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朗克也沒想到，自己八十年后還有一劫

2026年5月，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物理學史學家伊夫·金格拉斯（Yves Gingras） 正在瀏覽學術打假網站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這個網站在2024年建立了一個頁面：諾貝爾獎得主中被撤稿的人，這份名單為的是祛除大家對諾獎得主的濾鏡，并鼓勵研究人員公開承認錯誤（畢竟諾獎得主都撤稿了）。金格拉斯同時還做學術出版史研究，這么一個頁面對他的研究很有幫助，但是他在上面掃到了一個名字：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不對勁，好像出現幻覺了，再看一眼，真是那個普朗克！量子理論的奠基人、19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普朗克有兩篇論文在2011年被撤稿了。問題是，普朗克1947年就去世了，這離他去世都快八十年了。

▲金格拉斯曾經瀏覽的頁面，第四位曾是普朗克的名字

作為現代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普朗克鮮有學術丑聞，最大問題可能還是在1925年前后反對新量子力學。不過那時候的普朗克是擔心薛定諤方程會讓自己的量子理論變得默默無聞，事后證明他的擔憂完全不存在。因此他還專門反思自己：“一個新的科學真理取得勝利，不是通過讓它的反對者信服，而是通過這些反對者的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1933年納粹上臺后，普朗克作為威廉皇帝學會主席，一方面避免與納粹政權公開沖突，一方面秘密幫助一些猶太科學家繼續工作。他兒子埃爾溫后來參與了暗殺希特勒的密謀，1945年被納粹處決。1948年，為了紀念普朗克，改組后的威廉皇帝學會被命名為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會，我們一般稱其為“馬普所”。

▲馬克斯·普朗克比較公法與國際法研究所的普朗克雕像（MPIL）

結果你說這么一個人，出現了學術不端，被撤稿了。金格拉斯還是不太相信，他叫上了自己的同事馬赫迪·凱爾法維（Mahdi Khelfaoui），兩個人開始仔細核查。

兩篇論文都發在《自然科學》（Die Naturwissenschaften）上。這是德國最老的自然科學期刊之一，1913年創刊，普朗克、愛因斯坦、海森堡都在上面發過文章。納粹上臺后，期刊的猶太編輯被清洗，但期刊本身活了下來，戰后繼續出版，后來被 Springer 收購。在 Springer 的數據庫里，這兩篇論文的頁面上各有一行字：“2011年12月23日。”因版權違規撤回。”正常撤稿會在原文上覆蓋水印，保留內容可讀。但是這兩篇被清得一個字都不剩。最滑稽的是空白PDF還在標價39.95美元售賣。兩位學者都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雖然撤稿已經恢復，但是sci-hub還留存了之前空白時的頁面

算法不懂1940年

被撤的第一篇發在1940年，標題為《自然科學與真實外部世界》（《Naturwissenschaft und reale Au?enwelt》），也就兩頁紙。起因是哲學家阿洛伊斯·穆勒（Aloys Müller） 在同一本期刊上發了一篇文章，批評普朗克的科學哲學立場。普朗克早年支持馬赫的實證主義，但是他后來轉向了物理實在論，認為客觀世界獨立于觀測者存在。這種觀點是他早期堅定支持愛因斯坦相對論的重要因素，也是后來反對哥本哈根派量子力學詮釋的重要原因。

▲普朗克的論文截圖（springer）

20世紀30年代，普朗克還與一些實證主義者進行公開辯論。他反復強調一件事：外部世界的客觀存在是自然科學絕對必要的前提，不承認這個，科學研究在邏輯上無從開始。穆勒剛好就是一個實證主義者，他選擇了這個論證傳統里面更為精致的版本：接受外部世界存在沒問題，但不承認它是科學的前提條件。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挑剔，穆勒因此寫成《自然科學與真實外部世界》發表在期刊上，普朗克一個月后回應，用了完全一樣的標題。

▲穆勒在同一本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論戰的對象是普朗克1931年的演講《實證主義與實在外部世界》（springer）

