價值認同。

新亞院徽及校訓“誠明”

錢穆先生手書新亞校歌

至于歷史系大一必修課，是“中國通史”和“西洋通史”，由書院老師開設。中國通史，是蘇慶彬先生講授（牟潤孫先生弟子，另開秦漢史和魏晉南北朝史）。西洋通史，那年由科大衛老師代授（他是聯合書院老師）。猶憶中國通史第一次導修課，讀本為《國史大綱》引論。那篇不長的《引論》，全面檢討近代史學主要流派，寫來痛快淋漓，卻看得我汗流浹背。卷首“溫情與敬意”五字，更終身難忘。大二，要選修“史學方法”“中國史學史”或“西洋史學史”，三擇一。“史學方法”開課老師，是許冠三先生（那時剛出版《新史學九十年》）?！爸袊穼W史”老師，是逯耀東老師。“西洋史學史”老師，忘了是哪一位。但學長們老氣橫秋地提點：“史學方法”先不必修習，將來寫過論文再來補不遲?！爸袊穼W史”嘛，“老逯”有他的獨到見解，卻不可不修。

那時一班不過十幾人，上下屆全都認識，學長對新生的指點，是很有權威的。尤其助教，等于半個老師。在新亞學長口中，《國史大綱》是必讀書，此外則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嚴耕望先生的《治史三書》，乃至陳援庵弟子《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也須細讀。就治學領域而言，新亞以中國古代史為尚，特別重視學術思想史。我興趣本來在中國近現代，不久竟轉念想治中古史或史學史。其中，主要還是受了逯耀東老師的影響。后來學位論文請逯老師指導，寫朱希祖與北京大學歷史系早期歷史，其實算是“史學史”的題目。

陳垣先生在勵耘書屋里，照片出處：《勵耘書屋問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

中大新亞書院，被外界視為“新儒家”大本營。但是，歷史系師生對哲學大多保持距離，走“義理自考據出”的路。學長們以明季末流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為大忌，一直向我們強調“實事求是”，“無一字無來歷”，“讀書百遍，而義自見”的重要性。歷史系對中文系的硬功夫，毋寧說更加尊重。副修中文的學生特多，以加強古典學修養。對社會科學理論，則鼓勵修習之余，也常警惕架空之病。其時嚴耕望先生已然退休，卻仿佛精神象征一般，提供沉潛治學的典型。而逯耀東老師的課，則時時提醒我們莫失“學術獨立的尊嚴”。

此外，新亞書院有導師課，學英國導師制度，也有中國書院遺風。在師生閑談之下，隱寓人格教育的意味。書院上下學期給學生分配一位導師，師生（學生大約四人）定期聊天。其實一學期只見上幾次面，很難說能有多大作用。我大一上學期的導師，是蘇慶彬先生。他不善辭令，開的書單卻好，有羅爾綱《師門五年記》、錢穆《學籥》，其他的忘了。書都不厚，代表不同學風。蘇師要我們兼讀，可見無門戶之見。那本《學籥》，當時注意者少。我讀來不全領會，印象卻頗好。及至讀博士班時取出重讀，感覺頓異，傾服之至！其中《學術與心術》一篇，即是《新亞學報》發刊詞（1955），更幾乎熟讀成誦。后來寫博論，實即以錢文提示的線索，考察近代學術風氣及流派。后來翻閱《素書樓余瀋》，始知錢先生本人極看重此文。連眼界甚高的牟潤孫先生，也推崇此文為“我國學術史上開新學派劃時代之大文字”（《海遺雜著》）。不過，錢先生欣賞章實齋“為學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之見解。在我的感受上，新亞師長確實強調“兼容并包”，要求學生廣泛閱讀，擇善而從。

