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證秦縣 苻關溯古江一一讀趙永康《“江陽”與“苻”皆為秦縣考》有感

肖大齊

長久以來，《史記》《華陽國志》載漢景帝六年置江陽侯、漢武帝元鼎二年設苻縣，學界多據此判定瀘州、合江置縣始于西漢，合江歷史紀年亦定格于公元前115年。趙永康先生《“江陽”與“苻”皆為秦縣考》接續任乃強先生學術脈絡，熔傳世文獻、出土簡牘、田野考古、地理沿革于一爐，層層考證、多方互證，確鑿坐實合江古苻縣為秦代所置，徹底更新川南政區建置舊說，為合江千年古縣溯源立下關鍵學術佐證。

此文最大亮點，是以二重證據法搭建完整證據鏈，夯實“秦置苻縣”立論根基。

其一梳理古籍沿革規律，辨明舊記局限。《漢書·地理志》慣例以秦舊縣列于前，江陽、苻縣與僰道、武陽等秦代古縣同列犍為郡前列；結合秦滅巴蜀設四十一縣、漢分巴蜀置犍為廣漢的史實，若苻、江陽二縣遲至漢代新設，則“分巴割蜀”之說無從落地。再從地緣區位剖析，苻縣地處赤水河匯入長江的安樂水會，古巴國早已設立苻關管控川黔商貿通道，司馬錯浮江伐楚必經此地，軍政、水運需求注定秦國必先于此設縣，從邏輯層面推翻漢始置縣的傳統觀點。

其二依托出土簡牘文物，補足實證短板。任乃強先生早年首倡江陽、苻為秦縣，卻受考古材料限制缺少直接物證。趙永康先生引入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兩大一手史料：里耶秦簡清晰書有“江陽”縣名，是秦代官方文書直接佐證；呂后二年《二年律令·秩律》記錄江陽縣令官秩六百石，漢承秦制、初年未新添縣邑，足以證明江陽秦已建縣。江陽、苻縣同為長江河口要地，置縣邏輯相通，江陽秦簡史料可旁證苻縣同起于秦；加之合江棗林橋出土戰國兵器，印證先秦此地已有駐軍，與苻關邊防重鎮定位相互印證，文獻與文物雙向互證，讓秦置苻縣由推論變為確鑿史實。

其三兼顧金石方志，還原秦漢苻縣社會全貌。文章不止考證建置年代，更系統梳理先秦苻縣疆域、基層制度與經濟風貌。古苻縣轄境廣闊，囊括今合江、敘永、古藺及黔北多地，是秦經略夜郎、滇地的門戶；借江陽漢闕銘文，印證川南邊地戶口稀少、縣官稱“長”的秦漢縣制；依托富世 鹽井、伯涂魚梁記載，還原本地鹽業興旺、商賈云集、望族把持鄉政的社會圖景。考據不局限地名沿革，更鋪展完整區域文明圖景，讓秦苻縣不再是單薄文字記載。

此文更深遠價值，在于重塑合江歷史坐標。舊說以元鼎二年為合江置縣之始，此文將本地建縣史前推近百年，證實合江為先秦巴郡古縣，是秦代西南郡縣體系重要節點。苻縣的設立，清晰展現秦國郡縣制度向西南邊疆延伸的完整脈絡，填補巴郡南部早期政區研究空白。對合江本土文化而言，“秦置苻縣”的權威結論，大幅增厚“千年古縣”歷史底蘊，為挖掘苻關邊關文化、赤水航運文化、井鹽商貿文化提供堅實學術支撐。

通篇觀之，趙永康先生治學審慎公允，既不否定古籍西漢置縣記載，而是厘清史書所記為侯國、定名時間，并非縣治初設；傳承任乃強先生研究根基，又結合當代考古新成果完善論證，承前啟后、推陳出新。行文考據嚴謹，又飽含鄉土情懷，將政區、地理、文物、制度融為一體，兼具學術深度與地方可讀性。

川南邊地史料留存匱乏，古縣沿革歷來爭議頗多。趙永康先生這篇考辨力作，以翔實史料、縝密考辨敲定秦置苻縣核心結論，厘清合江兩千余年建置源頭，既是巴蜀地方史研究重要成果，也為合江深挖城市文脈、傳承歷史根脈提供無可替代的學術依據。赤水長江交匯之處，千年苻關古縣，自此擁有清晰厚重的先秦歷史源頭。

