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劍平：先秦諸子的戰爭觀與戰爭方略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連綿不絕的爭霸戰爭，使得全體民眾陷入深度的恐懼之中。諸子作為學術精英，也對戰爭現象展開深度思考，并積極尋求合理對策。先秦諸子固然希望實現“改制救世”的理想，但也不得不立足于現實，深入地研究戰爭現象和軍事問題。對于戰爭的不同態度及不同的功能訴求，恰好能夠折射出諸子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情狀。

關鍵詞：諸子戰爭觀戰爭方略理想現實

文章出處：《孫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簡介：熊劍平，國防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中華思想通史·春秋戰國卷”（20@ZH026）的階段性成果。

春秋戰國時期，爭霸和兼并戰爭連綿不斷，社會各階層都深感恐懼，執政精英和知識階層也對戰爭問題進行深度思考，積極尋求對策。先秦諸子以“改制救世”為著述目標，自然也會對戰爭現象和軍事問題有深入研討。這些論述既體現出他們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掙扎，也對兵家思想形成了很好的補充。

一、戰爭觀念：不同態度和取舍

先秦諸子首先是對戰爭的態度和認識上都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也就此決定了“先秦諸子軍事思想的不同面貌”。矛盾的態度和不同的取舍，都能折射出諸子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情狀。

身處戰爭頻仍的亂世，先秦諸子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戰爭所帶來的直接威脅。但是，大家對于戰爭的認識和態度存在著較大差別、判如霄壤，有反戰、主戰、慎戰等。也有思想家區別對待各類戰爭，思考戰爭與和平、人性與道德等深刻的命題。反戰如墨家，積極研究戰爭，甚至主張通過出色的防御戰爭來抵抗外敵；積極主戰的則是法家，致力于兼并諸侯；以孫子為代表的兵家，始終關注安國全軍之道，將探討戰爭現象和軍事問題視為一種專門之學，同時，推崇慎戰，追求“以戰止戰”。儒家與道家中的重要代表，對于戰爭和軍事問題的態度則更為復雜，而且還會針對不同的戰爭在認識態度上出現差別。

基于“兼愛”這一理念，墨子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非攻”的主張。為了說明戰爭行為屬于不義之舉，墨子使用盜竊和殺人行為來進行簡單的類比。他指出，“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與殺人這種個體行為相比，戰爭是一種集體行為，自然也會因為殺死成百上千的人而更多地獲罪，正所謂“必有百死罪矣”。為說服主戰派，《墨子》還模擬與他們的激烈辯論，借以闡發其態度鮮明的反戰主張，還以智伯因好戰而滅亡為例，指出：“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兇，既可得而知矣?！敝遣谴呵锬┢跁x國的執政大夫，在聯合韓、魏攻打趙氏的過程中反倒被他們聯手發起反擊，最終走向滅亡。在墨子看來，戰爭除了會像智伯那樣帶來自身的損傷之外，還一定會剝奪無辜百姓的應得利益，即“奪民之用，廢民之利”。因此，墨子旗幟鮮明地反對各類戰爭。在墨子看來，戰爭根源就在于少數統治者的個人私欲極度膨脹，他們為了滿足這種欲望而不擇手段，鋌而走險。因此，如果想要徹底地消除戰爭，只能寄希望統治者明曉事理，不再發起或推動戰爭。為了實現反戰和停戰，墨子甚至以鬼神警告好戰分子不要違反天意。墨子強調，統治者只有遵從“天、鬼、百姓之利”，才能達成“知者之道”。我們如果整體打量《墨子》的戰爭觀，發現其中都貫穿了“義”，“兼愛”和“非攻”都以此為依憑。至少通過《魯問》篇也可以看出，墨子通過殺人行為和戰爭現象的類比分析，強調這些都是“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的惡行，應該立即停止類似舉動，確?！叭ダ×x”。

以墨子為代表的部分諸子，之所以堅定地反對戰爭，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戰爭造成的巨大破壞。他們更多關注戰爭的消極面，從而忽視了戰爭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并且無視了正義戰爭對于誅伐無道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因此也不能算是完全合理。即便是在先秦，已有《呂氏春秋》對墨家這種無差別的“非攻”主張提出嚴厲批評，即：“無道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在其看來，戰爭也有正義的一面，比如通過戰爭可以誅殺暴君和拯救苦民，因此不能被全盤否定。本著這一邏輯，《呂氏春秋》進一步指出，戰爭的發起，必須要首先確?！皫煶鲇忻?。由此出發，《呂氏春秋》同樣是追求達成“義兵制勝”，即：“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由此可見，先秦諸子對于“義”有著共同訴求，至于出現上述不同的觀點，則需另尋原因。比如，上述兩部經典編撰時面臨的不同環境，以及由此而帶來的不同立場等。

