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時評論| 布魯塞爾“馮氏經濟學”的悖論

無論亞當·斯密的“供應決定需求”，還是凱恩斯的“需求促進供應”，兩位現當代經濟學泰斗的理論核心基本一致，市場是由供需雙方決定的，市場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使供需兩端保持平衡。

醫生出身、以擁有7個兒女和5個孫兒為自豪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卻獨創了一門“馮氏經濟學”，試圖通過她那只“看得見的手”，強行掐斷中歐之間業已完備的供應鏈，打破現有供需平衡，以達到減少對華產品和原材料依賴、實現“去風險”戰略目標。

為了推行其“馮氏經濟學”，馮德萊恩借各種場合，鼓吹中國向歐洲輸出“過剩產能”，造成對歐洲本土工業的“中國沖擊2.0”，其中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歐盟對華全年高達3600億歐元的貿易逆差，所謂“每天10億”，聽起來著實嚇人。

▲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圖源：EC/DATI BENDO

怎么看待3600億貿易逆差？

馮德萊恩在強調歐盟對華貿易逆差3600億歐元時，只把此歸罪于中國“產能過剩”，卻緘口不提，這恰恰也是歐盟市場的“剛需”，更不分析，3600億的數字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事實。

德國知名管理學大師、“隱形冠軍”概念和理論的提出者赫爾曼·西蒙教授是全球化最堅定的捍衛者。他認為，德國和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而當前，全球化不是減弱，只不過是其形式發生了深刻改變，即從過去的貨物和服務貿易，轉為直接投資。

數據表明，截止到2025年年底，中歐之間的直接投資存量超過2500億歐元，其中歐盟對華直接投資額占到約2400億歐元，中國對歐直接投資還少得可憐。所以，順便提一句，究竟誰在“閉關鎖國”，限制投資和產品進入，也就不言自明。

▲德國化工企業巴斯夫湛江基地，圖源：basf.com

2025年，由于歐盟委員會的政策引導，歐盟對華直接投資跌入谷底，但令人驚嘆的是，德國經濟研究所的評估報告說，2025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飆升到70億歐元，創多年新高。而今年上半年，歐盟諸多國家的對華直接投資，也一浪高過一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盡管美歐一個大棒威逼一個政策利誘，在特朗普上臺后的前11個月，德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斷崖式下跌，從上年的近190億歐元跌至102億歐元，幾近腰斬。

據中國歐盟商會統計，目前歐盟在華企業有10000到15000家，其中德國占半壁江山。這些在華企業每年的產值有多少，沒有確切統計，但據德國聯邦銀行發布的數據，2025/2026年，德國企業在中國的產值高達3000億至3500億歐元，其中部分產品回流至歐洲，成了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的主要推手，而留在中國的產品，作為凈利潤計入了總公司的收益，并不體現在貿易數據中。德國聯邦銀行數據表明，德國在華企業每年的凈利潤估計為110億至150億歐元，其中70億至110億回流入總部，其余作為再投資，在中國建廠擴產。德國去年創新高的70億歐元直接投資，絕大多數便是在華企業用所獲利潤做的再投資。

▲德國聯邦銀行，圖源：picture alliance

筆者不厭其煩地查找資料，在這里羅列了一大堆數字，目的是為了讓讀者看清，3600億歐元貿易逆差，究竟說明了什么？

這一數字背后，至少隱藏了三個事實：

一、這一龐大的貿易逆差，并不是中國的“產能過剩”造成的，而是歐盟大量企業遷徙到中國，把中國作為了“第二故鄉”，在中國取得了遠大于貿易逆差的產值，而通過產品回流造成了巨大貿易逆差的假象。市場供需，不存在強買強賣的關系，而是雙向選擇的結果。試想，如果歐洲有充足的產能，能提供足夠數量且價格合適的產品，需求端又何必舍近求遠，選擇中國企業作為供應方呢？如果歐洲沒有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中國又如何能輸出“過剩產能”呢？

二、歐洲企業大量去中國投資，并愿意把部分利潤留在中國做再投資，這是企業和市場的雙向選擇，是資本對利潤的追逐使然。不論是“供應決定需求”，還是“需求促進供應”，這是市場在用“無形之手”調節供需的平衡。