附: 趙永康《“江陽”與“苻”皆為秦縣考》原文

“江陽”與“苻”皆為秦縣考

（《瀘州通史》送出版稿第一章第一節第五目）

出自經濟和軍事兩個方面的需要，秦國在今日瀘州地區建置了江陽縣和苻縣。

苻縣今為瀘州市轄下的合江縣。苻縣設治“安樂水會”，亦即赤水河匯入長江的“巴苻關”。其后雖曾幾度遷徙，而今仍為合江縣的治城。對此，史無異說。江陽縣的治所，酈道元《水經注》曰：“江陽縣枕帶雙流 據江、洛會也。”①唐人司馬貞《史記索隱》所言“江陽縣，在東海”之說，乃是因為把漢代分別封于四川、山東的兩個江陽侯混而為一了的緣故。關于這個問題的考證和辨析，另詳本章第二節“江陽侯國”。

郡縣之制，始于秦國商鞅變法，“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主官）、丞（主官的副職）。”②秦惠文王滅巴蜀而郡縣之，分設巴、蜀、漢中三郡，凡四十一縣。③史書對于瀘州的記載，始于司馬遷《史記》：“漢景帝六年（前 151）封蘇嘉為江陽侯”；④又《華陽國志》記載：“苻縣（今合江縣。漢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置，治安樂水會。⑤”于是，人皆以江陽、苻縣是漢朝才建置的，瀘州有確切紀年的歷史，也就從這一年開始。。

任乃強先生通過考證科學指出，“江陽”與“苻”皆為秦縣：

《漢書·地理志》的縣序，一般是舊（秦）縣前列，（漢）新置縣和新從別郡劃入的縣后列……（江陽、苻縣隸屬犍為郡，）犍為郡的縣序為：“僰道、江陽、武陽、南安、資中、苻、牛鞞、

①（北朝·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三《江水一》，《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②《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2 版，第 2232 頁。

③《漢書·高帝紀上》：“二年二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劉邦）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楊守敬先生曰：此即秦三郡所領縣數也。

④《史記》卷一九《惠景間侯者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 2 版，第 1015 頁。

⑤（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180 頁。

南廣、漢陽、郁?（Yù Mǎ）、朱提、堂瑯。”

秦世巴蜀工商、礦冶與農牧都相當發達，水運極為重要，故大河會口建郡縣較早，江州（今重慶）、墊江（今重慶市合川區）、枳（今重慶涪陵區）、僰道（今宜賓）、南安（今樂山）、武陽（今眉山市彭山縣）皆是。“江洛水會”（長、沱兩江匯合口）的江陽，“安樂水會”（赤水河與長江匯合之口）的苻，皆不可能無秦縣。 廣漢郡和犍為郡是漢割巴、蜀兩郡轄縣設置的。廣漢郡中，郪與廣漢皆可判為巴郡故地，余皆蜀郡轄縣。犍為郡的武陽、南安、資中、僰道皆蜀郡故縣，只有江陽與苻才可能為巴郡故縣。如果說秦尚未設置此二縣，那么，漢初“分巴割蜀以成犍、廣”①這句話就不能夠成立了。

這樣，依據《漢志》的縣序規律來分析秦縣，四川境內的秦縣共有二十八縣，計蜀郡有成都……資中十五縣；巴郡有……苻、江陽十三縣。②

據此，任先生明確指出：

江陽郡，因秦舊縣名為稱。治城在江之北岸，故曰

江陽。郡境則跨江之南北也。③

作為對于任先生這一論斷的支持,還可以補充：

1. 周赧王三十八年，（前 277），秦軍自蜀郡浮江伐楚取黔中，置郡縣。所經僰道、江州（今重慶市渝中區）、枳（今重慶市涪陵區）、朐忍（今重慶市云陽縣）、魚復（今重慶市奉節縣）等兩江合流處所，分別皆為秦縣。江、洛水匯口處的“江陽”和長江與安樂水（赤水河）匯口處的“苻”，即使此前未曾置縣，這次軍事行動經過其地，也必然是要建置為縣的。

2. 《漢書》：秦末“漢王（劉邦）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④

縣名只有 19 個載在《史記》留傳下來。江陽和苻，未必不是在此失載的 22 縣之中。

3．苻縣在江陽郡東二百里安樂水（赤水河）匯入長江之口。古巴國通夜郎商道，從安樂水入。經平夷（今敘永縣赤水鎮）至朱提轉夜郎與滇。又旁循鳛水（今名習水河）以通于鄨（今貴州遵義），巴王設苻關于此，稽商賈，稅貨物，驗符而后放行，

①（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14 頁。

②任乃強、任建新撰：《四川州縣沿革建置圖說》，成都：巴蜀書社、成都地圖出版社，2002 年，第 4 頁。

③（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81 頁。 ④《漢書》卷一《高帝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 28 頁。