春秋末期的哲人老子也思考戰爭的危害性，也有反戰表述。當時老子面對的環境是爭霸戰爭愈演愈烈，老子認為用兵會有嚴重惡果。比如軍隊所到之處荊棘叢生，便是一種還報。大戰之后迎來的兇年也是還報，“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老子進一步指出，甲盾、戈矛及戰車等兵器，都不是“君子之器”，是“不祥之器”。所謂“戎馬生于郊”，也是天下無道的反映。由此出發，老子嚴肅地告誡人們應該始終心存戒懼。即便打了勝仗，也應“以喪禮處之”，萬萬不能狂妄自得。因為戰爭是暴力行為，即使通過戰爭解決了爭端，仍屬無道行為。這是老子對于戰爭的基本認識。當然，其積極研究探討戰爭謀略，并與孫子等表現出趨同性，乃至在政治領域也推崇謀略，則是另一個論題。

還需要關注道家學派中隱逸派代表莊子的思想。他也并不是片面地反對一切戰爭，而是強調戰爭應符合天時并順應人性，尤其需要得到民眾支持，即：“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莊子批評宋钘和尹文學說，表達出“不可去兵”的主張。另外，他還借徐無鬼之口進一步申論“為義偃兵”的危害：“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庇纱丝梢?，莊子并不是單純地反對戰爭，只是道出了兵不可恃和不能好戰的道理，堅決反對窮兵黷武。他指出，過度迷信武力的統治者必然會招致滅亡，即：“圣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在道家中，也有不少持類似莊子的上述主張，這可以從《黃帝四經》中看出。該書強調，國君應秉持文德，杜絕為謀私利發動戰爭的行為，更不能窮兵黷武，這些行為必然造成“費多而無功”。但同時主張，必要時需果斷運用戰爭手段，正義凜然地討伐那些喪盡天理的國家，稱贊這種行為是“因天時，伐天毀”，“令行天下而莫敢不聽”。也可以說，《黃帝四經》強調戰爭需要做到順應天道，這與莊子的觀點相近。

從以注解老子思想作為主旨的《文子》中，能看出對莊子的部分響應，但《文子》還是通過注解老子，表明自己對于戰爭的態度?；凇胺诘?，不服于力”的理念，作者同樣反對戰爭，而且還論證“好戰者亡”，即：“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蔽淖邮紫仁菍馉幀F象進行分類，相信高舉“義兵”的人才能實現王道，即：“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焙茱@然，這一思想與儒家也有相似之處。文子也強調“兵者兇器”，指出“好用兵者亡”等道理，實現對于老子的注解。作者進一步指出，國君不能依靠戰爭行動來解決矛盾，否則往往會帶來禍患，也即：“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兇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敝挥型菩腥柿x之舉，才能贏得人心并贏得天下，因此君子只能“務德”而不能“務兵”，也即：“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鄙鲜鏊枷胫鲝垼瑢崉t也與儒家非常接近，藉此也強調“義兵”的重要性，認為戰爭需要實現“存亡平亂”的目標。如果通過戰爭來傷害無辜，保全不義之主，就一定會帶來深重災難?？梢娢淖訉τ趹馉幉⒎峭耆穸?。

儒家秉持仁義理念，區別對待不同性質的戰爭。比如孔子不是一概否定戰爭。對于管仲輔助齊桓公發起的爭霸戰爭，孔子指出其保衛華夏文明的積極作用，也留下著名評語：“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而且，孔子還贊賞管仲：“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當然，孔子也強調“民無信不立”，認為過度或無端的軍備都可以去除，“足食，足兵”并非急務。