這當然是學術討論的基本禮貌。與自己的對手在同一個期刊上就同一個問題進行討論，一個是批評一個是反駁，如果兩個人上頭可能還會在不同的期刊上掀起更大規模的論戰。非要說普朗克在這里面有什么問題，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普朗克的題目起得的確有點小問題——如果后面再加上一個“與穆勒教授商榷”就沒啥問題了。這篇文章就一直在期刊版面上放著，直到幾十年后，當期刊完成數字化、舊文進入出版商數據庫之后，系統掃到兩篇文章標題相同、作者不同，可能在后來的數字編目或版權管理中造成了混淆。究竟是誰、依據什么規則做出撤回決定，現有記錄無法回答。

第一篇只是一個小毛病，第二篇問題就大了，這簡直是踩了學術紅線了。這篇發在1942年，標題《精確科學的意義與界限》（Sinn und Grenz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不長，也就九頁。1941年普朗克在柏林做了一場講座，講稿后來印成了小冊子，在《歐洲評論》（Europ?ische Revue）與《自然科學》（Die Naturwissenschaften）兩本期刊上登過，最后還收入了一個文集。同一篇論文，在四份出版物上出現。今天當然有專門的術語形容這種事：自我抄襲、一稿多發、學術不端。任何一個研究生在入學時都會被告知：別這么干。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普朗克哪怕去世的時候，這個罪名還沒被發明出來。

▲1942年，普朗克在Die Naturwissenschaften發表的論文（springer）

其實不止是普朗克這么干過，愛因斯坦、玻爾也都這么干過，當時但凡有點名氣的科學家可能都這么干過。不回到當時的學術傳播體系里，你不難理解為什么這在他們看來完全不是問題。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學術界的語言格局跟今天完全不一樣。現在是英語一家獨大，當時是德語、法語、英語三分天下。德國是物理學的中心，法國有自己的學術傳統，英語世界剛起步。沒有互聯網，沒有PDF，沒有預印本網站，論文傳播靠的是紙質期刊的郵寄和圖書館之間的館際交換。一個德國物理學家把論文發在德文期刊上，法國同行大概率不知道有這篇文章存在。你讓一個在巴黎做理論物理的人專程去翻德文過刊？哪怕這位學者再懂德語這樣也不太現實。

所以，如果一篇文章想讓蘇黎世、巴黎、倫敦、紐約的同行讀到，就一個辦法：往多個刊物上發。以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國家的發表。這并非今天意義上的刷發表量，因為當時的學者還不靠發表篇數來被考核KPI，而且講座、小冊子、期刊文章、文集這些出版形式之間的界限在當年根本不存在。沒人覺得一場講座印成了小冊子就不能再投期刊，也沒人覺得期刊文章過幾年收入文集算什么“重復發表”。自從十七世紀第一本學術期刊《哲學會刊》以來，學術出版的目的就一個：讓知識被看到。

被商品化的科學

那么問題來了，學術出版是如何從當年一種類似科學烏托邦的存在，淪為今天這種折磨整個學術界的系統呢？故事要從普朗克去世后一年說起。

1948年，羅伯特·麥克斯韋（Robert Maxwell） 與人合伙創辦了一家小出版社，后來改名帕加馬出版社（Pergamon Press）。戰爭讓各國第一次以工業規模認識到科學技術的威力。政府增加科研投入，大學迅速擴張，新學科不斷出現，科學家和論文數量一起暴漲。原有的學會期刊體系開始顯得緩慢，一本新刊要經過學會內部討論，學科邊界要等同行承認，印刷、郵寄和發行都需要時間。帕加馬看見的，是一片尚未被充分開發的市場。

▲羅伯特·麥克斯韋（右）曾經有一個巨大的出版商業帝國，這是1989年他與基辛格（右二）等人參加會議（維基百科）

需求往往是被創造出來的，帕加馬的做法也很簡單。先找一個剛剛成形的新領域，再請一位有聲望的科學家擔任主編，以他的名字為期刊背書。主編帶來投稿，投稿帶來讀者。左腳踩右腳，螺旋升天。然后，他看上了大家對發表論文越來越多的需求，決定無限擴張期刊種數。這個邏輯也很簡單，兩本期刊覆蓋同一個領域，只要文章不重復，出版商賺雙份。唯一的天花板是高校的采購預算和科學家的寫稿速度。從1959年至1965年間，帕加馬出版社的雜志從40本增加到150本，而它的對手愛思唯爾到1969年也才50本。