錢穆先生參加新亞校慶，照片出處：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大一下學期另一位導師，是逯耀東先生。后來知道，逯師來自臺灣大學（最初師從勞榦先生），在新亞研究所讀碩士時，從牟潤孫先生治學。后來被臺大錄取為第一屆博士生，從沈剛伯、姚從吾、李宗侗等先生，研究中國史學史。大學四年，我聽過逯師所有課程——“中國史學史”“史記”“三國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但獲益最深的，還是聽他談學林掌故。錢賓四、顧頡剛，史學二陳、牟潤孫、魯實先、沈剛伯先生的佳言懿行，無不令人心向往之。逯師文史兼優，上課能把人帶入情境?！白x書，要讀出書背后的人！”“觸類通旁”（以上錢賓四先生語），“竭澤而漁”（援庵先生之教），“古事今情”（陳寅恪先生語），“量才適性”（沈剛伯先生語），都是反復提起的金句格言。或許因為在新亞，他提得最多的是“賓四先生”，其次“援庵先生”“寅恪先生”。最有趣的是，逯師身材魁梧，聲量宏大，提及諸先生大名，卻總是彎著身鞠躬。我選擇以史學史為領域，并以近代學術史為范疇，與此有直接關系。當時還內心竊喜，沒想到“掌故”可以成學！

1998年，逯耀東教授于臺灣大學歷史系舉辦之榮退演講會，照片出處：黃清連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

由于新亞的耳濡目染，后來寫碩士論文，便主動找了錢賓四先生《國學概論》《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細讀。因此，我對近代學術思想史的觀察和思考，可以說依著錢先生的眼光來理解。碩論關注中國學術體系的轉化，也是錢先生反復思考的重大課題。惟追隨逯師到臺灣地區求學后，方知臺大、政大風氣迥異于此。這給我一種親身體會：新亞學風和文化關懷，與臺北絕非一路，自成一格。

總之，中大新亞的制度設計，師長的誠懇態度，令我相信人文的價值，傳統的力量。就學統來說，中大師長對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也有一種溢于言表的親切，甚至自視為學脈所自?！笆叵却蟆保^往開來，也是師長的信念，這些都在有形無形之間，影響了我往后的研究旨趣、方法和選題。

在這樣的起點上，治近代學術史似乎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但您后來的研究主題有些跨度，轉向了五四運動史。最新作品“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三部曲”（《動員的力量》，2021年；《行動的策略》，2025年；《協商的藝術》，即將出版）受到學林關注，提出了“東南集團”作為一個政、學、商、報各界復合體的概念。我注意到在二十年前的《整理國故》中，您的眼光已然由北向南，觀察到一個“江南學圈”——以南京（柳詒征等與中央大學）、蘇州（章太炎及章氏國學講習會）、無錫（唐文治及無錫國專）為核心的學術圈，首次把他們視為一個具有共同特點的群體來探討，并指出他們對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大力提倡“國學”應有影響。從“江南學圈”到“東南集團”，能否談談您對“南北”問題的思考如何成型？以及您如何逐步擴展學術視野，從學術文化史通向政治史和社會史？

陳以愛：初次留意學術文化與地域空間的關系，記得是在博士班修習經濟史的課上，那是陳慈玉師的近代中國經濟史。某次讀到一篇文章談東亞地區的商業網絡。我靈機一動，覺得學術文化史大可從地域面考察，于是寫了一篇《“整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發表，算是這方面的嘗試之作。

及至寫博士論文，與外界鮮少往來，完全是閉門造車。那時外子廣健應徐泓教授之邀，轉到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任教。我們初次入山，就被日月潭迷住，甚愿在此隱居一生。不料遷至埔里鎮溪南后獨學無友，只能細讀起王國維、陳寅恪、錢賓四、余嘉錫、牟潤孫諸先生之作。用今天的話說，陷入一種忘我的“沉浸式閱讀”。那時在牟潤孫先生《海遺雜著》指引下，對近代學人的品評意見，乃至于漢宋分際，有了更多的體會。讀到陳寅恪先生著作，注意到他討論歷史現象，特重家世門第、人物籍貫、地域文化的關連性，這都是近人比較忽略的層面。他又論及漢末大亂后，學術中心不在京師太學而在家族門第，也令人眼前一亮；又說安史亂后，長安與河北已成兩個文化世界，也很立體生動。這不禁使我尋思，當在近現代史中更多考慮地域空間問題。

牟潤孫先生，照片出處：《海遺叢稿（初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及至考察整理國故運動興起和擴大，發現北京、上海，乃至南京、蘇州、無錫等地，都因傳統不同而自成風氣。于是，提出“江南學圈”一詞，作為博士后課題申報。不過半年后轉到東海任教，研究重心也有了轉移，就沒有再深究下去。我有一個模糊想法，就是國民政府建立后，中國有三個城市，分別代表三個世界：北平的學術世界，南京的政治世界，上海的商業世界。這三個城市的氣氛，居民的趣味傾向，都截然異趣。坦白說，那時我對“海派”有些偏見，也不熟悉。萬萬沒有想到，后來會聚焦上海和南京，對這兩個城市有更深研究。

