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通運門到通運門地鐵站“走”了六百年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北京城市副中心報）

　　本報記者 李祺瑤

　　6月，北京地鐵6號線通運門站正式開通迎客。讓大家等了12年才開通的原因，是這座地鐵車站下，埋藏著一座600多歲的古城——明清通州古城墻及甕城遺址。

　　當年，地鐵施工揭開了古城的面紗。本報記者專訪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隊員，揭秘這座地下古城“蘇醒”背后的故事，了解現代地鐵與古代城址“共生”的細節。

車站地下一層，專門預留出的展示空間，搭配展現通運門歷史脈絡的展板，娓娓講述腳下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記者 常鳴/攝

明清通州古城墻及甕城遺址俯瞰圖。

　　抽絲剝繭

　　206個探方揭開通州古城東大門

　　走進地鐵6號線通運門站，寬敞的站廳、造型獨特的“Y形柱”，讓人眼前一亮。車站地下一層，專門預留出的展示空間，搭配展現通運門歷史脈絡的展板，娓娓講述腳下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

　　時間撥回到2011年，為配合地鐵6號線二期啟動施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沿線開展考古勘探工作。

　　“挖到當時定名的新華大街換乘站時，我們在規劃地鐵站東南角的地下土層中，發現了夯土和磚砌遺跡輪廓。”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館員劉風亮是當年的考古項目現場負責人，他回憶，根據考古勘探成果，初步判斷此處為古代城墻與甕城基址，結合《嘉靖通州志》《康熙通州志》等文獻記載，鎖定這里是明清時期通州古城的東城門。即歷史上說的通運門，緊鄰運河水路，是漕糧、商品、人員進入通州和北京的必經之路。

　　而這也是通運門站的由來。

　　為了深挖通州古城的歷史，劉風亮和考古隊員查閱了大量文獻，翻遍故紙堆，將有效的線索抽絲剝繭般地找出來：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代開國大將徐達率軍攻克通州，派大將孫興祖修筑通州城，建四門。其中，通運門位于東城墻上，門外有一個半圓形的甕城，兼具防御與集散功能。

　　2011年9月，考古發掘工作正式啟動。

　　“現在說起來風輕云淡的，當時我們的壓力可不小。”劉風亮回憶，“一方面要保護文物，懷著一種闡釋歷史的責任和擔當；另一方面，我們還要保障城市建設，加班加點是必然的。尤其是田野考古，清晨五六點就要到工地，一點一點剝離覆土，生怕錯過一處細微痕跡、遺漏一段歷史。”

　　“我們一共布設了206個探方，發掘范圍南起新華大街，向北延伸約650米。”劉風亮掰著手指細數，考古隊相繼發掘出東城門、甕城，還有3段城墻等遺跡，“這處遺址格局完整，體量龐大、地層關系復雜。城內道路、鋪地、排水痕跡清晰可辨，印證了通運門這一歷史坐標。”

　　“文物優先”，再次成了一個接一個“破例”的充分理由。2014年12月，北京地鐵6號線二期開通試運營，因遺址保護與車站一體化規劃雙重原因，唯獨通運門站暫緩投用，“所有施工方案以完整保護城墻遺存為前提”。

　　完整還原

　　車轍遺跡定格漕運樞紐盛景

　　過去的12年，考古人員在干嘛？讀懂大地和土壤這本最權威的無字史書。他們依據考古發現、文獻記載雙重印證，揭露了明清通州古城的軍事防御、漕運交通等遺跡，完整還原古城布局。

　　這座600多歲的古城外貌逐漸清晰起來。通州古城東城墻遺存呈“之”字形蜿蜒，東城門位于城墻南部，東側修筑甕城，甕城同樣設有四個門。

　　令考古工作者驚喜的是，在當時的路面上，他們發現了兩道清晰的車轍遺跡。“車轍寬度約10厘米、深四五厘米，斷斷續續延伸10余米，從甕城南門斜向通往通運門主城門，寬度與古代兩輪馬車完全匹配。”劉風亮說。

