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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4日,美籍華裔作家李翊云的非虛構作品《萬物自然生長》(《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獲得了普利策獎回憶錄與自傳類獎項,李翊云也因此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華裔作家。
李翊云是誰?她出生于北京,青年時期赴美留學,攻讀免疫學博士。但在求學過程中,她逐漸意識到自己對寫作的熱愛,于是放棄了博士學業,開始用英語寫作。
如今,李翊云不僅是一位享譽國際的英語作家,也是普林斯頓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的教授。
如果你讀過李翊云之前的作品,比如《理性終結之處》和《我該走了嗎?》,你會發現,她一直在書寫沉默與孤獨,以及人與人之間無法真正溝通、無法彼此理解的痛苦。
通過寫作,她不斷探索和思考:一個人經歷過最痛苦的失去之后,究竟要如何繼續活下去。
《萬物自然生長》同樣是這樣一本書,甚至是一部更加沉痛、更加悲傷的作品。
李翊云曾經有兩個兒子,卻先后失去了他們。2017年,她的大兒子文森特在16歲時臥軌自殺;2024年,她的小兒子詹姆斯在19歲時,以同樣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兩個孩子都死在普林斯頓,離家不遠的地方。
我們可能無法想象,對于一個母親來說,這樣的打擊到底意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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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自然生長》以平靜而克制的筆觸,講述了這位母親痛苦的情感經歷。什么叫作“萬物自然生長”呢?草木抽芽,季節更替,仿佛一切都隨著時間的流逝在發展和變化。
在某種程度上,人類和植物是相似的。這本書寫的,正是一個母親在失去兩個孩子之后,如何繼續活下去的經歷。
不過,《萬物自然生長》并不是一本關于哀傷與療愈的書。并非所有傷口都會愈合,也并非所有哀痛都會被治愈。對于活著的人來說,生活確實會繼續下去。然而,一切并不會隨著時間真正過去。
這本書讓我們直面死亡的痛苦。當一個人的死亡已經成為既定的事實,我們要如何面對內心無法復原的傷口?
當語言已經無法表達內心的哀痛,我們到底要如何開口說話?如果痛苦始終沒有終點,也沒有答案,我們究竟要如何繼續活下去呢?
《萬物自然生長》是李翊云寫給小兒子詹姆斯的書,但它并不只是一部紀念詹姆斯的作品。
普利策獎的授獎詞稱它為“一部深刻動人而富于啟示的回憶錄”。這本書沒有一味地宣泄情感,而是用冷靜的筆觸,去描繪事實、語言和生命持續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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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持續存在”?李翊云在書里寫到,真正不會死去的動詞,是“是”。文森特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文森特;
詹姆斯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詹姆斯;而李翊云和她的丈夫,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他們的父母。
這是一種非常震撼人心的表達。因為在通常的敘述里,人一旦死去,仿佛就只能被放進曾經的記憶里,成為一段逐漸被時間稀釋和遺忘的過去。
但李翊云拒絕這樣做。她不愿意把孩子們交給過去,也不愿意讓“哀悼”這個詞輕易概括一切。她要做的,是在“現在”繼續和他們共處,一個不斷延續、始終在場的“現在”。
2.沒有一種正確的方式,可以說出這件事
“沒有一種正確的方式可以說出這件事。”這句話,是警察上門報喪時常用的話。
沒有一種正確的方式。是的,死亡不會因為措辭得體就變得可以承受,壞消息也不會因為語氣溫和就沒那么壞。詹姆斯的死訊傳來的那一刻,噩耗就像一把刀落下來,把李翊云的人生從中間劈開。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語言是無能的。再漂亮的句子,再妥帖的修辭,都無法削弱事實本身的重量。
后來,警探第二次上門。這一次,他們把詹姆斯的書包還了回來,就像當年把文森特的手機還回來一樣。
人死了,可物品不會死。人的生命線會在某一個點上戛然而止,但那些屬于他的東西——手機、書包、衣物、書本、筆記本——這些東西還會繼續留在這個世界上。
