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人能靠寫作治愈自己的憂慮嗎？

本文節選自《敘事的危機》

韓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團

當今是一個人人都在談論敘事的時代。矛盾的是，敘事話題的泛濫竟暴露了一場敘事的危機。在“故事化”的喧囂中，充斥著一種既無意義又無方向的敘事真空。“故事化”和“敘事轉向”都無法帶來敘事的回歸。范式本身受到格外關注并成為流行的研究對象，這一現象預示著一種深刻的異化。對敘事的強烈呼喚指向了其自身的機能障礙。

講述即治愈

在《思想肖像》一文中，本雅明喚起了治愈的源初場景：“孩子病了，母親讓他躺到床上，自己坐在他身邊，然后開始給孩子講故事。”講述能產生深度放松的狀態，并建立原始的信任感，從而達到治愈的目的。母親慈愛的聲音能讓孩子平靜，能撫慰他的心靈，能增強聯結，并給予孩子支持。而且，兒童故事里的世界是完美的，故事把世界變為親熟的在家。孩子患病相當于面臨一場危機，以成功克服危機為基本模式之一的兒童故事，可以幫助孩子渡過危機。

具有治愈力的還有會講述的手。本雅明談到了一位女性的手，它們動起來就像在講故事，有一種非比尋常的治愈力：“那雙手的動作極富表現力，但你卻無法對其進行描述……它們仿佛在講故事。”每一種疾病都透露出某種內在的梗阻，而講述的節奏可以消除那些梗阻。講述的手能夠化解緊張、停滯和硬化，能使事物恢復正常，使其再度流動。

本文配圖：電影《超脫》

本雅明思考的問題是：“如果每一種疾病都能順著講述的河流漂得足夠遠，一直到達河口，那么它們是否就都能被治愈。”痛苦是一座堤壩，起初還擋得住講述之河。但當河水上漲，水流變得足夠大時，堤壩就被沖破了，之后，途中遇到的一切都會被講述的洪流沖進幸福的解脫之海。撫慰之手“劃出一條河道”來疏導講述之河的流向。本雅明指出，患者在治療之初對醫生的講述已經開啟了療愈的過程。

弗洛伊德將痛苦視為一種癥狀，表明一個人的故事出現了梗阻，因而無法將故事繼續下去。精神性的障礙是講述滯礙的表現。治療方法是讓病人從講述滯礙中解脫出來，將無法講述的內容用語言表達出來。當病人能暢所欲言時，就說明他得到了治愈。

講述本身就充分顯示出治愈力。本雅明提到了《梅塞堡咒語》(Merseburger Zaubersprüche)，其中第二條便是用于治療的咒語。然而，它并非抽象的表達，而是講述了一匹馬受傷的故事，奧丁(Odin)在醫治馬的過程中使用了咒語。本雅明認為：“那些咒語不僅僅是重復了奧丁的用語，而且還講述了奧丁最初使用咒語所依據的內容。”

講述能夠打敗創傷事件。比如將創傷事件融入提供安慰或希望的宗教敘事中，以此來幫助我們克服危機。在面對危急事件時，危機敘事(Krisennarrative)可以將危急事件置于有意義的背景中，從而幫助我們戰勝危機。陰謀論也有治療功效。陰謀論之所以得到流傳，尤其在危機時期，在于它們為造成危機的復雜問題提供了簡單的解釋。對于危機情況，講述本身就具有治療作用，因為它為危機指派了一個過去的時間點。一旦退入過去，危機便不再關涉當下，相當于危機被擱置了。

在《積極的生活，或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 oder vom t?tign leben)中，阿倫特引用伊薩克·迪內森的一句獨特表達作為“行動”一章的題詞：“所有的憂慮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放到一個故事里，或者講成一個故事。”敘事想象力具有治愈作用。當憂慮披上敘事的外衣，它就卸下了令人壓抑的實事性。憂慮會被敘事節奏和敘事旋律占據。敘事使憂慮超越了純粹的實事性。它們不會硬化成精神梗阻，而是在講述之河中流淌起來。

