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二千銀元，剛送到紅二、六軍團手里，沒多久又被人追著要回去。
這事擱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的甘孜草地上，聽著像一場誤會。
可那時的紅二、六軍團，已經沒有多少東西經得起“誤會”了。
從湘鄂川黔一路轉戰出來，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帶著隊伍渡烏江、過金沙江，又往川康高原走。山越來越高，路越來越冷，糧食越來越少。
走到甘孜前后，許多戰士身上就剩單衣，腳上的草鞋磨爛了，槍里子彈也不多。
人還在走。
一九三六年六月底到七月初，紅二、六軍團先后抵達四川甘孜地區，同紅四方面軍會合。紅四方面軍的部隊早在道孚、爐霍、甘孜一帶休整多時，為迎接紅二、六軍團，做過動員，也籌過糧食衣物。
山坡上開歡迎會，口號一陣接一陣。
這是長征路上的大事。
可會師的熱鬧背后，真正壓在賀龍、任弼時心口的，是下一步往哪兒走。
紅四方面軍當時的領導核心里，張國燾仍有很大影響。他曾另立“中央”，反對黨中央北上方針。紅二、六軍團趕到甘孜時，對此前一、四方面軍之間的許多分歧，并不是一開始就完全清楚。
這才是險處。
不是缺糧最險。
方向錯了，才最險。
會師后，中央軍委命令紅二、六軍團同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
番號變了，隊伍卻還要繼續北上。
張國燾一度想用會議、組織和兵力上的優勢影響紅二方面軍。任弼時當面頂住，賀龍也態度明白：要聽黨中央的，要北上。
賀龍不是沒有火氣的人。
但這一次，他沒有把火氣先擺出來。他清楚，紅二方面軍剛到甘孜，缺吃少穿，許多傷病員還躺著。紅四方面軍中廣大指戰員同樣是紅軍兄弟，許多人真心拿出東西接濟。
毛衣、鞋襪、糧食，一件一袋，都是命。
可政治上的拉扯，也夾在這些物資之間。
紅二方面軍要走，北上同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靠攏，這件事不能改。
問題跟著來了。
隊伍要走，糧食從哪里來？藏區地廣人稀，籌糧極難。紅軍先后經過，沿途能籌的東西越來越少。紅二方面軍又走在后面，困難更重。
就在這種時候，紅四方面軍方面借給紅二方面軍二千銀元，供他們采購急需糧秣。
銀元裝在箱子里，送到紅二方面軍駐地。箱子落地時，周圍的人大概都明白，這不是一筆普通的錢。
它救急。
也試人。
紅二方面軍帶著這筆錢繼續北上。草地、雪山、河谷，一段一段往前挪。戰士們要吃飯，傷員要藥，牲口要草料，所有東西都要靠現籌現買。
可沒過多久，戲劇性的一幕來了。
紅四方面軍方面又派人追上來，提出軍需緊張，要把這筆銀元收回。
二千銀元，借出去，又要回去。
這話傳到賀龍面前，空氣一下子硬了。
賀龍是湘西出來的漢子，南昌起義時當過總指揮，后來在湘鄂川黔帶隊伍多年。他見過缺錢，見過缺糧，也見過臨陣變卦。
可這一次，面對的是剛剛會師的兄弟部隊。
他沒有把隊伍拉回去吵，也沒有讓這件事把北上的路拖住。
他只把話撂下：這筆錢，算他賀龍欠下。
賬記在他身上。
路還要往北走。
這句話的分量，不在二千銀元本身。紅軍長征路上，比銀元更要緊的是方向。紅二方面軍如果在甘孜被牽住，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的進程就會受影響。
賀龍、任弼時看得很清楚。
所以甘孜會師最值得看的一幕，不是歡迎大會上的熱鬧，也不是那只裝銀元的箱子。
而是紅二方面軍在又餓又冷、又缺又乏的時候，仍然沒有把方向交出去。
七月以后，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到甘南、岷州、洮州一帶，局勢仍然復雜。張國燾后來又提出過不同主張，任弼時、賀龍、朱德、劉伯承、關向應等繼續堅持黨中央北上方針。
這一路并不輕松。
紅二方面軍走在后面，能吃的、能籌的，常常已被前面部隊用過。許多地方人煙少，糧食少，敵軍又在外線壓迫。行軍中，掉隊、傷病、饑餓，一樣不少。
但隊伍沒有散。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西北實現大會師。紅二方面軍完成長征，從湘鄂川黔到陜甘，一路轉戰萬里。
甘孜那只銀元箱子，后來容易被人講成一段“借錢又要錢”的小插曲。
可放回當年的川西高原，它一點也不小。
那里面裝著糧食，裝著傷員的命，也裝著紅二方面軍面對張國燾分裂活動時的態度。
會師可以熱鬧，擁抱可以真誠，兄弟部隊之間的互助也確實救過人。
但北上的方向，不能拿來交換。
一九三六年七月的甘孜，風從雪山口刮下來。紅二方面軍的隊伍收拾行裝，銀元的賬可以以后再算，腳下的路卻不能停。
賀龍帶著隊伍往北走，箱子輕了，方向沒有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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