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不起公務員了？省考大縮招背后的財政大賬，真正的穩定已變天

五百八十六萬考生蜂擁擠向省考的獨木橋，迎來的卻是讓人倒吸涼氣的殘酷現實。整體崗位縮水超百分之十五，經濟領頭羊廣東直接砍掉三成，深圳更是斷崖式縮減近三分之二。

在這場空前慘烈的存量博弈中，曾經被無數人視作終極避風港的“鐵飯碗”，在一夜之間悄然按下了黃金時代的暫停鍵。潮水退去，支撐體制內無限膨脹的三大引擎全部面臨換擋甚至反轉。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見頂，瘋狂造城的基建神話徹底謝幕；土地出讓金腰斬，地方財大氣粗的底氣不再；疊加新生兒銳減帶來的公共服務需求萎縮，編制的閘口只能瘋狂收縮。再加上人工智能幾串代碼就能替代傳統辦事員，大縮招成了不可逆的歷史必然。

那些拼盡全力擠入賽道的年輕人，正面臨著一筆異常沉重的財政大賬。

其實關于編制內究竟穩不穩的爭論一直沒斷過，之前網上就有一個觀點把底層的升遷生態揭露得很徹底。

其實絕大多數人很難升遷，基層90%的公務員止步于正科級，99%止步于副處級，新考進去的大學生一般都能升到副科級，但副科級是最低的層級，“進入公務員就能升官”是最大的誤會。第二個誤解，覺得公務員是沒有風險的行業。

之前有研究指出，2001、2002年是礦難死亡高峰期，每年公開死亡人數六七千人，但地級市市長、縣委書記被抓的概率，遠遠超過礦工遭遇礦難的概率，從這個角度看，公務員其實是高危職業。

早年在東莞發生過官場大地震，市委班子開著會就被帶走，隔幾天抓一個，這種風險是很多考公的人看不到的。

第三個誤解，覺得就算不升官，也能安穩躺平拿高薪。

很多人覺得只求平平安安，做個低層公務員就行，但其實基層公務員也有自己的困境。外地去北京的基層公務員，工作確實穩定，有宿舍包吃，但工資收入相對有限，也很難有漲薪的可能，不少30歲以上的部委公務員，月薪還在一萬以下。

金融行業的監管公務員就更典型，近年金融反腐，收入大幅下降，之前還可以調到金融機構任職，現在這條路徑也被掐斷了，管著大行業的處長，月薪也可能只有一兩萬甚至更低。

行業內都開玩笑，現在只有富二代才能實現考公理想：崗位門檻高、對能力要求高，但是薪酬遠不如大家想象的好，相比過去二三十年，性價比一直在持續下降。當然這個情況也分層，說富二代才適合考公有點極端。

如果是大城市的普通家庭出身，做普通公務員確實非常辛苦，但如果是農村或者小鎮出身，回老家做基層公務員，是非常好的選擇：既能照顧家里，當地生活壓力也小。

不過也有人擔心，如果大城市、部委的公務員更適合家境好的人報考，基層和部委公務員又缺少流動，可能會加劇社會階層固化。

早年本科畢業考公，筆試還是所報部門第一，只是面試被刷了，那個時候根本沒有階層的概念，大家都覺得單位會分房，收入差距也不大，現在這些保障都沒那么確定了。

當時很多人認為只要不求升遷就能在體制內安穩躺平，但現實是隨著省考大縮招的來臨，盤子不再做大，連最基本的清閑也成了奢望。

現在的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普遍的狀態就是忙，不少人周末從來沒有休息，比互聯網大廠還要卷，根本躺不平。

以前基層干部52歲就可以退居二線，把位置騰給年輕人，現在退居二線的干部照樣要回來報到上班，沒有領導愿意看到手下人閑著，哪怕沒活也要裝作很忙的樣子，這和體制外看到老板要裝作認真工作是一個道理。

現在的趨勢是體制內單位越來越像體制外，體制外單位也越來越像體制內，兩邊互相學習。比如體制內的招商部門就非常專業，到處跑項目、跑產業鏈，聽專家講解，對市場的了解程度不比市場化機構差。

有之前在市場化投資機構的基金經理，跳槽到國資投資機構，指出兩邊的激勵機制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政府引導基金本身就是偏市場化的機制。

我們把時間線拉長來看，連軸轉的壓力只是一方面，真正在省考大縮招背后引發地震的，是地方財政大賬的劇烈變動帶來的預期落空。不少年輕人在大城市的互聯網、媒體工作幾年，覺得壓力太大就回老家考事業單位、公務員，這個適應過程非常漫長，甚至很痛苦。

原本大家以為進了體制內、進了事業單位，收入應該非常穩定，至少能到點發工資。但事實上，這幾年因為地方財政狀況不好，這個情況也在發生變化，這是讓人看到很驚訝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背后更宏大的背景，就在于中國的體制是一個等級制。越往上正式制度越重要，越趨向于完全契約；越往下非正式制度越重要，屬于不完善契約。