孟子總體持“非戰”主張。孟子認為，依靠戰爭的霸道是“以力服人”，不長久，“春秋無義戰”的名言也早為人熟知。孟子推崇“以德服人”的王道，可讓天下人都保持心悅誠服，也即：“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更加認可“仁”的作用，強調“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孟子還借孔子之口強調仁者才能實現天下一統的目標，“國君好仁，天下無敵?！?/p>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也反對霸道，大加贊揚王道。荀子指出，王道遵循圣王的制度，能夠實現“富國”和“厚民”，也能夠興利除害。如果想要國家真正走向強盛，就必須致力王道，達到“力術止”“義術行”。荀子積極探討軍事問題，更主張“常以仁義為本”。這都與孔孟并無二致，只是荀子更側重于對禮義的強調，通過“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等闡發，提醒人們應當隆禮重義。在荀子看來，楚國之所以被秦國打敗，也說明堅甲利兵不足為據，隆禮才是強國之本。荀子將戰爭分為“以德兼人”“以力兼人”和“以富兼人”三種，認為只有第一種，即“以德兼人”，才能確保疆土鞏固、民心歸附。

儒家思想在中國歷代都有重要影響，但老子的“非戰”觀念影響更為深遠，有不少政治家和軍事家反復用老子的“不祥之器”來評判戰爭。比如《尉繚子》說“兵者，兇器也”，《呂氏春秋》也強調“凡兵，天下之兇器”，《管子》也說“兵事者，危物也”等等。老子“不祥”的評判更多來自感性和直覺，《管子》等書則有意進行較為深入的理性探討，比如通過“四禍”和“四患”來進行闡釋。所謂“四患”是指：“貧民傷財，莫大于兵；危國、憂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彼^“四禍”則包括“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等。戰勝一方雖能侵占他國土地，但生產力會被破壞，經濟崩潰，因此這種戰勝不足為道。

《管子》集中展示了管仲學派的思想，他們認識到戰爭具有危害的一面，但仍在積極主戰，視戰爭為實現圖強爭霸的工具?！豆茏印分赋觯骸胺虮m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币簿褪钦f，戰爭是所有執政者都必須正視的現實問題。如果希望確立霸主地位，那就必須重視并借助于戰爭，即“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當然，管仲學派也有追求理想的一面，同樣重視“義”，即“成功之事，必順于理義”?！豆茏印氛f“不理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又說“不時而動，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勝或敗取決于“義”。而且，管仲學派強調“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落實在用兵原則就是“義于名而利于實”，強調“立義”，以“義”作為號召，作為基本手段，都是追求理想的體現。

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堪稱主戰派代表。商鞅主張并推進農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一切事務都是圍繞“強國”和“興兵”而展開，也即：“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鄙眺闭J為，只有使得全體人民集中力量從事耕戰，才能真正達成富國強兵的目標，才能真正地成就霸業，“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后得其所樂”。韓非子也強調農戰，比如《初見秦》中結合歷史上的典型戰例，細致分析各國的形勢，主張適時發起統一戰爭。韓非強調“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從中可以看出他肯定戰爭的態度。需要注意的是，《解老》篇主張，“有道之君，外無怨仇于鄰敵，而內有德澤于人民”。這與其積極主戰的態度似有矛盾，也許只是出于解釋老子思想的需要。因為其他篇章明顯地與商鞅的主張保持一致。在積極主張農戰的同時，韓非反對儒家的仁義思想，認為宋襄公身上出現的禍患正是來自他不當施行仁義，正所謂“慕自親仁義之禍”?！段弩肌泛汀栋苏f》等篇，韓非子總結古代戰爭觀的演進規律，指出“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的特點，在闡釋“以力勝人”戰爭觀的同時，也展示出其積極主戰的立場。

主張慎戰的思想家，以孔子、孫子、晏子為代表?？鬃訌娬{，戰爭和齋戒、疾病等相似，都需小心謹慎對待，即：“子之所慎，齊、戰、疾?！笨鬃舆€指出，如果已經面對民心離散的危局，統治者還發動戰爭，必然會“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作為兵家的代表，孫子的思想主張也耐人尋味。在十三篇的開篇，孫子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甭撓怠痘鸸ァ菲龋梢钥闯鰧O子強調，戰爭需要實現安國全軍，“非危不戰”。孫子描述了“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等災難性場景，也發出“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等警示，是為了提醒人們積極備戰和慎重求戰，且堅決反對窮兵黷武。《晏子春秋》也主張慎戰，以湯、武用兵等為例，說明統治者推行仁義的重要性，主張推進那種討伐無道的戰爭，從而與儒家相對更為接近。書中還借助模擬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反復強調“仁義”和“道義”的作用，如果濫用武力，將釀成“用兵無休，國罷民害”。

