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當配座的人——托住山河的人

先生這一生，做過很多事。

他畫過戰爭的殘酷，也畫過勝利的榮光；他走過四萬公里苦旅，兩度入藏，在藏北高原七天七夜的生死邊緣走出來；他創立了“刀火”藝術，寫下“野火燒愚世，利刀砍蠢心”八個字；他退休后走遍全國，萌生了民族休閑文化創意，2007年《中國教育報》以半版篇幅報道了他，題目是《一介平民心中的“國家級課題”——張宛成與他的民族休閑文化創意》。那篇報道后來獲得了中國新聞獎報紙副刊作品一等獎。

2011年，他的水墨畫《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法國盧浮宮首屆中國當代藝術家作品聯展中，榮獲國畫組唯一獎項；2012年，刀火作品《南京！南京！》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永久收藏；2015年，國畫《勝利日》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長期珍藏。

他做了很多。但他也做了一件別人未必愿意做的事——他把自己放在了一幅畫旁邊，做了那個“配座”。

那幅畫，叫《中華江山圖》。

畫它的人，叫金京模，號昆侖山人——1940年生于長白山東麓龍井，童年是在抗日義勇軍戰士背上度過的。17歲一頭扎進大興安嶺地質隊，此后四十余年，用腳丈量過大小興安嶺、張廣才嶺、祁連雪山、黃土高原、戈壁大漠。他當過共和國第一代地質工程師，獲過科技成果獎，寫過五十萬字長篇小說《青山之鷹》，編過四十萬字《地貌圖說》——然后，六十六歲那年，在一間斗室里動筆畫《中華江山圖》。那時他還不知道，三年后會遇到一個愿意為他做“配座”的人。

先生與昆侖山人在《中華江山圖》對聯前

先生與昆侖山人在《中華江山圖》前

先生與昆侖山人在畫案前討論

2009年中秋，先生在宋莊認識了他。那天有人在路上貼著先生的耳朵說：“金老師在畫一幅長卷，高3.2米，長1200米。”

先生后來說：“當時我聽得清清楚楚，但確實在自問：這是真的嗎？”

那晚他們同桌。先生用“一種敬佩、發現的眼光端詳他”——金老師話不多，但很友善，藏而不露，思維敏捷。先生知道，自己遇到了一個不尋常的人。

先生遇到金老師的時候，自己的事也已經做得足夠亮了。但當他看到金老師那幅昆侖巨作時，他做了一個選擇。后來在《我與山人》里，他寫道：

“山人的‘萬里江山圖’更值得我去付出，即便我的一些事業因此擱淺也在所不惜。我承認自己的事業也是‘鉆石’級的，但鉆石有時也往往當‘配座’和綠葉。”

他把自己比作“配座”和“綠葉”。不是謙辭，是選擇。

從那天起，他為金老師的《中華江山圖》寫了上萬字的《國卷狂想曲》，寫歌詞，組織志愿者團隊，幫金老師裁紙、做鐵架、買書、準備創作中需要的一些瑣碎物件，再幫金老師蓋章、整理作品——把畫好的長卷一一卷好，放入畫桶，安放在鐵皮柜里。一次次的搬遷，他都參與。

宋莊搬遷前，先生與昆侖山人討論如何裝車

先生參與搬移百公斤重的鐵皮柜

他還寫過許許多多舉薦信——有人想了解金老師的創作，他就執筆；有人需要一份文字說明，他就寄；有人想推薦這幅畫，他就寫。他曾為金老師的作品向相關領導寫過信，因為金老師早年與那位領導在甘肅酒泉地質隊同事過。只要有人開口，他從不拒絕。那期間他為多少人寫過字，他自己也不記得了。

有一次，一位朋友來先生工作室，他是一位領導，金老師當時在畫《絲路歷史長河圖》，那位朋友說自己在絲綢之路沿線的國家有人脈，可以讓金老師走一趟。先生聽完，二話沒說，把一大摞寫好的字都讓他拿走。那位朋友說送一些領導，幫忙安排。后來，沒有任何消息。但先生做了就做了，從不問結果，也不去說。

最繁重的是最后蓋章的那段日子。那是2017年國慶黃金周，別人在休假，我們在宋莊參與《中華江山圖》印譜加蓋。五十余枚印章，最大最重的達七十斤，平均每枚二十余斤。

金老師畫完《中華江山圖》后，先生先在畫上畫好蓋章的位置，然后我們一道一道工序地準備印泥、鋪開畫卷。先生站在凳子上，從高處把幾十斤重的印章一枚一枚地蓋下去，生怕傷到畫紙，每一枚都小心地、穩當地落下去。