當我持續考察胡適及北大學人的教育建制和社會活動后，發現中國教育界顯然存在了南北問題，甚至有時可說南北之爭。恰好呂芳上師移席東海歷史系，我和他有較多聊天請益的機會。一次他邀約劉維開教授、唐啟華教授和我，四人在“中研院”咖啡座敘談。我們都關心政治史、學術史的邊緣化，以及舊有理論架構失去說服力后，一時尚無新說可以取而代之，未來近代史研究將何去何從？從中國歷史脈絡的重大問題出發，形成自己的考察重點和問題意識，大致上是當日聚談的共識。不久，呂先生召集“領導人和領導風格”研討會，我便以《“五四”前后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為題；后來，再寫一篇《五四運動初期江蘇省教育會的南北策略》；都是以南北問題為焦點，重新考察五四運動前后的學界動向。后來呂老師問我是怎么轉到“政治史”來的？我簡答以：“因為我是跟著歷史人物走，他們走到哪兒我就研究到哪兒?！睔v史人物本身的多面性和復雜性，使所謂“政治史”“社會史”“教育史”的專題研究，過分縮限了我們的思考和閱讀，以致未能如實地認識人物，也因而無法如實地理解歷史。我一心“跟著”歷史人物研究，不作任何設限，就發現了一個更為豐富的世界。

由研究江蘇省教育會的廣泛社會活動，到決心采用“東南集團”一詞，來概括一群結合“政（治）—實（業）—教（育）—報（業）”運作的社會精英，是我研究歷程的另一次突破。本來從關鍵人物入手，盡可能內在地理解他們的思維世界，是我從事研究的基本動作。故當聚焦于江蘇省教育會之后，我順著這群才智之士的思路，來考慮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種種問題，便不能不意識到他們的全面布局。我強烈地覺得，只從教育史來把握他們，顯然是遠遠不夠充分的。又因為我對史料——尤其那些讀不懂的史料——懷有強烈的興趣，把它們視為攻堅的對象，務求讀懂讀透其內外涵義。而幸運得很，那時《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面世，其中收錄1919年5月22日黃炎培、蔣夢麟等（含沈恩孚眉批）致胡適的密函，詳細分析應對五四局面的各種策略。里面提到“老巢”，說“北方亦要占據”，又說可負責籌款，甚至把北大“新派移南”等語。這封信仿佛一道強光，卻和我所知格格不入。所以，面對這樣具體而難解的史料，引領我一步步走入五四前后的世界。一旦鍥而不舍，便可從人物之間的復雜關系，漸漸重建他們身處的歷史情境，得悉他們眼前面對的挑戰之性質，得以理解并重建五四前后的言說和行動世界。

從北大國學門到整理國故派，再到“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您的選題總是圍繞人物群體展開，尤為重視人際關系網絡的重建，并且立論在細密的史料爬梳與清晰的考證基礎之上。能否談談選題的考量？近代史料浩繁，如何才不致陷入史料的迷宮之中？

陳以愛：人物群體研究，是我研究歷史的入手。至于選擇什么課題，則是另一個問題。從學術史和自身經驗便能知道，研究一個不重要的課題，和研究一個重要課題，耗費時間其實差不多，所以擇題得慎重。一路下來，我研究北大、整理國故運動、五四運動，似乎都是一些大學者、大課題，甚至可以稱為老課題?？墒?，這些課題至今依然沒有清晰的圖像，為什么？我認為這涉及下列基本難題：一，是否史料不夠？如何找到更多史料？如何系統地解讀史料？二，是不是功力未足？尚未作出具體而透徹的研究？我更會追問：誰是這段歷史的關鍵人物？他們做事的目的和辦法是什么？存在哪些盟友和對手？歷史上的重要課題，往往是歷史上的節點，也就是有著樞紐位置。它們材料往往比較豐富，可以前后上下來比對證實。對研究者而言，正可作為練手的習題。當然，過度復雜的課題，對新手來說太過困難，就需要老師把關和提點，否則肯定難以駕馭。當年我的碩論題目，在看完檔案后，范圍原擬增改為：北大歷史系和研究所國學門。逯師只冷冷一句：太多了。我忍痛把歷史系割舍，逯師說：這還差不多。