它們曾經和一個人的生活軌跡并行,直到某個時刻,分離突然發生。從那之后,這些物品就開始了另一段旅程,它們不再是正在被使用的東西,而是被遺留下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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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死亡,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東西都跟著他一起消失了。世界會繼續運轉,物品會繼續存在。桌子還在那里,鞋子還在那里,書包還在那里。但那個人,不會再回來了。
多年以前,大兒子文森特去世,李翊云寫了一本書給他。那本書幾乎是自然而然就出現在她的筆下的,名字叫《理性終結之處》。
文森特自殺之后,很多事情都無法解釋。作為一個母親,李翊云不斷追問這一切到底是為什么。但理性在這里沒有用。
它可以幫你整理記憶中的現實,尋找悲劇發生的原因,卻無法把已經離開的人帶回這個世界,也無法給你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
在《理性終結之處》里,李翊云靠著文學性的想象,繼續與文森特對話,試圖尋找一個答案:到底是為什么,文森特選擇了自殺,選擇了離開他的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因為文森特活著的時候,他們就在不停地談話和爭論,有時親密,有時激烈。所以在他死后,這些對話并沒有立刻停止,而是超越了生死的邊界,繼續延續下去。
當然,李翊云也說了,那本書只能算小說,因為沒有一個死去的孩子真的會回來和母親爭論。
這就是“理性終結之處”的意思。
然而,小兒子詹姆斯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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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她遲遲寫不出來。她知道那本書就在那里,知道自己終究要為詹姆斯寫一本書。可她始終找不到開始的方法。
因為詹姆斯更沉默,也更內向。他喜歡語言,卻又不是一個多話的孩子。你要如何用語言,去接近一個本來就很沉默的孩子?尤其在哥哥文森特死后,他變得更加沉默。
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文森特的死蔓延到了詹姆斯身上呢?詹姆斯是如何盤算自己的死亡的?為什么他會選擇跟哥哥一樣的死亡方式?
或許,悲傷和死亡,本身就是沒有答案的。語言不是萬能的,它無法幫助我們真正理解這一切。但即便如此,人還是得繼續說下去。
因為語言,是李翊云唯一能夠依靠的工具。她明知語言會失敗,明知自己可能會辜負詹姆斯,明知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注定不完美,可她還是要寫。
如果不寫,就連失敗都沒有了。
這就是語言的意義。哪怕語言不能帶來救贖,哪怕語言已經遲鈍和過時,但人還是要依靠它,為死去的人留下一個位置,也為活著的人爭取一種繼續存在下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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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死亡就是死亡,深淵就是深淵
李翊云說,這不是一本哀悼之書。她已經全然接受了這樣的現實:她的生活已然變成了深淵。她說,我就在深淵里,這就是事實。
她堅持我們應該直接使用“死亡”這個詞語。我們不應該選擇那些柔軟或委婉的詞匯,去美化孩子們的離世。死亡是不能被美化的,我們必須直接說出這個詞。
她說:如果你不能接受一個母親直接說出“孩子死了”;如果你相信“愛”是萬能的,只要有愛,一切都會好起來;如果你覺得談論自殺和死亡太不吉利;如果你相信所有的痛苦,最后都能走向和解與升華。
那么,也許你應該停止閱讀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想要表達的是,我們要如何跟死亡一起活著,直到我們自己也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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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云并不相信死亡的痛苦會被時間抹平,悲傷會跟著慢慢結束。所以,我們能做的不是戰勝死亡、跨越死亡,而是與它一起生活。
它始終在那里——在每一天,在清醒的每一刻,在你走路的時候,在你看見花開的時候,在你想起孩子的某個回憶的時候,它始終在那里。
在詹姆斯去世之后,李翊云和丈夫想起他小時候的樣子。一張他上幼兒園的照片上,小詹姆斯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一句話:“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想說!”