蓋下去，扶穩

近六千枚印章，蓋在1700張丈二宣紙上，鋪展開來，是2300米的長卷。

那三天，我們完成了近百枚印章的沓泥與起舉傳遞。

遞過去，接住

我后來在朋友圈里寫過，說自己“托起的是印章，也是《中華江山圖》”。先生看到后，說可以參加“中年組舉重項目比賽”了。那行字后面，我還寫了一句：“祝祖國萬歲，愿中華江山永固。”

托起的是印章，也是《中華江山圖》的分量

完成《中華江山圖》的印章加蓋后，金老師又緊接著開始創作400多米長的《絲路歷史長河圖》，同時創作一幅關于朝鮮半島的江山長卷。并在那段時期寫成了幾十萬字的《茶余閑談》及自傳體小說《瀚海孤影》。

那段時間臨近春節，我便把金老師《瀚海孤影》數十萬字的手寫稿帶回北屯，一個字一個字地錄入，一遍一遍地校對。校對完之后，為了讓金老師方便看，也方便請老師審閱，我請哥哥和外甥女幫我裝訂成冊，再帶回北京給他。那是金老師一輩子的記錄，與他筆下的《中華江山圖》一樣，是他留給世界的另一份重量。

在宋莊完成所有創作和寫作任務之后，金老師又一次面臨搬遷——他一生搬過太多次家了，每一次，那些長卷、畫桶、鐵皮柜里的作品都要重新安放。他年歲大了，不想再折騰了。疫情期間，他和先生商量，不如找一個能真正安頓下來的地方，不用再擔心房租，不用再擔心下一站。于是我們協助他把工作室從北京搬到了銀灘海濱——一個能讓他安心創作、也能讓作品安穩存放的地方。

銀灘海濱

銀灘海濱工作室

先生為金老師做的那些事，他從未計算過得失。他只是覺得，該做。

他從一開始就覺得，《中華江山圖》不該只是一幅畫——他寫過《國卷狂想曲》，他清楚它是國之重器，是中華江山永固的象征。他希望的，是這幅畫能喚醒更多人，讓更多人看見這片土地的不易與偉大。

但他也曾跟我說過，他有遺憾——覺得自己終究只是一個人，沒能幫它走得更遠。他從不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夠多”。

但他對這幅畫有一個愿望。他曾在一段文字里寫道：

“我們祝福他的藝術成果，喚醒人們的中華江山永固之愛國之心。”

他說這話的時候，不是在祝福一個人——是在祝福一幅不屬于任何人的畫。他知道，《中華江山圖》不是為個人畫的，也不是為家庭畫的，是為這個國家畫的。他希望的，是中華江山永固。他把自己放在“志愿者團隊”里，署名“海寧張宛成”。他不是主角，他只是其中一個。

我告訴他：金老師的這幅作品太宏大了，不是舉一人之力、一個團隊之力、一個財團之力能完成的——它承載的是這片土地的記憶與氣脈，需要舉一國之力，才可能讓它真正被看見、被記住、被傳下去。他聽了，沒有多說什么。但他還是繼續做他能做的事。

他從不問值不值得，只是覺得該做。那些年，他幾乎每天都去金老師那兒坐坐，聊幾句，有時什么都不說，只是在那兒。他做的事，很多不在畫上，但都在畫里。

金老師畫的是山河，先生托住的是那個畫山河的人。先生不是那個創造紀錄的人，但他是那個讓紀錄得以完成的人。不是那個站在聚光燈下的人，但他是那個在燈下幫別人穩住一生心血的人。這種選擇，比創作本身更少見。因為創作需要才華，而“甘當配座”需要放下才華。

先生對金老師的成全，不只是出于情誼，更出于一種自覺。

他在《我與山人》里還寫過另一句話：“什么叫愛國，你拿什么愛國，愛國可不是一句空話。”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不是在說他自己——

他是在說金老師。但這句話放在他自己身上，同樣成立。他拿什么愛國？他拿自己的“鉆石”去做別人的“配座”，拿自己本可以成為主角的人生，去托住一個更宏大的敘事。這叫愛國。不是口號，是選擇，是放下，是站在別人身后，幫他完成他完不成的事。

先生走的時候，還在路上。金老師還在畫案前，還在走。二十年前，一個人在斗室里動筆；二十年后，一幅畫到了2300米。

先生說過：“留給我們的時間不會太多”。他走了，但畫還在，人還在，山河還在。

他只是做他該做的事——然后繼續做下一件。他不爭，不計，不問值不值得。那幅畫后來到了2300米。他親眼見證，親手參與過，心里一直知道。如今，畫還在繼續往前走——有人接力，有人關注。他若還在，一定希望金老師身心安康，替他繼續看這個世界。他看過的山河，金老師還在畫；金老師畫過的山河，他已經在里面了。

他不需要被記住，他只是做了該做的事。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站在舞臺中央，但每個人都可以在角落里把一件事做完。

聰慧

2026年7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