難道科學界就這么理所應當地接受這么一個設定嗎？歷史當然沒有這么簡單，不過出版社也的確是抓住了在今天被稱之為“信息差”的東西。科學家寫論文，通常不要求稿費；同行評議由其他科學家免費完成；研究經費則主要來自政府、大學與基金會。論文最昂貴的部分，對出版社來說居然是免費的！出版社負責把論文印出來、包裝成期刊、出售給圖書館；論文發表后，作者還常常需要把著作權交給出版社。于是，一篇由公共資金支持、由科學家免費寫作和審查的論文，最終又由大學圖書館用公共經費買回來。

▲麥克斯韋曾在一次編輯會議上揮舞著沃森和克里克關于DNA結構的一頁報告，宣稱未來在于生命科學及其眾多微小問題，每個問題都可以有自己的出版物（左：theguardian右：nature）

科學家一開始并不覺得這有什么問題。因為他們拿的是機構薪水，論文是職務成果，從來沒想過靠這個賺錢。比起版權，他們更在乎自己寫的東西被多少人讀到。幾百年來，科學交流建立在一個樸素前提上：知識應當盡可能流動，科學屬于全人類。帕加馬正是利用了這份信念。

到后來，帕加馬在 1991 年被賣給愛思唯爾，麥克斯韋于同年去世。但他留下的模式沒有消失，反而成為大型商業學術出版集團的基本邏輯。不斷開辦新刊，用期刊組合鎖定圖書館預算，把研究者既當作免費勞動力，也當作穩定客戶。

再到后來影響因子被廣泛使用，期刊不再是傳播工具，變成了評價工具。高影響因子等于好教職、多經費、高地位。當年是出版社求著科學家投稿，現在倒過來變成科學家追著審稿意見一遍遍改，希望被選中。科學家交出了稿費，交出了著作權，最后連研究方向的自主權也交掉了一半。當普朗克的論文于2011年被撤稿的時候，這個利益鏈條已經持續運行了幾十年，支撐起了幾個上百億的學術出版帝國，羅伯特·麥克斯韋生前過著靠直升飛機與游艇出行的奢華生活。

▲牛津布魯克斯大學海丁頓山大廳，羅伯特·麥克斯韋自1960年（也就是大搞學術出版的第二年）開始居住于此

撲朔迷離

宏大的圖景展開并不能解決微觀的問題，我們還應該聚焦到這個事件上：誰干的、怎么發生的。但是故事到這就更有意思了。

2011年的時候，學術出版是一臺巨大的商業機器。他們不僅接收與發布科學家發表的前沿論文，還把大量的歷史論文進行數字化并送進查重系統。普朗克的兩篇論文可能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被算法自動化掃出來的，然后某個按規章辦事的員工手動確認了一下，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猜測。

結果斯普林格自然的研究誠信主管后來對學術打假網站 Retraction Watch 說：純屬人為失誤，沒有算法參與。2011年經手的人大多已離職，記錄不全。換言之，這可以說是某個人的個人行為，而不一定是出版社的行為。

▲金格拉斯和凱爾法維發表的預印本：馬克斯·普朗克論文被撤回的奇異事件

發現普朗克被撤稿的金格拉斯公開表示懷疑這一解釋，畢竟誰能相信2011年施普林格有人手動瀏覽了數十年的期刊檔案，偶然發現了普朗克的兩篇據稱存在版權問題的短文？一定有自動化工作流先標記了論文，然后有人做了最終決定。撤稿觀察聯合創始人最后也給出了自己的判斷：考慮到2011年時機器人并未被廣泛使用，這一理由顯得薄弱。更有意思的是，斯普林格自然封殺了主編準備發表的回應社論，這下真成“此地無銀三百兩”了。但不管最初是誰按下了這個撤稿按鈕，兩篇論文的空白頁在數據庫里面存在了15年。

