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源激發造化,以筆墨抒寫時代。
中國傳統藝術的至高境界,在于物象與心境相融、造化與心源相通。
唐人張璪所言“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所謂“造化”,是天地山川、一花一草,是世間萬千生靈,亦是人與天地共生相融的自然棲境;所謂“心源”,是畫者的情志、格局與體悟,是將自然物象賦予人文溫度與精神內核的藝術升華。二者互為表里,唯其以外師造化廣納天地之靈氣,以內修心源深掘本心之真淳,方得畫中之“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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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由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于洋教授策展的“雅正氣象(第五回):造化與心源——2026當代中國畫學術邀請展”開幕式將在7月19日隆重舉行,展覽展出馬鋒輝、王偉平、王珂、劉萬鳴、任惠中、祁海峰、何加林、張谷旻、范存剛、屈健、岳黔山、賈廣健、徐里、徐恒、高毅、黃華三(按姓氏筆畫排序)等16位國內中國畫名家的150余幅精品力作,詮釋當代中國畫壇“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心手相應,意趣天成”的創作追求,展現當代中國畫創作創造性轉換、創新性發展的新成果、新風貌。
何為“雅正”?它既有內外交感之韻,又有剛柔相濟之性,更有代群沉淀之風。本次展覽中,十六位藝術家以各自深厚的筆墨修為,在造化與心源之間往復求索——或寫山川雄渾,或繪花鳥靈秀,或摹市井煙火,或造心象之境,他們在傳統與現代、具象與寫意之間,尋找著屬于這個時代的中國畫語言。本期帶您了解參展畫家何加林。
出入于造化心源之間
何加林是才情出色、根基好的畫家。所謂“根基好”,指兩個方面的基礎:一曰對中國畫的認知,二曰筆墨功底。試作釋說:
中國畫歷史悠久,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獨特的民族形式,對它缺乏應有的認知,就無法悟其真諦,辨其優劣,登其堂奧。由于20世紀美術學校采取西方模式,中國畫教學對自身的認知問題始終被漠視,學生不熟悉畫史與畫論,學中國畫而不理解中國畫的現象十分普遍。這種認知的不足帶來了嚴重后果:盲目以西畫觀念代替中國畫觀念,常常以粗暴的態度對待中國畫傳統,鑒賞力貧乏,沒有充分的自信。當然也有例外,最突出者便是以潘天壽、陸儼少為中堅的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教學。他們培養的幾代人,從方增先到陳向迅,對中國畫的認知就大不同了。更年輕的何加林、張捷等,也繼承了這一傳統。我讀過何加林的一些文章和談話(如毛建波《何加林訪談錄》),對他的思考頗有印象。他認為中國畫家要有一定的“國學底蘊”;要“靜下來對傳統文化進行思考”;他要求自己在實踐追求上“純粹不雜”,但不過早地“定型為某一種風格”;他重視對經典之作的臨摹研究,但又十分重視寫生,探尋以新的方法“表現自然界的勃勃生機”;他有意在疏離傳統與回歸傳統之間“反復”,并把這種反復作為一種“自覺的方法”……這些,都體現著他對中國畫傳統與本質特征的深入理解。理性思考代替不了技巧訓練,但有沒有這種自覺思考,有沒有中國畫的自覺意識,是大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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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喀什古城遠眺》紙本設色 66.5cm×45cm 2021
“筆墨功底”是老話題,也是常新話題。作為形式語言的筆墨,決定著中國畫的基本特征,是中國畫區別于其他繪畫的根本標志。趨向多樣發展的當代中國畫,除少數邊緣形態的“實驗水墨”之外,都沒有或沒有完全脫離筆墨。在西方強勢文化鋪天蓋地而來的今天,怎樣對待筆墨,關系到要不要堅持中國畫民族文化特色的問題。但在藝術實踐中,關鍵不在筆墨的使用而在使用得怎樣,在是否真正得到了筆墨的真諦,使它獲得新的生命力和創造性。因此,筆墨基本功的修煉就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中國美術學院的中國畫基礎課,著力點正在筆墨訓練。何加林在新時期接受本科與研究生教育,教師的指導與他的選擇都具有很高的自覺性——臨摹多而系統,目標明確,主動性強,這一特殊環境條件加上出色的個人條件,造就了他在筆墨上的良好功底與相對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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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獅子林寫生》紙本設色 58cm×38cm 2016