2006 年，合江縣城棗林橋基建施工出土的戰國時期刀劍、斧、箭鏃等兵器，證明當地早在秦軍入蜀之前，已有軍隊駐扎。

2006 年合江縣棗林橋出土的戰國文物

（合江縣文物管理所賈雨田提供）

基于以上事實和邏輯推論，繼任乃強先生之后，陳世松、賈大泉主編的四川省“七五”期間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項目最終成果、1993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四川通史》；四川省委組織編寫、趙永康執筆，2000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的當代四川叢書瀘州卷《酒城瀘州》先后認定，江陽與苻二縣都是建置于秦。

踵旋其后出土的考古學材料，作為可信的歷史文物證據，最后證實了江陽縣建置于秦，是先秦古縣。①

1．2004 年湖北省江陵縣（今荊州市荊州區）張家山 247 號漢墓出土的呂后二年（前 186）《二年律令·秩律》竹簡第 453 號：“江陽、臨江（今重慶市忠縣）、涪陵（今重慶市黔江區）……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②”這就是說，早在那以前，“江陽”就已建置為縣。“漢承秦制”，國初郡縣相沿不改。其時距離《二年律令》頒布只有16 年，還未新置有縣。

2．2006 年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發掘里耶古城出土的 9—628號《里耶秦簡》：“ □士五江陽閑陽痤 到亟更卜（?)□”，③簡文有“江陽”。

①感承四川大學彭邦本先生告知張家山漢簡信息，乃得查明瀘州蓋為秦縣，謹此敬表謝忱。

②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第 196 頁。

③湖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等編著：《里耶秦簡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6 年，第 645 頁。

?到亟更舊口?□士五江隔陰隔痤

《里耶秦簡》書中的 628 號里耶秦簡（左）及其譯文（右）圖 (犍為縣羅家祥翻拍)

（釋文凡例： ，殘斷缺失的簡文處；□，無法辨識的簡文；字外加□，存疑的簡文）

①武漢大學陳偉校譯：

江陽，縣名。《漢書?地理志》屬犍為郡，治所在今四川省瀘州市。《二年秩令?秩律》亦見。

閑陽，里名，屬江陽縣。痤，人名。

② 這就從文獻、文物和邏輯推理三個方面，證明了任先生關于江陽與苻皆為秦縣的判斷，得到學人普遍認同。

江陽、苻縣建置的具體時間，史無明文。但從古巴國已有苻關，而且地當秦將司馬錯浮江伐楚必經之道，以及公元前 221 年秦王朝統一全國，已在其公元前 316 年滅巴蜀而郡縣之的 95 年之后等諸多因素分析、綜合，江陽與苻二縣建置的時間，當在全國統一以前。也就是說，江陽、苻縣皆為先秦古縣，而瀘州行政建置的歷史，相應也應當從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前的先秦時代算起。

先秦江陽縣的領域，大體相當于沱江中下游的今日內江以下，包括威遠、富順和自貢；長江流域的今日江安、瀘州段，包括長江以南的江安、興文和長寧，西連僰道、東接重慶，境域遼闊，人戶稀疏。 先秦的苻縣設治赤水河口，境域包括大婁山以北赤水河中、下游的今合江、敘永、古藺，貴州畢節、習水、赤水、仁懷，以及桐梓、綏陽，畢節、湄潭諸縣的一部份。

秦漢年間，人口萬戶和萬戶以上的縣，縣官稱“令”；少于萬戶，稱“長”。1980 年 6 月成都市金牛區圣燈鄉猛追村基建施工中發現的

① 致排版老師：這張圖片意義重大，不要改小。

②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 166 頁。

“江陽漢闕”刻石，鐫有“永元九年七月己丑，犍為江陽長王君平君字伯魚□□”銘文。①“永元”是東漢和帝的年號，時當公元 89—103年。據是可證直到東漢時期，江陽縣由于僻在南徼，人戶稀疏，縣官還只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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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陽漢闕拓片（瀘州市博物館晏滿玲提供）

縣官（無論其為“令”為“長”）的職責，主要是在自己的縣盡力維護法律和秩序，登記人口及財產，收稅，監督季節性工作，為防備天災而存貯糧食，動員、組織民眾為國家服勞役，監督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履行祭祀和其他各項禮儀，考察學校鐵活動，審判民事和刑事案件，等等。

縣級政府分曹辦事，有如現代的“局”和“科”。“曹”的數量，視各地情況而定。根據縣的大小，設一至二名“尉”協助令（長）彈壓、緝捕盜匪。秋、冬兩季，縣官根據當時實際情況修訂人口、耕地、稅收及各種費用的簿冊，送呈本郡太守（主官）核實以后，與本郡其他各縣的材料匯總，形成文書，年終上報朝廷，謂之“上計”。