如果不是普朗克呢？

1940年那篇涉及量子力學哲學基礎的核心爭論：客觀現實是否獨立于觀測者存在。普朗克是物理實在論者，他不接受“觀測創造現實”這套后來變得非常流行的說法，這是他對實證主義的公開反駁。到今天，量子力學的解釋之爭還在繼續，八十多年前一位奠基人在關鍵辯論中的立場，在商業數據庫里變成了空白頁。1942年那篇論文的《精確科學的意義與界限》標題也涉及到普朗克一生的追問：科學知識到底是什么，它的邊界在哪里？結果這篇論文現在成為了答案的一部分：從以傳播知識為唯一目的的學會刊物，到以利潤為核心的商業出版帝國；從科學家擁有自己的文字，到科學家讀自己的論文要付錢。

▲馬克斯·普朗克（www.dhm.de）

普朗克的名聲足夠大，正好被人發現了。但這種事不可能只發生在他一個人身上。那些不那么知名的研究者、非英語世界的學者、冷門方向的先驅，因為上一個的時代的問題在這個時代被審判，又靠誰來發現呢？而且“版權違規”這個理由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普朗克1947年去世，按照絕大多數國家的著作權法，作品早已進入公有領域。即使不討論 2011 年具體適用何種規定，出版社也從未公開說明，這兩篇文章究竟侵犯了誰的什么版權。

2026年7月6日，媒體報道發酵之后，斯普林格自然恢復了這兩篇論文。頁面上加了一行標注：“2011年12月23日本文因版權違規被撤回。2026年7月6日本文已恢復。撤回系2011年人為失誤所致。”但由于這些文件被撤回了15年，它們將繼續留在撤稿觀察數據庫中，不過是現在被標記為“恢復”。名義上來說，普朗克這兩篇論文仍然不是“無罪”，頂多是“假釋”。

金格拉斯和凱爾法維的預印本標題后半句后來被反復引用：“當過去的科學實踐撞上了當代的出版規范”（When past scientific practices meet contemporary publishing norms）。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對等的處境，過去的實踐不會說話、不會辯解，不會給編輯部寫郵件申訴。它們躺在數據庫里，等著被掃描、標記、判定、清除。

金格拉斯這次能發現，靠的是一種在今天已經非常罕見的做學問的方式，靠著人力去翻名單、查原刊、核對發表時間線、追溯到當時的學術規范去理解上下文。對于任何一個學科，這種方法都在消失。用不了多久，它大概會成為某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果我們想要為那些被錯判的論文平反，去檢查算法有沒有犯什么離譜的歷史錯誤，這個任務最終還是要交給機器。靠一套更聰明的人工智能，去捕捉上一套不夠聰明的人工智能留下的錯誤。整個場面堪稱滑稽。

尾聲

普朗克于1947年去世。1948年，維納出版了《控制論》一書，并在1950年出版了《人有人的用處》一書。今天回頭看，維納討論的并不只是機器會變得多聰明，而是人會不會在使用機器的過程中，慢慢放棄自己的判斷。他說過一個樸素得近乎老套的原則：機器應當服務于人，而不是人服務于機器。但普朗克被撤稿這件事，放在維納的框架里想，幾乎是一個完美的反例。

我們至今仍不知道，2011 年究竟是誰、依據什么程序撤掉了兩篇論文。出版社說那是人為失誤，研究者懷疑自動化流程曾參與其中。真相或許已經很難完全還原。但有一點并不因此變得模糊：一篇歷史文獻被從數據庫中清空，理由不透明，原文無法核對，錯誤維持了15年，這種錯誤不應該怪罪給機器。

對于人們將這個事件糾結在是否是算法操作，而非追求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維納也早有預判：“把責任推卸給機器，不管這機器能不能學習，就是把責任拋到風中，然后發現它乘著旋風飛回來。”但我們仍要樂觀一些。將來的系統也許會在標記之前多停一步，然后問自己：這個結論跟已有的歷史知識對得上嗎？也許到時候為普朗克翻案的是另一臺機器，不過人類不再會讓渡自己的關鍵判斷給這臺機器。

參考文獻

[7] Planck, M. Sinn und Grenz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 Naturwissenschaften 30, 125–133 (1942)

[8] Planck, M. Naturwissenschaft und reale Au?enwelt. Naturwissenschaften 28, 778–779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