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琦：漕運與王朝興衰

唐宋以降，漕運堪稱王朝命脈，其通塞直接關乎王朝存續。

唐代安史之亂后北方殘破，李唐倚仗東南漕運財賦續命，朝廷通過改革漕務、武力護漕、削藩保運維系統治，而唐末藩鎮割據、義軍阻斷漕路，最終促成唐朝覆亡。

北宋定都汴梁，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其漕運便利，能夠為汲取東南財賦、供養京師重兵與冗官提供支撐，漕運成為北宋立都立國的關鍵根基。

漕運與王朝興衰

文 | 吳琦

翻閱歷史文獻，當王朝發生重大事件或出現重大變故之時，或在某種特殊時局之下，漕運甚至直接關系到王朝的生死存亡，特別是在經濟重心南移和南漕北運的唐、宋及其以后的各個朝代，都城對于漕運產生了嚴重的依賴，漕運被視為王朝之“國命”、朝廷之“血脈”實不為過。

縱觀歷史，漕運狀況每當惡化之時，均會使朝廷大受影響，輕者造成恐慌，重者可削弱其統治，甚至促使其瓦解、滅亡。漕運的中斷，對于每一個王朝無疑都是致命的打擊。

西晉末年，“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采稆，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京城被圍，“內外斷絕，十餅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其由于糧食來源斷絕而面臨的窘境可想而知。

對于唐朝滅亡，《新唐書》一針見血地道出“禍基于桂林”，此言實指桂林戍卒切斷江淮漕運線路而直接影響王朝安危一事。

北宋末年，由于漕運量銳減，嚴重影響了京師的糧食儲備，故而當金軍包圍開封以后，朝廷出現了“物力既耗，人心驚疑”的局面，其亡國之迅速，與此不無關系。元代末年，海運中斷，造成大都糧荒，史稱：“元京饑窮，人相食，遂不能師矣。”

明代天啟二年(1622)，山東徐鴻儒率領的白蓮教義軍“攻夏鎮，至彭家口，掠糧船四十余艘，阻絕運河”，致使官員頻頻告急，明廷震驚。明末，當李自成集眾將于“襄京”(襄陽)，商討摧毀明王朝的最后進軍路線時，部將楊承裕曾極力主張“先據留都(南京)，斷漕運”。此議雖然最終未被采納，但說明義軍也深知漕運對于明廷至關重要。

而到清末，漕運的衰微引起了清廷的陣陣恐慌，令其不斷推出改良的舉措，然而漕運最終消亡，并使得清王朝及中國兩千余年的集權統治共同步入歷史的墳墓。

漕運與都城的關系，實為漕運與王朝的關系；漕運對于京城的經濟(或物質)意義，實為漕運對于朝廷的政治意義。如果說漕運對于歷代王朝而言，既具經濟意義，又具政治意義，那么其政治意義一定大于經濟意義。

唐代以前，漕糧征運主要集中在北方，加之漕道上有黃河之險，限制了漕運量的提高，這種狀況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都的發展規模及京師人口的增長速度。

唐朝建立以后，國家機構急劇膨脹，長安人口增逾百萬，已趨凋零的北方經濟難以承受，于是唐王朝不得不將漕運的范圍向東南擴張。但是正如杜佑所言，“關中寓內西偏，天下勞于轉輸”，漕運受到了地理條件的限制。永徽以后，都城長安已屢屢缺糧，以至于從高宗到玄宗，位居至尊的天子也不得不經常率領群臣“就食”東都。

中國歷史上有兩例十分重要的史實，充分證明漕運之于都城生存的重大意義：一則“安史之亂”以后唐王朝都城的窘境，二則宋代都城的東移。

唐初，“漕事簡”，年漕運量不過一二十萬石。中唐時期，裴耀卿為相，兼江淮河南轉運都使。裴氏總結前人的經驗，進一步改善了漕運中轉般法與倉儲制度相配合的方法，使漕運事業得到了蓬勃的發展，政治中樞長安與經濟地位日益上升的江淮聯結成為一體，唐王朝進入了鼎盛時期。

然而，國勢與漕運發展興盛之時，唐王朝爆發了“安史之亂”，國運與漕運迅即走向衰敗。八年戰亂使得北部的黃河流域變得遍地荒涼，滿目瘡痍，凋敝不堪。

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

北方經濟大范圍遭到踐踏，物質匱乏，唐王朝不得不仰賴江南的物質接濟。韓愈說，“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杜牧也說，“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一語道出了江淮經濟對于唐王朝的重要意義。

