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人太甚！日防長列出日本兩大幫手，第一個居然是中國的重要友國

7月上旬，中國海軍戰略核潛艇在西太平洋公海海域順利完成年度例行潛射彈道導彈訓練任務，全程嚴格遵循國際法與海上安全規范。幾乎同步，日本防衛省迅速召開一場高規格、強節奏的新聞發布會。

小泉進次郎在發布會上明確點名兩個東南亞國家，稱其為日本推進區域安全架構的關鍵支點，并罕見地將越南置于菲律賓之前，首次以“首位伙伴”身份公開亮相。

這一看似微小的語序調整，背后究竟暗含何種不可明言的地緣盤算？

2026年7月6日，中國海軍一艘094型戰略核潛艇于太平洋公海劃定訓練區成功實施潛射導彈發射演練，所用載荷為全功能模擬彈頭，不具實戰殺傷能力。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及雙邊溝通慣例，中方已于試射前24小時向日本海上保安廳與防衛省通報警戒范圍坐標，行動完全透明、合法、非針對性，系主權國家正當防衛能力建設的常規組成部分。

然而日本方面卻執意將此次標準訓練動作升級為“區域安全事件”進行渲染。

當日，日本內閣官房、外務省、防衛省與國土交通省四部門聯合發布兩輪正式文書：首輪措辭嚴厲，聲稱“表達嚴重關切”，敦促中方“慎重評估相關安排”；次輪則不得不補充說明——導彈飛行軌跡未進入日本領海、未穿越其專屬經濟區邊界線，亦未對民用航行構成干擾。

堪稱教科書級的“事實已明、姿態先行”式外交話術。

7月10日，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例行記者吹風會上，將輿論引導推向頂峰。

在照本宣科念完對中方試射活動的程式化表態后，他立即轉向東南亞方向，正式宣布日本在該區域確立的“雙支柱安全協作框架”，并清晰列出兩國名稱：越南、菲律賓。

最具信號意義的細節在于排序邏輯——過往十余年間，日本所有官方文件、聯合聲明及媒體通稿中，提及東南亞防務伙伴時均固定采用“菲律賓—越南”序列；此次卻首次打破慣例，將越南列為第一順位。

這絕非臨場疏漏，而是經過多輪政策推演與傳播設計后的精準話語部署。

意圖直指兩點：一是借力中方正常軍事訓練引發的關注熱度，營造“東盟國家集體向東京靠攏、協同應對區域變局”的視覺幻象；二是為日本加速松動和平憲法約束、實質性擴大海外軍事存在提供輿論鋪墊與政治背書。

需要清醒認知的是，位列第二的菲律賓，確屬日本在東南亞最深入、最制度化的安全協作者，雙方合作早已超越象征層面，步入實體化運行階段。

2024年7月，日菲簽署《互惠準入協定》（RAA），并于2025年9月11日正式生效，成為亞洲首個與日本締結該類法律文件的國家。

該協定賦予日本自衛隊合法進出菲律賓全境軍事設施的權利，涵蓋港口、機場、訓練基地等關鍵節點，允許開展整建制聯合演訓、裝備輪駐及戰備值班，實質構建起跨域聯合作戰的基礎法律通道。

此后，雙方于2026年1月再簽《物資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實現燃料補給、彈藥儲備、醫療支援、工程保障等后勤鏈路的無縫對接，部分前沿基地已啟動共用試點。

當前，兩國正就《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展開技術磋商，旨在打通加密情報交換、聯合態勢感知、戰場數據共享等核心環節。

7月7日，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對外證實，菲方將于年內接收5艘日本海上自衛隊退役“阿武隈”級護衛艦。

盡管艦齡普遍超過三十年，但此舉開創日本主戰艦艇首次成批量移交海外國家的先例，標志著日菲防務關系已從聯合演習邁向裝備體系嵌套與作戰能力整合的新階段。

反觀被推至“首席伙伴”位置的越南，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合作質地。

日本近年來持續加大對越投入，但合作層級始終停留在功能性、非排他性范疇，與菲日關系存在結構性落差。

2026年5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訪問河內，簽署多項海上執法合作備忘錄，日本海上保安廳艦船獲準常態化停靠峴港、金蘭灣，雙方海警力量將定期開展搜救、反走私、海洋監測等低烈度聯合行動；日本還通過“官方發展援助”（ODA）安全框架，向越方交付近海巡邏艇、岸基雷達系統，并配套開展操作維護培訓。

然而檢視全部現存協議文本，無一涉及類似RAA的軍事準入條款。

日本自衛隊不具備在越境內設立常駐機構、部署作戰單元或開展實兵對抗演練的法律授權；不存在聯合基地使用機制；尚未建立軍事情報共享渠道；更未啟動主戰平臺轉讓談判。

當前合作集中于海上執法協同、艦艇禮節性訪問、輕型裝備援助及人員交流，本質上屬于主權國家間常規性安全互動，距離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軍事伙伴”尚有顯著距離。

更為重要的是，越南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方針，拒絕任何形式的陣營化站隊。

其對外政策核心信條是“不依附、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與中美日俄等主要力量均保持建設性對話與務實合作。

尤其在對華關系上，越南高層多次重申，中越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是其外交布局的首要支柱。

2025年4月，兩國領導人共同確認加快構建“中越命運共同體”進程；2026年3月，“3+3”高級別戰略對話機制正式啟動，覆蓋政治、外交、國防三大領域，配套設立12個專業工作組，合作深度與機制成熟度遠超日越現有框架。

日本單方面將越南拔高至“頭號安全伙伴”，實為脫離現實的政治想象，本質是自我賦權式的敘事建構。

由此可清晰辨識，日本此輪操作最精巧也最危險的設計，正在于刻意模糊兩種合作形態的本質差異。

一邊是具備完整法律支撐、覆蓋全要素作戰鏈條、具備實戰轉化潛力的深度綁定；另一邊是聚焦非傳統安全、強調主權平等、嚴守戰略自主邊界的有限協作。日本卻將二者強行納入同一話語容器，并通過順序調換來制造“越南已率先倒向東京”的誤導性信號。

其深層動機極為明確：既想借中方正常國防活動放大“威脅敘事”，強化自身在東南亞的安全話語權，為修憲擴軍尋求外部合法性；又試圖以輿論施壓手段影響越南決策走向，誘導其在涉華議題上采取更具對抗性的姿態，從而撬動中南半島地緣格局平衡。

但此類策略注定難以奏效。

合作深度有協議文本為證，戰略取向有外交實踐支撐，越南的政策選擇從來不由東京的修辭游戲所定義。

日本將他國正當防衛行為曲解為安全挑戰，將主權國家自主外交簡化為陣營歸屬，依靠語序調整與概念嫁接制造虛假共識，本質上是在亞太地區蓄意制造認知混亂與信任赤字，手法失當、格局狹隘。

歸根結底，本地區的長治久安，依賴的是尊重歷史經緯、恪守國際規則、堅持互利互信的合作范式，而非拉攏小圈子、預設假想敵、操弄零和博弈的舊式思維。

若日本長期沉迷于制造話題、嫁接矛盾、消耗互信來謀求所謂“戰略空間”，最終損害的不僅是地區穩定根基，更是其自身國際信譽與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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