　　考古人員還還原了這駕馬車的“實況”：古人駕車進城，因為輪胎是從甕城南門向主城東門延伸，所以軋出了一個弧形的軌跡。“可以看出，當時這輛車正在轉彎。受重力影響，一側車轍較深，一側較淺。”劉風亮說。

　　城門內外的盛況也被復原了：江南漕糧、南北百貨沿大運河進京，抵達通州卸船后被搬到岸上，再裝上大車，抵達主城東門即通運門，輸送至通州城內的官倉。劉風亮說，車轍就是明清時期通州作為漕運樞紐的見證。

　　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大量遺跡，進一步勾勒出通州古城的功能分區。

　　“我們發現了修筑在城墻內側的馬道，寬度略大于墻體，建造工藝和城墻一致，夯土外包青磚。”劉風亮解釋，這是古代士兵快速登城御敵的通道，是古代城池防御體系的標準配置。

　　在城墻外側20多米的位置，考古人員發現了數百枚鐵彈丸。“這些是古代使用的炮彈，說明這里經歷過戰火。”劉風亮說，通州作為京畿門戶，歷史上多次遭遇戰事，這些炮彈也從側面說明，甕城和城墻承擔了重要的防御功能。

　　甕城城門下方，有一道磚石結構的排水溝渠。“溝寬二三十厘米，石材鋪底、青磚壘壁，專門用于排出甕城內積水，避免雨水浸泡墻體。”劉風亮說，這套排水系統連通甕城內部，雨水直接排出城外，巧妙的地下排水設計，體現了古人成熟的城市營造智慧。

　　延續記憶

　　銘文城磚成為斷代關鍵物證

　　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在城墻上發現了一些帶有銘文的城磚。其中一塊磚上刻有“嘉靖五年臨清廠精造窯戶孫信”的字樣，成為斷代的關鍵物證。

　　“這塊磚產自山東臨清，沿大運河水路運抵通州，恰好印證了運河的物資運輸通道作用。”劉風亮解釋，磚文清晰標注了燒制年份、產地、工匠姓名等信息，是工匠留下的“防偽標志”，也是當時的質量“可追溯系統”。

　　這段城墻墻體采用的是明清時期典型的“內夯外包磚”工藝——墻體內部為夯土芯，兩側砌筑襯磚，外層通體包青磚。這與《通州志》“外砌磚石，內實土”的記載也完全吻合。

　　“結合城磚上的文字信息，我們可以推斷，修建城墻的時間不會早于嘉靖五年。”劉風亮說，結合地層坍塌堆積情況，考古人員發現，城墻是直接修筑于元代建筑基址之上，夯土中夾雜了明早期的瓷片。這些都進一步將城墻初建年代鎖定在元末明初這個時間點。

　　這一判斷與《嘉靖通州志》等文獻記載高度吻合。

　　此后，通州城的城墻經歷了四次大規模修繕：明中晚期第一次大修，因城墻長期遭受風雨侵蝕、運河水患損毀，所以開展整體性修補；明末第二次修繕，對局部墻體加固；清代經歷了兩次修補，其中，甕城東南角因緊鄰北運河，長期受河水侵蝕大面積坍塌，清代直接在舊墻體上方重新筑墻，遺跡疊壓痕跡清晰可辨。

　　古城墻遺址還出土了明清時期的瓷片。“大部分是景德鎮的青花瓷，有二龍戲珠紋、‘喜’字紋、‘福’字紋等。”劉風亮說，雖然完整的瓷器不多，但這些瓷片足以證明通州作為漕運樞紐，與南方的貿易往來是何等密切。

　　2014年，中國大運河在第三十八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而明清通州古城墻及甕城遺址的一系列發現，無疑是大運河這一文化遺產價值的重要實物佐證。

　　從通州古城東大門“通運門”到地鐵“通運門站”，城市記憶完成延續，“通運”二字承載的樞紐使命未曾改變。

　　古城門“沉睡”半個多世紀，重新“開啟”。還有一個彩蛋，通運門站內已預留好專屬的展示空間——未來，隨著甕城遺址博物館落成，明清通州古城墻及甕城遺址將在這里原址重現，實現“在車站里逛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