“安史之亂”平定之后，北方形勢并未出現好轉的征兆，林立的割據藩鎮長年爭戰，唐王朝在物質供應上深陷窘境，危機頻現。

《冊府元龜》中的一條史料，形象地描繪了當時唐都的處境：“時新承大兵之后，中外艱食，京師米斗，常至一千，宮廚無兼時之積，禁營軍乏食，畿縣百姓，授穗以供之。”唐都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然而，一蹶不振的唐王朝此后仍能維持一個多世紀的統一局面而未土崩瓦解，原因有多方面，漕運無疑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正如陳寅恪先生給予的評價：“唐代自安史亂后，長安政權之得以繼續維持，除文化勢力外，僅恃東南八道財賦之供給。”

為了拯救漕運之中衰，唐王朝大力整飭漕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唐王朝通過任命劉晏擔任鹽鐵等轉運使，疏通運道，改革漕運，達到了興復漕運的目的。重用劉晏改革財政，可謂中唐以后一項有力的舉措。

在劉晏治漕以后，大量的官俸、巨額的兵資、昂貴的馬價等一系列開支，“皆仰于晏”，運河也恢復了其漕運功能。

盡管年漕量只有過去的一小部分，最多時也僅一百一十萬石，但由于戰后的特殊形勢，對于阻撓運河交通的藩鎮和跋扈軍人，無論劉晏還是整個朝廷都是無法徹底解決的，故而劉晏能夠取得這一成效，基本維持中央政權的運轉，已屬不易。

從代宗年間開始，運河的交通不斷受到阻撓，漕運頻頻告急。如代宗大歷元年(766)十二月，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御使周智光在潼關附近“劫諸節度使進奉貨物及轉運米二萬石……淮南節度使、檢校右仆射崔圓入覲，方物百萬，智光強留其半”。

十一年（776），汴州大將李靈曜反，據宋、汴之地，“絕運路”。阻絕運路，無異于卡住了唐王朝的咽喉，所以唐中央政權不遺余力地對阻撓漕運的行為加以打擊。

唐德宗年間，斷漕之事更加頻繁。建中初年，割據山東、河北的藩鎮想要爭得長子繼承權，淄青李正己扼兵徐州埇橋、渦口，山南梁崇義阻斷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德宗一方面派兵進討，一方面武裝護漕，這樣，“江、淮漕運始通”。

地方割據勢力以扼制漕道達到控制和削弱中央政權的目的，中央政權則力保漕運的通行，以維持自己的勢權，充分體現出漕運在中央政權與割據勢力的微妙關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建中三年(782)，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又企圖采用切斷運河和漢沔通道的辦法，削弱中央的威勢。次年，涇原戍兵嘩變關中，李希烈乘機圍攻大梁、寧陵，“江淮大震”。

在這一非常時刻，幸賴荊南節度使李皋轉戰數千里，保護餉道，“江漢倚皋為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韓滉與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為南北犄角，解寧陵之圍，復“宋、汴之路”，“轉輸粟帛，府無虛月”。于是，李晟、馬燧等人終于在興元元年(784)，重新收復長安，由藩鎮傳子制引起的長達四年之久的割據叛亂至此平息。

經過此次兵燹，關中饑荒嚴重，“禁軍或自脫巾呼于道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當韓滉運米三萬斛到達陜州時，德宗竟然喜不自禁地來到東宮告訴太子，“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并遣中使告訴神策軍，“軍士皆呼萬歲”。《資治通鑒》原注曰：

《記·王制》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況日闋無儲者乎!日闋無儲，有以繼之猶可，況漕運不繼，朝不及夕者乎!唐都關中，仰給東南之餫。德宗于兵荒之余，其窘乏尤不可言。觀其父子相與語，亦懲涇卒之變，發之于言語，有不能以自掩者。

由此不難理解漕糧對于德宗政權延續的重要性，更不難體會德宗父子聞訊時喜極的心境。

唐憲宗向被史家譽為“中興”之主，他即位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對內政進行了改革，任用裴度、李愬等賢才，對藩鎮采取強硬的態度，鏟平運河沿岸的藩鎮割據勢力和跋扈軍人，整頓、改善漕運的狀況，保證運河暢通無阻；同時，動用運河通航以后漕運過來的糧食等物質支援削藩，使漕運與削藩互為依托，互為手段，終使唐王朝出現了一個全國短暫強盛的局面，古之史家們譽之為“元和中興”。

中興氣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漕運線路的通暢。然而，多方面的矛盾得不到根本解決，所以“元和中興”僅可視為晚唐的回光返照。