又當年初入學術思想領域，常見的研究方法，是對單一人物進行研究。其中，胡適研究便是典型例子。學者習用的史料，主要是個人文集；寫法方面，偏重概念史。對于語境還原，不十分重視。當然，這受到材料限制?？墒?980年代以后，學人傳記資料出版增多，書信日記等都進入了視野。其中，尤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出版，提供從事群體研究的可能性。舊日民國報紙雜志紛紛重印，也使處境化研究漸成主流。我在中山大學圖書館時，得見《北京大學日刊》縮印本（十六巨冊），從頭到尾讀了三遍，奠定日后研究的基礎。又搜集報刊雜志、傳記資料，并利用北大檔案為材料，突破了過去學術史的藩籬。近年研究五四運動，更令我贊同傅斯年的觀點：史料類型的積極擴充，是研究突進的關鍵因素。適逢其會的近代史材料大量刊布，為研究增添了豐富的多種面向。如果不能善加利用，未免辜負時代給予的機遇。

不過，就近現代史研究而言，報刊雜志的重要性仍當居首。我在臺灣讀研究生時，各大學和研究機關風氣漸開。“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的開架，對文史學生來說尤為幸事。至今我記憶深刻的是，初次走進傅圖的舊期刊區，拿起那些半世紀前的民國刊物，在逐冊翻開逐頁展讀目錄之時，頓時對半個世紀前的熱點題目，獲得親切無比的整體認識。這種直接閱讀的親身體會，是我從香港到臺灣讀書的日常生活，也奠定對民國學術史的基本認識。博士后期間，應邀到臺北胡適紀念館整理胡適晚年藏書，更使我對學者的閱讀生活及學術交鋒有更深一層體驗。

當然，細讀有份量學者的著作，依然是重要靈感的來源。記得讀到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時，見他強調：“元、白二公，詩友也，亦詩敵也?！闭f眾人創作時，“各竭其才智競求超勝”。令我揣想：古人詩作也好，學術著作也好，原不是閉門造車，而是一種動態、相互介入的過程。換言之，人們向來都在大小語境中寫作，而作品往往反映遠近兩個層面。所謂的大語境，指時代處境；小語境，指學術社群。遠近層面，指的是“古事今情”之對照互映。對我這樣做近代史的人來講，近代學人的古史研究，往往有遠近兩層的思考。如果把他們的著作讀回其著作時代，便可視為“局內人”的近距離觀察，乃至是“局中”之論。這種認識和接近近代史的途徑，成為我做政治史、社會史的重要資源。

學術與思想

與1920年代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轉向考證學風以后，學者似乎失去了對普羅大眾的影響力。您在書中引用了顧頡剛1931年的一個觀察：他出門考察才發現“文化中心實在上?！保@里出版業云集，擔負著輸送文化于各地的責任；而北平學者“足不出北平城外”，對上海一地的思想潮流早已隔膜，此時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已經成為席卷青年學生的最新思潮。林同濟更譏諷學者把占著各大學、研究所的學報、專刊而“憑高作態”；寄身香港的錢穆也曾在情感激越下譴責當年北平學者“與時代脫節”，以致無法發揮領導社會的作用。您如何看待學術“專業化”和“公共性”之間的張力？

陳以愛：學術和時代的關系，太近或太遠都是問題，這里有分寸的把握，也有個人不能掌控的部分。一般來說，學術專業化的代價，是公共性的降低。顧頡剛便深深感慨，《古史辨》一上來熱鬧非凡，一旦越考越細之后，公眾就失去耐心，只想知道結論。羅振玉對王國維也說過，學術性和銷售量適成反比，無可奈何。此外1925年以后，社會上對立氣氛加深，也使人們更加謹言慎行。熱心腸而關心世局的錢穆，以《國史大綱》面世為分水嶺，此后發表的諸篇時論，就為他招惹了不少敵人。戰后，他無意再返北京大學，寧可去江南大學執教，便是要遠離是非圈子。1949年，錢氏南下香港辦學，更長期受臺灣地區主流學界排斥。在此時期的種種不愉快，港臺故老多能言之。至于退守寡言如陳寅恪，雖備受胡適和傅斯年等人推崇，卻自言“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罕有的一次例外，是他1932年為清華大學出國文試題，引來軒然大波后，為應付輿論而發表《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借機對胡適及其推動的中學國文改革作出嚴厲批評，但沒有收到實質效果。二十年后，陳寅恪依然要用“附記”方式，揭出當年“對對子”公案底蘊，說明他內心針對的對象是“胡適之”（上聯為“孫行者”）。這樣一種筆墨，絕不能以個人恩怨解釋之，實在是文化立場的迥異，不能不明白以告世人。