盡管如今是個“故事化”的時代，但講述的氛圍已然在消亡。醫生看病時也幾乎不再講述。他們沒有時間和耐心去傾聽。效率的邏輯與講述的精神格格不入。只有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尚能讓人回憶起講述的治愈力。米切爾·恩德(Michael Ende)同名小說的主人公毛毛(Momo)只需要傾聽就能將人治愈。“時間是毛毛唯一富有的東西。”她是時間的富人，而且她的時間關涉他者。他者的時間即美好的時間。毛毛堪稱理想的傾聽者：“小毛毛能做到而別人做不到的事，那就是傾聽。這其實沒什么特別，也許有人會說，聽別人講話誰都會。但你如果真這么想，那可就錯了。真正會傾聽的人少之又少。而且，像毛毛這樣懂得如何傾聽的人簡直就不曾有過。”毛毛友善且專注的沉默甚至能讓他人產生自己從未有過的思想：“這并不是因為她說了什么或問了什么，從而給對方某種啟發，不，她只是坐在那兒傾聽，心神專注，充滿同情。這時候，她用那雙又大又深沉的眼睛看著對方，使被看的人覺得腦海中仿佛忽然涌現出一些自己從未想過的、隱藏在心底的想法。”毛毛能使他人暢所欲言。她通過消除講述梗阻達到治愈目的：“另一次，一個小男孩把自己不愿意再唱歌的金絲雀送到毛毛面前。這對于毛毛來說是一個更加艱巨的任務。她不得不耐心地傾聽，等了一個星期，那只鳥才終于又歡唱起來。”

傾聽主要針對講述的人，而非講述的內容，這是個關乎“誰是他者”的問題。毛毛用她友善、深切的凝視明確指認出了他者的他性。傾聽不是被動的狀態，而是一種主動的“做”(Tun)。它啟發對方進行講述，開辟共鳴的空間，讓講述者感到自己被正視，被聽見，甚至被愛。

觸摸也有治愈力。觸摸就像講故事一樣，可以產生親近和原始的信任。作為有觸覺的講述，它能消除導致痛苦和疾病的緊張與梗阻。醫學家維克托·馮·魏茨澤克(Viktor von Weizs?cker)描述了一種治療的原初場景：“當小女孩看到弟弟痛苦的狀態，她本能地想到一個辦法：她討好般地伸出手，想要輕撫他的痛處。這位小救護員就這樣第一次成了醫生。她有對源初療效的預知(Vorwissen)而不自知。這種先覺將她的沖動傳遞到手上，并引領她的手去觸摸，從而發揮治療作用。這正是弟弟所需要的，因而這只手讓他不再那么痛苦。被姐姐的手觸碰的感覺進入他與他的疼痛之間，疼痛便在這種全新的感受面前消退了。”觸摸的手具有同講述的聲音一樣的療效。它能產生親近與信任，能消除緊張，克服恐懼。

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非接觸式社會。接觸要以他者的他性為前提，而他性決定了他者是不可支配的。我們無法觸摸可消費的對象，只能抓住它或占有它。然而，體現了數字機制的智能手機制造了百分百可支配的假象。它的消費主義特征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剝奪了他者的他性，使其淪為可消費的對象。

接觸的日漸貧乏會讓人患病。我們如果完全沒有接觸，就會被死死地困于自我之中。真正意義上的接觸能使我們擺脫自我的牢籠。接觸的貧乏最終就是世界的貧乏。這會造成我們的抑郁、孤獨和恐懼。數字化正在加劇接觸的貧乏，正在制造一個貧乏的世界。荒謬的是，與日俱增的連通性(Konnektivit?t)卻將我們孤立開來。這便是網絡化的險惡的辯證法。被聯網并不意味著被聯結。

社交網絡上的“故事”(Storys)實際上不過是令人陷入孤立的自我展現。與講述相反，它們既不產生近端，也不催生共情。歸根結底，它們是視覺上被修飾過的信息，被接收之后便會迅速消失；它們不講故事，只做廣告。追求關注并不能創造共同體。在故事化即賣故事的時代，講述和廣告難分彼此。這就是當前的敘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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