二、戰爭目標：不同層級的設定和追求

先秦諸子在進行戰略構想或目標設計時，有著不同的境界追求，有學者總結為構筑理想境界和講究實際操作功能這兩種傾向。理想境界，實則是以最小代價獲取最大利益，乃至追求“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這種境界往往無法達成，因此需要同時做好戰爭準備，使用戰爭手段擊敗對手。這正是孫子在《謀攻》篇中所總結的“全勝”與“破勝”。立足于現實，又試圖最大程度地伸展理想，因此會有不同層級的目標追求和設定。

如前所述，戰爭雖是爭霸圖強的重要手段，但也具有巨大的破壞力，故先秦諸子大多對戰爭持謹慎態度。孫子將“不戰而屈人之兵”視為理想境界。孫子希望借助“伐謀”和“伐交”，來實現“全勝”。與孫子相似，《管子》也多次表達了“至善不戰”的觀點，如：“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痹偃纾骸皵祽饎t士罷（疲），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疲）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痹凇豆茏印房磥恚瑧馉師o論輸贏，都不可避免地會對國家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所以軍事家應該將“不戰”作為至高境界，尤其反對以巨大代價換取勝利，反對“以兵獨攻而取”?！豆茏印窂娬{“慎謀乃保國”，追求“全勝而無害”，這種“至善不戰”的主張，幾乎可視作孫子的翻版。老子積極主張“不爭”，與“至善不戰”的目標追求上有一定相似性。老子贊成“以道佐人主”，并反對“以兵強天下”，他以“柔弱勝剛強”哲學理念，主張以迂回曲折的辦法來解決紛爭。因此老子希望以“不爭”來達到“爭”，將“取天下常以無事”視為最可取之法。老子雖說反對戰爭，卻研究戰爭并提出了卓有特色的戰爭謀略，甚至是“以戰爭為例來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老子的矛盾心態堪稱諸子論兵的典型。從思想源頭考察，“至善不戰”的思想主張，包括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老子的影響。當然，也有學者認為這一思想主張的誕生，是受到管仲的直接影響。管仲善于運用“予之為取”的“伐謀”之道，深刻體現出對“至善不戰”的戰爭境界的追求。鈕先鐘在探討孫子軍事思想的源頭時說：“孫子齊人也，他的書雖未提到管仲的大名，但可以暗示其伐謀、伐交的觀念很可能是以管仲的經驗為范式。”在比較孔子與孫子軍事思想的異同時，他進一步明確了這一看法：“他們的思想都與管仲有相當微妙的淵源。在《論語》中可以找到直接的證據，在十三篇中雖無直接證據，但還是可以感覺到強烈的暗示?！蓖瓿蓪苤偎枷胙孕械耐诰蚝蛡鞒校枪苤賹W派的重要任務。管仲學派對于“至善不戰”這一思想主張有所繼承，同時也有所發展。不僅要回答為什么“不戰”，即“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同時也指出了實現路徑，即“四者備”，此即所謂實力營建；如果未能實現，還需設計預案，即“其次一之”。因此，《管子》的探討，不僅將“不戰”說進一步系統化和理論化，同時更明確了戰略層次的不同追求。

道家著作《鹖冠子》借武靈王與龐煥的對話，深入探討了“不戰而勝”。武靈王問龐煥，“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愿聞其解”。龐煥認真回應，認為實現“不戰而勝”的目標至少需要做好“用計謀”“因人事”和“戰克”這三個步驟?！坝糜嬛\”是前期準備，一定要充分使用謀略：“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哆暴驕恣。”第二步則是“因人事”，即“結幣帛，用財貨，閉近人之復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第三步則是靜等戰勝對手的時機出現，即“其國已素破”，抓住時機迅速發兵攻打，即“兵從而攻之”。由此可見，在《鹖冠子》看來，所謂“不戰而勝”其實還是需要發起戰爭的，只是前期需要充分運用謀略，后期需要戰勝對手的時機。在《鹖冠子》中，“不戰而勝”其實是戰爭的一個常態化設計，是每個將領應該孜孜以求的目標。為了說明這一道理，作者還用勾踐滅吳的戰例對此進行說明，而且認為“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蛾幗洝贰兑剐小贰短煳洹房赡芏际枪糯鴷?，因為已經失傳，更多信息已經無法知曉，但都是將“不戰而勝”作為目標。

