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女子逃避賭博時溺水身亡，家人起訴組織者索賠83萬

訛天訛地訛空氣！云南昆明，一女子參與野外賭博遇警察抓賭，慌亂中繞墻沿河逃跑落水溺亡，丈夫、子女及老母親一紙訴狀將提供賭具、占股的4名組織者告了，張口就要賠83萬多，一審法院這么判！

（案例來源：昆明市東川區人民法院，人物為化名）

昆明市東川區郭家山大白河邊有一處廢棄養豬場，這個養豬場位置挺偏，東面圍墻外面約15米遠就是大白河，從養豬場內到河邊直線距離大概37米，中間還隔著一道圍墻。

事發當天中午2點左右，王某把賭具準備好，在廢棄養豬場里頭組織大家聚賭，趙某、余某、陳某幾個人在里面占著相應的股份分成，典型的野外流動賭局。

當天受害者胡美也來到了這個養豬場里參與賭博，本來賭得正熱鬧，下午3點半左右，東川區公安局某派出所的民警過來執法抓賭了。

這一波突擊來得突然，現場參賭的人瞬間亂作一團，大家第一反應全是丟下錢往外面狂奔逃命。

胡美也沒例外，為了求生本能，她繞過養豬場的圍墻，沿著大白河岸邊拼命往前跑，想躲開民警的追捕，結果在倉皇逃跑的過程中不小心失足落入大白河里，當場就沒影了。

后面跟著的余某、陳某兩人親眼在后面目睹了胡美落水的全過程，嚇得趕緊一邊追一邊請求旁邊的抓賭人員下水救人。

但據原告方在訴狀里說的，當時辦案民警不但沒有積極施救，反而要求余某、陳某雙手抱頭蹲下不許說話，胡美在沒有任何救助的情況下直接被湍急的江水沖走了，之后再也找不到人，最終不幸溺水身亡。而當場那幾個被告人王某、趙某、余某、陳某自己也都在逃跑后被公安機關控制住了，根本顧不上別人死活。

人沒了是一回事，家里頂梁柱塌了是另一回事，胡美死后，四位親屬湊到一起，越想越憋屈，他們認為，胡美是被王某等四人組織邀約過去賭博的，四人作為賭博活動的組織者和受益者，在警察來抓賭時沒有做好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對參賭人員的生命安全負有保障義務，現在胡美因為他們的違法賭博活動連累得落水死了，他們必須連帶賠錢。

于是四名親屬把王某、趙某、余某、陳某四人訴至法院，要求四被告連帶賠償死亡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喪葬費、住宿費、交通費等各項經濟損失共計837544元。

原告在事實理由里咬死一點：四被告組織受害者賭博，就該確保她的安全，公安不救是一碼事，被告組織者有錯是另一碼事。

開庭時四被告全都到庭，態度非常一致地反駁。

王某承認賭具是他提供的、在這組織賭博，趙某、余某、陳某有股份分成，但堅決否認組織邀約了胡美，說胡美是自己主動跑去賭的，沒人叫她；趙某更干脆，說自己當天根本不在現場，也不是什么股東，純屬去玩的，更沒叫人賭博、也沒放水放貸；余某和陳某也異口同聲，說沒邀約過胡美，反倒是胡美有時候還邀約她們去賭，陳某還提到什么分配股份的事不屬實，找王某要錢也沒這回事。

四被告統一認為，本案是生命權健康權侵權糾紛，但他們根本沒有對胡美實施任何侵權行為，胡美的死亡是她在公安機關抓賭時為逃避執法、自主選擇繞墻跑向河邊落水造成的，和他們組織賭博的行為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當時賭博行為已經被派出所打斷終止，所有人都被控制或自顧不暇逃跑，胡美落水是她個人逃避執法的后果，和被告沒關系，請求法院駁回全部訴求。

法院查明事實：事發當天中午，王某在郭家山廢棄養豬場提供賭具組織賭博，趙某、余某、陳某有股份，胡美參與賭博，抓賭時她繞養豬場圍墻沿大白河跑，落水死亡。

法院會如何判決？

第一，要構成侵權責任，必須同時滿足四個硬杠杠：行為人有過錯、有侵權行為、有損害結果、行為和結果之間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本案中四被告搞賭博確實違法該受刑罰或治安罰，但胡美落水死亡的直接推力是她自己為躲警察往河邊跑，不是組織者拿刀逼她跳河或把其推下去。

組織賭博和落水溺亡之間只存在極其遙遠的“條件關系”，沒有法律認可的“因果關系”，法院不能因為人死了可憐就硬塞給組織者一個賠償責任。

第二，賭博那個養豬場具體位置離大白河還有37米，中間隔著東面圍墻，正常在場賭博本身對人身安全不具有那種必然的危險屬性。

第三，法律確實規定群眾性活動組織者有一定安全保障義務，但這種義務是針對合法活動的，賭博是明令禁止的非法活動，參與者自踏入賭局那一刻起，就把自己置于違法風險和可能伴隨的執法抓捕風險中。

司法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還判組織者大額賠償，等于變相鼓勵“違法者有恃無恐”，一跑出事就有組織者背鍋，違背公序良俗和基本法理。

第四，胡美死亡的直接動因是公安機關執法抓賭時，她自己為了逃避法律責任而選擇往河邊高危地帶跑，屬于自主選擇的個人行為，當時在場被告也都在狼狽逃跑后被控制，根本不可能也沒能力去保證她的安全。

綜上，法院認為：依照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的舉證責任規則，四原告拿不出證據證明四被告有侵權過錯和因果關系，訴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故駁回全部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12175元由原告負擔。

對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