倘在和平年代，專業化和公共性的張力，雖然不可避免，而可適度緩解。解方所在，即是公共平臺的建立。前面說到報紙副刊的作用，我想許多人都有經驗：在我們成長階段中，往往從報紙副刊或學人隨筆，獲得許多有趣味的學術和文化滋養。這些早年讀物，在似懂非懂之際，默默形塑我們的知識品味和文化關懷；甚至對我們進入研究所后的選題，也起著個人未必自覺的潛在指引?；叵氘斈暝谙愀鄣闹袑W和大學年代，《明報》和《信報》副刊和月刊，使我開始接觸到許多文史學者的名字。到臺灣后，更感受到《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副刊的權威性，它們經常刊載名學者的重要文字，有時篇幅還相當的長。如今回想，昔日港臺報人和大學教授的公共寫作，似乎延續一種“士大夫（或稱：知識分子）精神”，由此養成的讀者群體，維系著幾代人的思想意識和道德感。時至今日，這種公共輿論的形成，文化素養的維系，仍要仰仗兩個重要機制，一是報刊及其網絡公共平臺（如《上海書評》），一是大學中的通識教育和人文教育。過去二十多年，我和一些朋友在大學校園中的努力，就是深耕通識教育和人文教育。挑戰和困難自然很多，甚至挫折感十足，卻也未后悔。

《整理國故》有一節以民國學界矚目的《水經注》案爭議為中心，圍繞“尊戴（戴震）”和“攻戴”兩派，指出學者們看似“純學術”的考據背后，暗藏著思想的交鋒與對壘。胡適作為“尊戴”的一派，耿耿于懷二十多年，到1940、1950年代還要來重審此案，您對他著墨尤多。這部書稿完成于2002年，此后四年您都在臺北參與胡適故居藏書的整理工作，隨后寫出《胡適的〈水經注〉藏本的播遷流散》一文（載于《九州學林》4卷4期、5卷1期），偵探破案般尋找胡適藏書的下落，寫出一樁曲折動人的“案外案”。在這個過程中，您對胡適重審《水經注》案的心境、心態，有什么新的體悟嗎？

陳以愛：我寫博士論文時發現，在1920年代那場“尊戴”公案后，胡適多少以“當代戴震”自居。2003年，我應邀整理胡適紀念館內中日文藏書時，有機會閱讀胡適的《水經注》校本及研究殘稿。當時感到胡適這一長達二十年的研究，顯然有十分復雜的新舊交織的因素。于是，嘗以“胡適考證《水經注》案的心路歷程”為題，想要借此探究胡適晚年心境。其間，又曾以“與王國維的幽靈搏斗”為題，擬勾勒胡適面對王國維論述的競勝心理，其中涉及兩人早年對中西文化的歧見。后來偶然造訪北京大學圖書館，順道查尋胡適帶不走的《水經注》校本，很慶幸在北大圖書館特藏室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陸續有所發現，并涉入及澄清了胡適夫婦與次子思杜的家庭悲劇。于是，對于胡適當年倉促離開北京的經過，思杜留下為父親保存藏書的舊事，寫進《胡適的〈水經注〉藏本的播遷流散》一文。與此同時，也推動臺北胡適紀念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合作，最終出版了《胡適藏書目錄》四冊（2013）。鄒新明先生為《藏書目錄》所撰后記，對這段合作因緣作了詳細的敘述。

順帶一說，在整理胡適晚年藏書時，他在學人著作上的批注，特別引起我的興趣。這些學人包括：王國維、陳寅恪、張蔭麟、馮友蘭、錢穆等先生。從“胡批”可知，他對王國維敬意很深，批評之詞也最為嚴厲。我向館方建議，這些眉批應盡早影印面世，可惜迄今未能做到。我還注意到，胡適藏書中有關朱子者不少。我發現他對朱子由衷尊敬，而且隱然以當代朱子自許。后來重讀《胡適口述自傳》，發現胡適以朱子的繼承者自居，印證了我博士論文中的見解。