縣有縣治。這些治所，未必筑有城墻。周圍，是村莊和農田，縣境的領土劃分為鄉，鄉劃分為亭，亭劃分為里。這些單位由地方任命吏員治理。鄉設“三老”，負責道德教化的引導；“游徼”負責治安；還有一名官員負責征稅、勞役和司法，在五千戶以上的鄉，此官稱為“有秩”，不足五千戶的鄉，則稱為“嗇夫”。亭設“亭長”，主要負

① 高文、高成剛編：《四川歷代碑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 年，第 10—11 頁。

責維護法律和本亭的治安管理，同時負責維持郵亭，保證驛路和軍事交通系統、國家公文傳遞系統的暢通。亭長的辦公處所，既是驛站，又是捕役的住所。里設“里魁”。里的居民，每五戶組成一“伍”，十戶組成一“什”。每個人的行為，都由集體負責，一人犯法，“伍”“什”連坐。

秦漢之世，農村社會與城市社會之間，事實上很難嚴格區分。因為城鎮里通常有一些農民居住，而農民的村莊，從外表上看，與城鎮幾乎也沒有什么不同。作為最小的地方行政單位，它通常是由垣墻或欄柵包圍起來的地區，有一個或兩三個大門，住有大約一百戶人家，單個戶（平均約五至七口）圍繞的地方，叫做“宅”。同一個里的居民，未必都是同姓。“里”，可以孤立地存在，但絕大多數是幾個“里”構成一個“鄉”，或者一個“縣”。

鄉、里都有供奉“社神”（土地神）和“稷神”（五谷之神）的祭祀中心，分別稱為鄉社和里社，每年春耕、秋收以及其他一些節日，定期舉行隆重而歡快的社會祭祀活動，謂之祭社。參加祭社的人，都可分得一份肉食。這種宗教性的活動，很好地加強了鄉、里的共同體精神，一直延續到明清以降。

“賜爵”是國家控制鄉、里社會等級的手段。爵制為獎勵功績而設，始于戰國，秦爵計分十八級，各有專名，如公士（最低一級）、不更（四級）、五大夫（九級），等等。商鞅變法，其“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①只賜給立下軍功的人。后來，取得爵位的條件逐漸放寬，比如向國家捐獻糧食，也可以取得爵位。取得爵位，可以不同程度地免除勞役和稅賦，還可以得到土地或官職的賞賜。爵位雖然不能世襲，但是同爵位與俱來的土地，是可以世襲的。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漢代。漢代的爵，有二十個等級，其中最低的八個等級，可以授予里中除去奴隸以外的所有男子。每逢皇帝登基，改元，冊立太子、皇后以及其他特別重大的慶典，皇帝都要授給所有十五歲以上男性一個或兩個爵級。每次授爵，都要給已經得過爵級的人加級。因此，年齡越大的人，爵級也就越高。遇到這種情況，每一百戶得爵人家的婦女，可以得到一頭牛的肉和一百石（每石 2 升）的酒，還被允許舉行一次“大酺”——盛大的宴會進行慶祝（前代糧食不豐，無故不得舉行大的宴會）。一里不過百戶。大酺在里社內舉行，全里居民都可參加，都可分得一份酒肉。

這些新頭銜的級別，決定了人們在大酺上的座次，與乎其后在里內的社會地位，以及附屬于爵制的其他優惠，包括犯罪減刑、免除法定的勞役，等等。國家通過向里民授爵，在鄉、里中建立起社會等級

①（戰國）韓非：《韓非子》卷一七《定法第四十三》，《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來統治農民，無疑是治理處于正式官僚機構之外的“里”的有效措施。在地方郡縣，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吏，有最高層次的郡守和縣令（縣長），鄉、亭之官，由地方政府酌情選任，而在最低層級的“里”，沒有直接的官僚行政機構，也沒有完全的自主權，其社會秩序，是由上述的爵制來控制的。

要而言之，“里”的農業居民是政府賴以建立的基礎。“里”在秦國，是隨著征服地區戰敗的敵人撤出，而把秦國自己的民眾遷入而形成的。在巴蜀地區，蜀人整族南遷，秦國的移民、徙徒和遷虜大量進入所形成的。“里”是外來人口的多成分的集團，缺乏氏族的團結或任何的內部秩序，于是，秦王朝就給這樣的新居民授以爵級，從而在鄉里中建立起有利于國家統治的社會等級制度。

