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有個中國人見過路易十四，英國王室把他的畫像珍藏至今

在清朝早期，敢背井離鄉去歐洲，需要莫大的勇氣，有個人不僅辦到了，還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他就是沈福宗，在國內聲名不顯，卻是被歐洲多國記錄進史書的人物。

王翚《康熙南巡圖》所畫的江南

沈福宗出生于1657年（或1658）的江寧（今南京），網上說他出自“名醫世家”，實際上根據歐洲檔案和國內學者的考證，他父親只是一名普通草藥醫生。

受父母影響，他從小就在常熟的耶穌會教堂當輔祭男孩和書童，還跟著比利時傳教士魯日滿，學習拉丁文和教會知識。

當然，本土的四書五經他也沒落下，漢字寫得漂亮文章也很優秀，還對醫學、游藝等領域均有涉獵。

這位精通中外語言和文化的少年，得到了另一位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的賞識。

《中國哲人孔夫子》的插畫

柏應理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他曾和魯日滿等人編譯了《中國哲人孔夫子》，在法國巴黎出版后引起了轟動。

他心里清楚，此時歐洲雖然掀起了“中國熱”，也去了不少傳教士，但一直缺乏中國本地人的一手信息。中西方交流如果有了沈福宗這位助手，將會事半功倍。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24歲的沈福宗決定：不參加科舉，不追求功名，跟著柏應理去歐洲游歷一番。

誰知道這一去，雖然促進了文化交流，卻再也回不去家鄉。

沈福宗的半身像

一行人從澳門出發，實際上當時還有一位清初畫家吳歷，只不過吳歷體弱多病到澳門后就放棄折返了。

只有沈福宗不怕路途辛苦，和柏應理坐船兜兜轉轉，于1682年首先抵達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之后的經歷就跟“開掛”一般，他在當地修道院學習了一段時間，取得了優秀成績后受邀前往羅馬，覲見了教皇英諾森十一世。

沈福宗把隨身攜帶的40多部中國儒家經典和文獻，送給了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至今仍是那里的核心漢籍館藏之一。

“太陽王”路易十四畫像

真正讓沈福宗名聲大噪的，是法國那一站。

1684年9月，沈福宗成為史料記載中第一個覲見法國國王的中國人。

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接見了他和柏應理，沈福宗送給他《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文翻譯稿，請求法國王室出版。

后來路易十四還專門設宮廷晚宴招待他們，席間沈福宗拿起象牙筷子示范怎么用，用漢語誦讀天主教的禱告詞，還當場鋪開宣紙寫了毛筆字。

路易十四一高興，就下令把凡爾賽宮的噴泉打開，這是當時接待外國使節的最高規格。

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沈福宗像”

法國的史學家考證，或許就是這次會面，讓國王下決心向中國派遣官方傳教使團。

1685年洪若、白晉等6名耶穌會士，出發前往中國，后來成了康熙皇帝的西學老師，也因此深度參與了清代前期的科技交流。

在法國，沈福宗還參與了《中國哲人孔夫子》的編譯校訂工作，這本書甚至直接影響了伏爾泰、萊布尼茨等思想家。

不過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沈福宗像”，太過“刻板”，不太像是本人畫像，因為真正的沈福宗畫像，是英國國王下令現場畫出來的！

詹姆斯二世

有了法國之行，沈福宗在歐洲上流圈子已經出名，1685年他收到蘇格蘭、英格蘭及愛爾蘭國王詹姆斯二世的邀請，再次成為第一位見到英國國王的中國人。

詹姆斯二世，是最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英國國王，他在位僅僅3年多，就因為想恢復天主教地位導致了“光榮革命”，被迫流亡法國。

所以他見到沈福宗的那次，一位也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讓他大為驚嘆，頗有“知己”之感。

二人相談甚歡，此后沈福宗在英國大約停留了兩年，成為牛津大學的重要人物！

2018年牛津大學博士展示的沈福宗紀念牌

沈福宗受到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館長托馬斯?海德的邀請，為該館藏書編制了西方歷史上，第一份系統的中文藏書目錄。

他還詳細講解了中國象棋、圍棋、升官圖等游戲的規則，促成了海德《東方游藝》的出版，這也是西方第一部系統介紹中國傳統游戲的學術著作。

甚至，沈福宗還結識了化學科學的開山祖師羅伯特·波義耳，和物理學家羅伯特·胡克。

一個17世紀康熙年間的中國青年跑到英國，和英國國王、牛津大學館長、科學家們無障礙交流，就是這么神奇。

《中國皈依者》的沈福宗全身像

1687年，詹姆斯二世讓英國著名宮廷畫師，畫出《牛頓肖像》的戈弗雷·克內勒爵士，專門為沈福宗量身畫出一幅巨幅肖像畫。

這就是《中國皈依者》，長約2.12米，寬1.47米出頭，畫中沈福宗穿著中式長袍，手持十字架，目光深邃的望向遠方。

沈福宗的真實樣貌應該就是這樣的，其他國家流傳的畫像，很多帶有多次加工。

傳說詹姆斯二世曾把這幅畫掛在臥室（或隔壁），也許他用這幅畫來激勵自己：一個東方人都信奉天主教，我想恢復天主教地位還不是分分鐘的事情？

當然這位英國國王最后以慘敗收場！但這幅油畫是克內勒的得意作品，至今珍藏在英國王室的溫莎城堡內，屬于重要文物。

牛津大學為沈福宗設立的紀念銘牌

沈福宗后來又去比利時居住了一段時間，1691年（或1692），沈福宗已經35歲了，離家日久的他突然很想念南京，柏應理便想辦法讓二人一起搭上了一條去中國的商船。

可惜，船行至非洲莫桑比克附近海域時，他染上了船熱病，當年9月在海上病逝，沒能再看一眼自己長大的家鄉。

清代史書沒留下他的記載，但梵蒂岡檔案、法國王室記錄、英國牛津大學、皇家學會書信等史料，都說這是一位儒雅博學、風度翩翩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