何加林把自己的作品分為兩個階段。1999年前為第一階段,“大多表現兒時生活過的西北”,“是藝術與技術的磨合期,從濃墨時期,走到干墨時期,走到淡墨時期,偶爾畫些青綠。”1999年春至今為第二階段,“主要以江南山水為題材,捕捉江南的泥土氣息”,“全身心投入寫生,幾乎忘了所有的技法,從中又得到了許多傳統中得不到的東西。”(《給筆者的信》,2001年11月18日)1999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美術家·何加林》,大抵代表第一階段的面貌:皆為水墨,有濃、淡、干三種不同墨法的作品,山形枯瘦奇特,石多樹少,空間怪異,境界荒寒,與草木蔥蘢的江南山水迥然不同,也不似蒼拙厚樸的陜西景觀。景色是幻想的,氣息是南派的。畫法與風格,可以看到緊密、松秀、奇異、平淡、清幽、濃厚的變化,并非摹仿前人,沒有西畫痕跡,不同于流行樣式。第二階段的作品,以寫生為大宗,集中體現在《江南系列》《太行系列》中。何加林寫生主要采用對景落墨的方式,個別尺幅巨大之作根據寫生加工。在這一階段,也有少數作品如《白云浮江》《幽谷山莊》等與寫生無關,它們講究結構性,與真實景象有很大距離,生拙枯澀,精神氣息與第一階段作品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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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疏勒古城寫生》紙本設色 66.5cm×45cm 2021
寫生完全改變了第一階段作品奇幻、孤峭和冷逸特征,變得真實、具體、親切、生動。一個畫想象空間,一個畫眼前景物;一個突出主體,一個突出客體;一個要求景物適應畫法與風格,一個要求畫法與風格適應景物。傳統山水寫生大抵是目識心記,略勾小稿,回到畫室才落墨完成;20世紀以來的山水寫生借鑒西法,對景作畫,最具代表性的畫家是李可染——一方面堅持對景落墨,一方面又強調主體加工,使寫生具有創作性質;一方面放棄傳統程式性畫法,從對象的形質特點尋求新畫法新程式,適當引入西畫方法,賦予作品更強的真實感、豐富性,另一方面,又盡可能發揮筆墨語言的表現力,維護中國畫的基本特征。同時代一些老畫家也重視寫生,但他們沒有西畫根基,不放棄舊的筆墨程式,擺不脫“舊瓶新酒”的矛盾。李可染成功的秘訣,在于他對中西繪畫都有較深刻的理解,兼能中西畫法,有相當好的筆墨功底。但是,他的眾多追隨者卻相對遜色,鮮有獲“出藍”之譽的人物。這是為什么呢?那原因,是追隨者們雖有造型能力,卻弱于筆墨功底,深受寫實觀念束縛,作品擺不脫“寫生狀態”:有過多模擬生活原型之弊,缺乏山水畫應有的超越性和筆墨韻味。一些人照搬李可染的方法,又流于新的摹仿。新時期山水寫生有很大突破,但大抵搖擺在上述兩種傾向之間:或者模擬山水原型,失之過實,或者用既定畫法去套對象,得不到自然的新鮮與生動。何加林采取對景落墨方式,沿著李可染的路線,追求描繪的新鮮、生動與豐富,努力再現江南景色的濕潤和秀麗,但他對筆墨的認知、所經受的筆墨訓練和作畫的文化環境,與李可染及其學生大有不同。他更強調筆墨形式的獨立性,更重視個人表現的自由。因為筆墨功底好,他沒有拘于“寫生狀態”,沒有那種連環畫式的敘述性,沒有丟失中國山水畫所特有的詩情畫意和筆墨趣味。他像李可染那樣根據對象的特征探索創造新的畫法,又沒有像李可染那樣一概將傳統程式放棄,而是部分地融入,在不影響生動描繪的同時保持筆墨的獨立韻味。和李可染寫生相比,他采用的筆法更多,風格更趨精致。何加林比李可染更突出水墨情致,而又不失寫生的真實與生動。李可染寫生孕育了其凝重拙厚而深秀的山水風格,何加林的寫生透顯出其清雋、秀逸的氣質,卻與他的非寫生作品保持著相當的差異。李可染寫生探索在47歲以后,何加林畫寫生始于38歲。李可染對景寫生的探索是開拓性的,何加林的對景寫生推進了這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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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拙政清幽》紙本設色 58cm×38cm 2016
我作上述比較,是想指出,在李可染這樣的大師之后,年輕一代仍能有所作為,即便在他最有貢獻的寫生方面也是如此。何加林的努力啟示我們,山水寫生不僅可以像李可染那樣通過擺脫程式束縛而獲得新的活力,也能夠適當地借助于傳統程式,把掘取造化源泉與充分的筆墨表現在更高的層面統一起來。在我看來,何加林的方式,在中國畫教學中更具普遍價值。
何加林說,寫生使他感受“有”,獲得“實”,以后可能會“化實為虛”“化有為無”。“有”與“實”,可以解釋為造化自然所賦予的充實,畫面的生動與豐富。“虛”與“無”,可以理解為對具體景物的超越,畫面的意象性和形式化。事實上,何加林同時兼能“虛”與“實”,“有”與“無”,可以輕松地出入于兩者之間。只能“實”而不能“虛”,是近代采取西畫方式寫生的畫家的不足,只能“虛”而不能“實”,是拘于傳統程式的畫家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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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池邊早春圖》紙本設色 60cm×45cm 2023
何加林說的“化有為無”“化實為虛”,無疑指向了山水畫的精神性目標。尉曉榕說,何加林在藝術上“是一個精神孤行者”,“他以現代的構成原理為依托,以完全的個性語言尋求一派荒寒的造境”,并從中“淡出孤峭的情緒”和“孤高不群的氣度”。尉曉榕的文章寫于1999年夏,談的是何加林第一階段的作品——它們確有“孤峭”特征。但在第二階段的寫生作品中,“孤峭”隱退,變得“山光水色與人親”了。何加林是杭州人,5歲隨父母到陜西,在西北山鄉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他第一階段的重要作品,如《秋氣嶙峋》《漢中古道行》《華岳山魂》《楫云問山圖》等等,都取材于關隴景色——不是真實的寫生,而是記憶和想象。對山川的記憶總是和時代環境聯系在一起的,這些作品的枯淡、荒涼、奇幻和遙遠感,不免交織著畫家記憶中的痛感和迷茫。加林是在可人的江南追尋這些記憶的,江南特別是杭州就成為關隴記憶景色的隱形對照。反之,當他作江南寫生時,記憶中的關隴景色又成為江南景色的隱形對照。前者的苦澀、杳遠和孤峭,后者的親近、溫靄和秀美,就形成巨大的反差,這反差既源自不同的景物,也與不同的心境相關。我們還可以發現,這兩種風格不同的作品也有共同之處,即筆墨語言的秀逸清雋,這秀逸清雋來自何加林所學的文人畫傳統,也根源于他的氣質個性,或者說正是如此這般的氣質個性選擇了如此這般的筆墨語言。人的氣質個性很難改變,思想、感情、心理一定隨著年齡、環境、知識、經驗的變化而變化。何加林作品在今后的發展,也一定受這兩個因素的制約:或者偏向第一階段的孤寂與幻想,或者偏向第二階段的親切與生動;可能在兩者間折中,也可能交替出現類似的兩種傾向。