秦代巴蜀地區諸縣令長的名字，一個也沒傳下來。江陽與苻二縣歷任令長的姓名，遂無可考。他們的作為和政績，也概莫能知。巴蜀邊地少數民族地區與縣同級的“道”，其下不設鄉、里。江陽、苻縣地逼南夷，縣下是否設有鄉、里？也成疑問。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秦國時期，漢族移民已經進入江陽、苻縣地區，以其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促進了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形成，推動江陽、苻縣進入封建社會。其中“四姓，王、孫、程、鄭。八族，又有魏、趙、先、周”①四姓八族”，更是以其文化和財力等比較優勢，成為了這一地區的大姓，掌握了鄉里亭郵政權。

江陽縣和苻縣的治所，皆在長江岸頭，居巴、蜀水運之中心，扼交通往來之沖要，官使、商賈往來頻繁，在商貿和當時的軍事交通系統之中處于重要地位。社會、經濟和政治，與當時巴蜀地區其分郡縣同步發展。但是較諸川西特別是成都都江堰灌區，經濟、文化仍然相對落后，基本沒有相應的史料留傳下來，惟見《華陽國志》記載：

江陽縣有方山蘭祠。江中有大闕、小闕。季春，黃龍堆沒，闕即平。有富世鹽井。又郡下百二十里者，曰伯涂魚梁，伯氏女為涂氏婦，造此梁。四姓，王、孫、程、鄭。八族，又有魏、趙、先、周也。②

祠是前代供奉、祭祀鬼神或有功、德之人的建筑（殿堂、房舍）。秦代江陽有這樣的祠宇，說明社會經濟、文化，也已發展到了相當的水平

船人呼江上石磯為“堆”，黃龍堆，蓋即江中磯石；大闕、小闕，

①（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江陽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 180 頁。

②（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江陽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 180 頁。

是乃江中有高與黃龍堆略同的二大石，相對矗立，狀如闕門。春來水漲，黃龍堆沒入水中，大闕、小闕也就淹沒不見了。江中巨石如斯，想見當時還未進行過對于航道的整治和疏鑿。

富世，本江陽縣地，有鹽井，北朝周武帝立富世縣，唐代改名“富義”。宋代再改“富順”，劃出瀘州。“井在縣西南五十步，（唐代）月出鹽三千六百六十石，劍南鹽井，惟此為大。”①

任乃強先生以為富世鹽井是秦代蜀守“李冰式之陂井（大口井），以鹽汗濃，自漢魏即已開采鑿。晉代已有富世之名，后周（北朝周）因井以置縣，至唐猶大盛，宋代筒井（小口竹筒井）大興，此井乃廢也。”②任先生之所以言“自漢魏即已開采鑿”，乃是因為當時湖北張家山漢墓竹簡和湖南里耶秦簡還未出土，他本人雖然倡言江陽，苻縣建設置于秦，但是作為嚴謹的歷史學者，他只能說是“漢魏”。

除去規模巨大的鹽業，伯涂魚梁更特別引人注目。“梁”是“橋”的別名。這座伯涂魚梁，是構筑在江陽縣城長江下游岔港上的一段江堤。任乃強先生考證：“伯涂魚梁別無所見。云‘郡下二百里’，則當在今（長江上的）龍溪口以下，去郡已遠而名不泯，必大工程也。大江不能作魚梁，應是就江水岔港為之。工程不能不大，惟大富室乃能興工。伯涂其人，蓋如（秦代巴蜀巨賈）巴寡婦清之類，以工商業致富之寡婦。非大地主或大奴隸主不能造此魚梁，且亦不單為取魚，蓋兼為沿江造田或灌溉之用。江水漲落大，雖岔港，亦非有高堤障水即不得（作）為魚梁也。”③

任先生又曰“郡少儒學而能進入封建社會者，蓋當江、洛（沱江） 之會，近鹽鐵生產之區，人習于工商運輸之業，易致巨富，樂得封建秩序而不喜詩書文學之業故也。富至累世，則子弟淫佚自戕，賴婦女持其業，故每每出名寡婦。” ④信哉斯言，千古發人深省。

①（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瀘州》，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865 頁。

②（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182 頁。

③（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182 頁。

④（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182 頁。

作者簡介

肖大齊，四川合江人。中國楹聯學會理事，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四川省文藝促進會、省楹聯學會常務理事。四川省作家協會、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建筑工程高級工程師，高級職業經理人，四川省科技技術技能人才。出版（主編）有圖書十六部。業余深耕鄉土文學創作與文藝評論，擅楹聯、文藝及鄉土社事題材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