三、德國對華和對美直接投資逆向發展的事實說明，違背市場規則的圍堵還是引導，都不可能取得預期效果。只有改善市場條件，尊重企業選擇，才是吸引投資的關鍵因素。歐洲企業在華宗旨從“在中國為中國”到“在中國為世界”的蛻變，說明中國對歐洲企業來說，不再只是市場，而是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研發和生產基地，中國對歐洲企業的重要性，已經不可逆轉。

▲江蘇太倉“德企之鄉”，圖源：太倉發布

“馮氏經濟學”的結構性悖論

“馮氏經濟學”的奇思妙想，至少陷入了三重結構性悖論。

一、“綠色雄心”與“價值陣營”的死循環

作為《歐洲綠色協議》的倡議人，馮德萊恩將綠色轉型視為歐洲重塑工業競爭力的世紀契機，這也是馮德萊恩2019年初掌歐盟大權時的“雄心”。然而，“馮氏經濟學”的第一個致命悖論，恰恰卡在“向綠色”與“去風險”的交集處。

歐洲要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就必須依賴光伏、風電、鋰電池及電動汽車的快速普及。而這些產業從原材料到研發和產能的全球供應鏈，無可爭議地扎根在中國。

馮德萊恩一方面要求歐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脫碳，另一方面卻以“去風險”和反補貼為由，對中國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綠色產品設卡攔截，這直接導致了政策的自相矛盾，筑起關稅壁壘保護本土落后產能，代價是歐洲消費者不得不承擔昂貴的綠色轉型成本，同時，沒有了廉價高效的中國供應鏈，歐洲多國被迫修改燃油車禁令及碳中和時間表，滯緩了向綠色邁進的步伐。

▲德國公路，圖源：dpa

二、政治精英的“安全狂熱”與跨國巨頭的“利潤優先”

“馮氏經濟學”的第二個悖論，存在于布魯塞爾的政治敘事與歐洲實體產業界市場選擇的巨大撕裂中。

馮德萊恩竭力將“安全”引入經濟話語，試圖通過《凈零工業法案》和《關鍵原材料法案》等等措施，從政策上建立由政府和委員會主導的供應鏈審查機制，阻斷中國產品和原材料供應，但資本的天性是規避非市場化的風險并追求效率最大化。對于德國大眾、巴斯夫、西門子等歐洲工業支柱而言，強行與中國市場拉開距離，不是“去風險”，而是“自尋死路”。

馮德萊恩本想通過“去風險”來強化歐盟的戰略自主和籌碼，結果卻促使歐洲企業加速將核心資產“沉降”在中國，形成了更加難以割裂的利益共生。布魯塞爾的宏大政治敘事，在跨國公司冰冷而理性的財務報表和生存邏輯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三、“戰略自主”假面下的“美國附庸”

馮德萊恩在提出“去風險”時，曾竭力標榜其與美國的“脫鉤”不同，強調這是歐洲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創新。然而，“馮氏經濟學”在實踐中所展現的，卻是一種極不對稱的“大西洋化”傾向，在對華“風險”尚未除盡之時，卻深陷對美依賴，盡受美國屈辱而不能自拔。這構成了其第三個悖論。

歐洲在能源上切斷了對俄依賴，代價是吞下高昂的美國液化氣。在科技和安全上，歐洲在“去風險”的旗幟下，進一步向華盛頓的“小院高墻”和出口管制標準看齊。當歐洲為了迎合跨大西洋聯盟的安全關切，主動限制中歐在高新技術、半導體及人工智能領域的合作時，其不僅失去了中國這個龐大的增量市場，更削弱了自身作為全球多極化中“獨立一極”的戰略估值。

“馮氏經濟學”口口聲聲為了“捍衛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卻在美方揮舞保護主義大棒損害歐洲利益時卑躬屈膝，滿臉堆笑地簽下“不平等條約”，這種在對華政策上充當美國地緣戰略“附庸”的做法，非但沒有讓歐洲贏得尊重，反而使其逐漸失去了在中美之間進行戰略平衡與轉圜的彈性。

一句頂一萬句，歐洲人都要熱死了，甚至不惜出高價搶購中國空調和電扇，馮德萊恩卻依然睜著眼睛說瞎話，把搶購潮詬病為中國“產能過剩”，“馮氏經濟學”已經不能用荒謬、而只能用無恥來形容了。歐洲，還有選擇的機會嗎？

（歐洲時報德國版胡言評論報道，轉載請注明公眾號Germa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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