《胡適藏書目錄（全四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編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3164頁，1680.00元

《整理國故》的結尾寫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思想文化狀況，1980年代的“文化熱”之后是1990年代的“國學熱”，與您所研究的1920至1930年代間“思想”和“學術”的輪番登場遙相呼應。您在寫作時，心中的問題意識是否與現實有關？您認為兩個時代的“思想淡出，學問凸顯”有何異同？

陳以愛：1980至1990年代，中國發生從“文化熱”到“國學熱”、從“思想史”到“學術史”的轉折。我從1987年入香港中文大學就讀以來，真正親身體驗了這個過程和變化。那時內地流行的叢書刊物，很快成為中大學生讀物，幾乎可以說是同步閱讀。之后，舊書重印和史料新刊熱潮，更直接促成“學術史”的黃金時代?；叵脒@些熱潮發生，大致有幾個背景：一，通過舊書重印，重新理解近代中國的世界。二，民國學人身影未遠，而典型猶存，提供人格典范。三，提供視野及方法，有助尋找學術研究途徑。這些看似“復古”之舉，其實是面向“未來”。若用我那本書結論用語，即是“尋找一個學術研究的傳統”。當年舊書重印熱潮中，質量很高、影響特大的，當屬劉夢溪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和朱維錚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學術名著”。這些經典名著的重印，提升了品味，設定了標準。指示途轍，真是功德無量。那時，幾乎人人都對學術史深感興趣，各路高手大顯身手，對初入學林的年輕人而言，得到很多學習和觀摩機會。而直接閱讀前輩學人著作，更是受益匪淺眼界大開。這些得益有三方面：一，從前輩學人的研究視野和方法，習得運用及解讀材料的本領。二，前輩學人對中外歷史的看法，即便不全然正確或充分，依然對后人深具啟發性。三，前輩學人的士大夫意識，使其研究往往有當代層面關注。若把這些轉化為近代史課題，則有助理解中國近代的根本變遷。我們看看學有所成的當代學人，幾乎都做過或關心近代“學術史”，便可從中得到消息。

不過，正如“思想史”不能沒有具體內容，“學術史”也不能老是架空地說。近代中國的復雜問題和巨大變遷，還需要從政治、社會、商業、經濟等面向去考察。新舊材料紛紛面世之際，我們這代人更不應停留于少數人的眼光，滿足于言論界的片面意見。換言之，經過“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啟迪，接下來應當學習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挽起袖子來整理錯綜的史料雜叢。歷史學徒都應當會同意，所有重大問題的考辨，都必須以具體現象為基礎。宏觀和微觀的眼光，也必然交替著不斷推進。王國維說得好：“天下事，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噬钫坑拿熘迹瑢W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茍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于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后世當能用之。此非茍且玩愒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實由于此?！保ā秶鴮W叢刊》序）學術研究是一代接一代的長跑，前輩學者都已盡了他們的努力，現在且看這代人要交出什么樣的成績單。

學風轉換的同時，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的研究也在上世紀末迎來了全盛時期，您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如今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近來似乎“重返政治史”成為一種現象。其他專門史也成為學人研究的課題，特別是新興領域（環境史、情感史等）應時而出，您對歷史研究領域，乃至整個人文學科的風氣有什么新的觀察嗎？

陳以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碑斈陮W術史風行一世，有特殊的時代背景；近年“重返政治史”，也自有其合理性。更何況中外史料叢出，各種數據庫陸續架設，許多課題都可以有新的理解，或者有重新討論的可能。但基于種種原因，近現代史研究仍處于“粗胚”階段。好多重要人物、重大課題、重大事件，不能說已經弄明白了。五四運動是一例，新文化運動又是一例。這種學術研究的荒疏狀態，對后學投入造成重重障礙，也因此富有挑戰性及無限可能。不過，研究前景仍存在消極因素，包括：評鑒機制的不合理，導致后學過早縮短視野；期刊字數的限制，使研究嚴重套路化。如果這些因素不及早調整，恐怕只能獲得虛假的繁榮。不過，我愿借王國維的話作結：唯“豪杰之士能自樹立”（《人間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