也就是說越往下人情關系越重要。很多人不能適應小地方，除了收入、工作機會之外，核心就是接受不了人情世故。

比如去小城鎮，每年過節送禮、吃飯、請客的事一大堆。在大城市做到極端點，一年到頭都不請客也能活下來，但是小城市根本不行。

很多人覺得小城市壓力小，可扛不住人情壓力；覺得大城市壓力大，但大城市清爽，相對來說活得更自在。這個權衡趨勢，很長時間都不會消失。

曾經以為穩如泰山的預期被打破后，人們才發現，真正重塑整個職場基本盤的不只是錢包癟了，還有難以逆轉的人口退潮。出現這種傾向的原因，除了數字技術，還有兩個核心因素和經濟發展、人口變化有關。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一般都是野蠻生長，管不過來，去弄這個，去弄那個，反正大家都能掙到錢。現在經濟下行了，很多賽道都賺不到錢，也就沒必要干那么多事了。

第三個原因就是人口在減少，這是個非常關鍵的變量。政府架構是根據人口來配備公共服務的，人口減少了，公共服務就減少，那很多縣可能就不需要存在了，很多鄉鎮就要合并了。

而且人口減少了，沒有那么多消費，也沒有那么多競爭空間，也就沒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上面自然就更管得過來了。往往是擴張時期更容易傾向分權，往往是收縮時期，更容易傾向集權，這幾乎是個不可避免的趨勢。

當人口紅利見頂，曾經靠土地出讓金撐起的財政神話，不可避免地撞上了地方債務這座大山，這也成了省考縮招背后最沉重的包袱。地方債是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之一。

地方背負了那么多債務，就好比一個家庭，如果覺得還債都還不完，那生活就沒有希望，也不敢去消費，也不敢去投資，也不敢去旅游，所以這個問題必須得想辦法解決。現在的難題在于，一是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地方的隱性債務，第二個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有人問過很多地方的官員，大多數人會認為應該一刀切，由中央買斷，定一個時間點，在這個時點之前的債務中央全部兜了，之后的債務地方負擔，相當于是買斷制度。

但是這個制度有問題，不管是債務大赦也好、一刀切也好、買斷也好，必須有配套的嚴格的前提：能保證以后不再出現類似的問題。

而且還會造成橫向不公，比如有人借的少，有人借的多，結果中央一鍋端全部兜走了，對借的少的人不公平，那大家會覺得早知道也拼命借錢了。現在并沒有相應的配套制度能保證避免這種情況。

如果能保證避免，有人贊同現在就中央一刀切買斷，否則地方政府為了這個負擔永遠無法前行。除了人口見頂和財政緊縮這兩筆沉重的賬目，數字政務和人工智能的加速入侵，正給傳統的鐵飯碗帶來最后一擊。

其實很多國家已經開始實行所謂的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因為生產力足夠發展，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工作。舉個例子，以前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農民，現在根本不需要那么多農民，剩下的人就去干別的，以后連生產都不需要那么多人。

而且這個時代不需要那么多科技巨頭，可能一個就夠了，以后也不需要牛馬，甚至不需要這么多經濟學家。這個問題可能聽上去有點遙遠，但是它是漸進式的，政府要做好這個準備，將來不可能有這么多工作崗位。

比如去參觀新能源車企的無人工廠，會發現根本不需要什么人。有研究者去湖南調研的時候，鄉鎮工廠都只有三四個人，全是機械化，已經在減少就業了，制造業將來一定是逐漸減少就業的。

過去深圳有過新聞，南山區的一個政務部門，用AI幫他們處理了很多工作，導致網上很多人焦慮，說公務員未來也要被AI取代了，這是完全有可能的。研究發現，政府部門這些年政府采購中用于AI相關的支出比例越來越高，已經接近14%了。

不只是公務員，所有的部門、整個全世界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將來注定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作。這種技術降維打擊與財政收縮的強烈共振，正在徹底改寫真正的穩定法則。

當出錢的錢包緊了，干活的人工被算法省了，要服務的人變少了，大縮招便成了歷史的必然。編制內部那種溫水煮青蛙的平緩上升路徑，正迅速淪為刺刀見紅的存量零和博弈。

那些向下溢出、瘋搶社區工作崗位的年輕人，或許會在現實的重壓下明白一個殘酷的道理：哪怕擠入體制的門檻，也再難回到一勞永逸的過去。真正的穩定，從來不是趴在一個永恒的編制里混日子，而是在潮水退去、風暴來臨時，你依然擁有在任何廢墟上重建生活的能力。

看清了這筆財政與時代的綜合大賬，才算真正讀懂了變天后的職場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