憲宗之后，穆宗即位不久，漕運咽喉之地汴州便發生了軍亂，藩鎮勢力和跋扈軍人阻撓漕運之事又死灰復燃；徐州一地也發生兵亂，“至埇橋，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貲貨，率十取七八”。汴州和徐州的動蕩，嚴重影響了江淮漕運，加重了唐王朝的危機。

唐懿宗年間，龐勛率領的徐州兵控制了徐州，并攻陷了南北交通要沖都梁城(今江蘇盱眙縣)，使江淮物質和糧食不能由運河北運關中，唐王朝已陷入絕境。

唐僖宗時，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敲響了唐王朝的喪鐘，起義軍一度兵圍宋州，斷絕了江淮運河的交通線。其后，時溥又南攻運河和淮河相交之地泗州，運河漕運被完全阻絕。

對此，陳寅恪先生又有一評，他說：“黃巢既破壞東南諸道財富之區，時溥復斷絕南北運輸之汴路，借東南經濟力量及科舉文化以維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傾覆矣。”可謂一語中的。

當黃巢義軍被鎮壓下去，僖宗重返長安之時，迎接他的仍然是林立的藩鎮。從此，運河再也難以發揮那種將政治中心與經濟快速發展的江淮聯系起來的功能，終致唐王朝迅速走向衰敗。

時(光啟元年)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陜，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瑄據鄆、齊、曹、濮，王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于是蕩然。

在這些割據稱雄的藩鎮中，對漕運影響較大的是控制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高駢，他自中和二年(882)始，即已斷絕了這一帶的貢賦；割據淮南的楊行密因與把持中央政權的朱全忠多有矛盾，而“拒抗王師，邀截貢賦，竊據州邑，斷絕梯航”。而朱全忠為奪取唐政權，也不斷截公肥私。總之，唐末各地藩鎮皆自擅兵賦，斷截漕運，使唐王朝在政治上、經濟上處于全面崩潰的局面。

唐王朝后期的興衰史跡說明了一個史實：漕運的正常與否，乃王朝性命攸關的大事，漕運線即唐王朝的生命線。

地方割據勢力以控制漕運達到要挾中央或與中央相抗衡的目的，中央政權則不遺余力地力保漕運暢通，并將保漕與削藩結合在一起。可見，漕運成為中晚唐中央政權與地方割據勢力此消彼長、此長彼消的一個關鍵點。

唐王朝的衰亡與漕運大有關聯，唐王朝的茍延同樣得益于漕運的延續。“安史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變衰的轉折點，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

諸多學者認為，此后的李唐政權之所以仍能維持一個多世紀的統一格局，而沒有立刻土崩瓦解，漕運的維持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這一觀點是切合歷史事實的。

宋代定鼎汴梁。都城的確定考慮了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對于漕運條件的考慮是必不可少的。

唐代韓愈曾說：“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宋以前的統一王朝，多定都于有山河之險的地方，如長安、洛陽。宋太祖也曾試圖定都洛陽、長安，“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

然而，由于長期戰亂對兩都造成巨大破壞，關中地區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加之宋初王朝面臨著諸多具體的問題，因此宋太祖的夙愿并未實現，汴梁成為北宋一直以來的都城。

汴梁，“古所謂陳留，天下四沖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勝足恃”。

戰國時，這里曾是魏國都城大梁所在地，自魏惠王將都城遷到大梁以后，大梁即成為全國著名的商業都會之一。

秦漢之后，雖然各集權王朝的政治中心在關中、洛陽一線游移，但汴梁作為一個區域性城市，仍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五代周世宗統治時期對汴河、蔡河、五丈河的疏浚作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使汴梁的交通及商業迅速發展起來，汴城開始享有“都會之壯”的美譽。顯而易見，10世紀中葉以后，汴梁的地位已上升為全國最重要的城市。

北宋定都汴梁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方面的考量。選擇汴梁為都，不僅因為汴梁是宋太祖陳橋兵變的發跡之地，也不僅僅因為“根本安固已久”，不便于“遽欲遷徙”，還出于宋太祖對宋初政治、軍事形勢的總體把握。除此之外，一個重要原因通常被忽略，即對于都城所需龐大物資供應的考慮。

北宋名臣張方平曾精辟地指出：“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故國家于漕事，最急最重。”

在中國古代社會，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運輸條件的制約，能否有效地利用漕運的形式轉運糧食、供應京師，成為歷代王朝在確定都城時就必須一并認真考慮的問題。