文/郎紹君來源:龍璽美術館)
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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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古城沙溪古鎮》紙本設色 60cm×45c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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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古街秋意》紙本設色 60cm×45c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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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古街秋韻》紙本設色 60cm×45c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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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古廟秋晨》紙本設色 60cm×45c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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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僊人洞邨》紙本設色 60cm×45cm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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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夜雨》紙本設色 200cm×200cm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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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溪閣滄浪圖》紙本水墨 315cm×214cm 2010
藝術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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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加林,杭州人,1988年畢業于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山水專業,先后獲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二級教授。系中國文藝志愿者協會副主席,文化和旅游部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畫藝委會委員,中國畫學會理事,中央美術學院、天津美術學院、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河北美術學院客座教授。曾任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副主任、教授,中國國家畫院創研部主任、美術館館長。獲第三屆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入選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工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作品先后入選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作品《漢中古道行》曾獲全國“中華杯”中國畫大獎賽銀獎(1988年,北京,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作品《秋氣嶙峋》曾獲全國首屆中國山水畫展金獎(1993年,合肥,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作品《居垅含氤》獲97當代中國畫壇百杰獎(1997年,北京,中國文聯主辦);作品《山色空濛雨亦奇》曾獲第十屆全國美展銀獎(2004年,北京,原文化部、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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