李翊云的丈夫說,其實,我們全家都在相信同一種東西。我們相信自由意志,也尊重自由意志。
的確如此。先是大兒子文森特,在他小時候,李翊云想給他報名足球俱樂部。文森特卻一本正經地說:你這么做,不是為了讓我快樂,而是因為你想讓我和其他孩子一樣。于是李翊云放棄了這個想法。
后來,文森特想穿裙子去學校。李翊云尊重他的決定,但又擔心他會因此被同學欺負,于是遞給他一條深色的裙子,似乎這樣可以降低風險。可文森特偏偏想要一件粉色的。
他說:如果我要穿裙子去學校,卻不穿粉色的,那還有什么意思?如果有人敢因此嘲笑我,那我更要穿粉色給他們瞧瞧。
這樣的文森特,讓李翊云既欽佩,又不安。她當然為兒子的勇敢感到驕傲,可她也知道,家庭之外的那個世界,未必會善待這樣一個自由而勇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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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文森特去世前的六年里,她一直生活在一種隱隱的恐懼中。她擔心,有一天兒子可能會選擇離去。但她把這種擔憂藏在平靜的表面下。
她說,你總不能因為擔心失火,就一輩子把滅火器背在身上吧。
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時守著一個孩子,確保他活著。你可以有直覺,可以有擔心,可以半夜偷偷走進孩子的房間,確認他還在那里。
但你永遠無法完全知道,什么時候該相信自己的直覺,什么時候又必須放手。
一個母親如果太相信直覺,可能會走向失控;可如果完全不相信直覺,又可能會錯過某些真正危險的信號。
李翊云說,直覺其實也是一種敘事,而她一向不太信任敘事。因為敘事太容易騙人,讓人以為自己掌握了意義和解釋。可實際上,直覺和敘事往往都是不完整也不可靠的。
她確實有過某種預感。多年前她曾哭著說,如果能看到文森特高中畢業,對她來說就是一種勝利。可文森特最終沒能活到高中畢業。
文森特去世的時候,她沒有對文森特生氣,也沒有對生活本身生氣。她感到的是困惑,是受傷,是被生命劈開的那種無能為力。一個母親已經做了她能做的一切,盡力去愛、去理解、去支持、去守護,可最后,還是沒能讓孩子活下來。
后來,詹姆斯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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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讓人難過的是,詹姆斯去世之前,李翊云并不真的認為他會自殺。幾周前,心理治療師還問過她,會不會擔心詹姆斯也有輕生的念頭。當時她是這樣回答的:雖然不能百分百確定,但我不覺得他是那樣的狀態。
然而,事實證明,母親的直覺再次失敗了。
李翊云在書里非常坦誠地講述了自己的困惑,她真的沒有想到詹姆斯也會死去。她不知道事情怎么會變成這個樣子。有的時候,坦誠自己的失敗,比失敗本身要更加殘酷。
4.傷痛無法治愈,但生活可以重建
李翊云在書里寫道:如果我的余生都要在深淵里度過,那么深淵就是我的棲身之地。一個人不該浪費力氣去跟自己的棲身之地搏斗。
失去了第二個孩子以后,她知道哪些事情是重要的:睡眠,喝水,少量多餐,每天運動。要在固定的時間起床,不要躺在床上反復地咀嚼痛苦。早晨要認真煮一杯好咖啡。
讀一點書,莎士比亞的一幕戲劇也好,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也好,一首華萊士·史蒂文斯的詩也行。要繼續寫作,不需要為了療傷而停止工作,也不用為了逃避現實而強迫自己一直工作。
這是李翊云在災難的生活里,逐漸摸索出來的生存技術。人不需要強迫自己變得更加堅強,但我們要盡量在人生瀕臨毀滅的時候,努力不讓自己真的徹底走向崩潰。
那么,這本寫給詹姆斯的書,能留住什么呢?這些詞語注定失敗,它們不夠好,不足以講述李翊云想要表達的事物。然而,它們必須要被保留下來,因為它們要為詹姆斯留一個位置。
李翊云想起詹姆斯,想到了他的沉默,想到他從小最擅長的本領就是不被任何人注意到。這和文森特太不一樣了。
文森特總是跳得更高,跑得更快,笑得更大聲,總是在所有人面前閃閃發亮。而詹姆斯恰恰相反,他似乎一直都在轉身離開,躲開鏡頭,躲開注視,也躲開未來。
李翊云說,寫詹姆斯比寫文森特要難得多。因為詹姆斯不是文森特,他不會幫她完成這本書。可她也隱約明白,也許正因為這樣,她必須寫得不一樣。
特約撰稿人:Elinor,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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