汴梁地處運河與黃河的交匯點，可謂交通便利、貿易興旺的水陸之埠。隨著長安、洛陽的相繼衰落，汴梁崛起。

從經濟地理的角度來說，汴京地處黃河中下游的大平原上，傍依汴水，而汴水又與江淮相接，所以，汴梁擁有四通八達的交通網，對于經濟重心南移之后主要依靠南方漕糧接濟的集權王朝來說，無疑具有建都的優越性。

這正是北宋統治者戰略思想的著眼點，即依靠便利的漕運接濟京師，以供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禁軍。

宋代，在統治者養兵思想的指導下，軍隊達到了空前的規模，政府募集的禁軍與廂軍盡歸中央。如此龐大的常備軍由中央直接統管，使宋王朝徹底實現了軍事集權的目的：

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廈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

但是，如此龐大的軍隊，無疑給王朝中央增加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史稱“所謂宗廟射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道出了漕運與軍事的關系。北宋的養兵思想直接決定了北宋的立國之策。

根據司馬光的記載，宋太祖曾打算遷都洛陽，終因漕運不便，無法屯駐大軍而作罷。宋人對這一問題也多有評說，秦少游認為：

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于京師……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于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

秦氏從當朝的實際出發，直接道出宋王朝建都必須首選交通暢達、物質供應便利之地的道理。

蘇轍則從相反的角度，對北宋王朝的這一做法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于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川之木盡于舟楫，州郡之卒弊于道路。”

從時人的評論中，不難推斷宋朝統治者的一個思路：固國必須依賴大量軍隊，而大量軍隊的生存又必須建立在穩定的物質供應的基礎上，所以，選擇國都當以漕運條件為考慮的基點。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北宋王朝除在京城擁立重兵之外，還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整個王朝衙門重疊，官吏之冗、俸祿之厚，在中國歷史上頗具代表性。由于學術界對這個問題論述已多，本書無須贅述。

需要說明的是，為了供養這個龐雜的冗官群體，北宋政府必須承擔起累累重負。從這個問題出發，北宋王朝設都定京時需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仍是漕運便當與否。

總之，宋人建都汴梁，受制于其集權體制，而多從物質供應方面考慮。王安石認為：“舊不建都，即不如本朝專恃河水。”范祖禹則更為直接地指出：“國家建都于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

北宋建都汴梁之后，確實利用其便利的水路交通條件，大量漕運東南的糧食。據王朝中先生統計，唐代年漕運額最多者為天寶年間的二百五十萬石，張家駒先生則估計唐代中央政權年漕運額最高不過三百萬石。

然而北宋的最高年漕運額竟達七百萬石，較唐代增加了一倍多。可見，北宋政權對于南方漕糧的依賴程度非常之大。

正因為北宋“軍國之費，多出于東南”，所以宋太祖從控制南方漕糧考慮，早在統一戰爭中，就堅定不移地實行了“先南后北”的戰略方針。

曾鞏在《隆平集》中論述汴河的作用時有言：“唯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

汴河成為北宋國都賴以生存的生命線，統治者十分關注這一重要河道的狀況。例如，淳化二年(991)汴河在浚儀決口，漕運受到影響，宋太宗親自冒雨出巡，并對勸阻的大臣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可見，保河即為了保漕，而保證漕糧的運送，是為了保證中央政權根基的穩固。

北宋建都汴京后，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內，確實有效地利用其河運條件，滿足了朝廷依賴江南財源維持龐大軍費開支和奢侈用度的需求。《宋大詔令集》記載：

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歲漕資糧，溢于漢唐。繄經制之素定，有常守而不逾。六路所供之租，各輸于真、楚；度支所用之數，集于京師。

顯然，以汴京為中心的汴河漕運系統發揮了重要的政治、經濟功能，故而張方平有“汴河之于京師，乃是建國之本”之說。近人全漢昇先生也持同樣觀點，認為：“北宋帝國所以以汴京為首都，運河實在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北宋都城的設置，實與漕糧運輸乃至于南方經濟發展態勢有著不容忽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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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圖書

《漕運與中國社會》

吳琦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6年6月

一部講述中國漕運史的經典著作。全書縱貫秦漢至明清，講述了兩千年來漕運制度的產生與演變，以及與漕運息息相關的王朝興衰。作者通過漕運這一“中國大政”，勾連起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系統探討漕運與國家、社會、基層之間的復雜互動，并通過對“鬧漕”“漕訟”等社會現象的分析，呈現出古代社會的立體圖景。本書不僅梳理了漕運與國家的關系，更將視野放在地方，勾畫了漕船運送貨物的漕丁、結成秘密組織的水手、運河經濟帶上的商人等群體形象。書中史料豐富翔實，呈現了漕運與國計民生的關系，更展現了運河兩岸社會的多重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