孔子贊揚管仲“不以兵車”，啟示儒家門徒繼續圍繞這一目標進行探索。孟子批評霸道，追求王道，指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在孟子看來，王道是最高戰略目標。孟子對影響戰爭勝負的各個要素進行比較，認為人心向背和內部團結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最關鍵因素，正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據此而主張“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這里的“不以兵革”，幾乎是孔子“不以兵車”的翻版，同樣追求不戰而勝。為了確保這一目標的實現，孟子強調統治者應該首先重視仁義，因為“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而且可以始終處于戰勝的一方：“仁人無敵于天下。”在孟子看來，推行仁義不僅能夠戰勝強敵，而且是統一天下的必備手段：“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為了說明這層道理，孟子也進行了大量的古今對比，認為以德服人的王道更為可取，以力服人的霸道只能等而次之。至于諸侯大夫破壞規則，紛爭四起，應視為歷史的罪人。孟子說“春秋無義戰”，也正是基于這一邏輯。既然是“仁者無敵”，孟子也希望梁惠王施行仁政，因為這樣才能“王天下”。即便是弱小國家，只要統治者推行仁義，也可以做到無敵于天下。在孟子看來，商湯之所以能做到“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也正是因為他推行了仁義?；凇叭收邿o敵”的理念，孟子也主張用仁愛的感召力征服對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借此機會，他對戰爭手段進行了批評：“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孟子還認為，“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針對這一主張，歷來有人批評其迂闊，其實他也是在試圖找出“不戰而勝”的理想路徑。在孟子身上，理想與現實或有脫節之處，但也真實展現出當時思想家的矛盾心理。

王道和霸道是兩個不同境界的戰略目標，牽動著當時的儒者對其進行探討，而且逐步走向深入。雖然不能將其與孫子“全勝”和“破勝”這兩重境界進行簡單類比，但也能看出儒家的戰略目標選擇。荀子贊成王道、反對霸道的主張，可見諸《仲尼》《王制》《王霸》《議兵》等篇。在荀子看來，如果遵循圣王的制度，就能富國厚民和興利除害。荀子首先指出，儒家的傳統是否定霸道：“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敝匀绱?，是因為霸道只是實現征服，無法真正贏得人心。荀子指出：“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斗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王道完全與之相反：“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p>

荀子進一步指出：“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二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矣?！痹谲髯涌磥?，如果推行禮義，就可以使強敵變得順從，不僅是“國定”，而且是“天下定”。他所描述的這一境界，其實也與兵家所追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具有相似之處。不僅是“不戰而勝，不攻而得”，而且是“甲兵不勞而天下服”，這仿佛又朝著孫子的目標往前邁進一步。荀子的思想中其實有三重境界，即“王”“霸”“強”。并且，初設目標不同，最終結局也有不同：“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強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比绻毦科饋?，孫子其實也有全勝、破勝和戰敗這三種不同結果。全勝和破勝是就勝利而言。荀子“王”“霸”“強”也可以與孫子大致形成對應。用“強”，雖能逞強一時，最終卻會“累多而功少”，“用強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用“霸”則能取得稍好效果，卻也不是上選：“彼霸者則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后漸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糾之。”只有用“王”是最理想境界。如果要實現王道，不僅需要“不戰而勝，不攻而得”，還需要“甲兵不勞而天下服”。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考察，荀子其實還有“王、霸、安存、危殆、滅亡”這五等分法，也是以王道為最高目標。荀子認為，國家走向強盛，就必須要行“勝人之道”的王道，真正確?！傲πg止”和“義術行”。

荀子的思想主張對于戰國歷史走向也有重要影響，對于“強”的選擇，即“欲強而強”的理念，因為更加關注現實和更接地氣，因而成為他的兩位著名弟子——李斯和韓非的思想指南。相對于孟子，荀子有著更加務實的選擇，理想與現實有脫節之處，但尚且能自洽。

三、戰爭方略：不同的手段設計和運用

因為對戰爭行為有著不同認識和不同的功能訴求，先秦諸子在戰爭手段上也有更加多變的設計，其中不少內容都對兵家形成了很好的補充，并為后代兵家所吸收和借鑒。在戰爭觀念和戰爭目標設定上，先秦諸子大多有理想與現實的區別，一旦落實到戰爭方略的設定，則基本都是立足于殘酷的現實，在戰爭手段的設計和運用上努力地有所作為，甚或會在一定程度上拋棄原有的理想。

積極地反對戰爭，卻又被迫深入地探討防守戰術，這是墨家學派生逢亂世又懷抱救世理想的無奈選擇，以至于我們不得不視墨子為專研防守戰術的軍事家，而且是大師級的代表。秉持“非攻”理念的墨子學派對防御之法，尤其是守城之法，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一點對于更強調進攻戰術的孫子等兵家而言，形成了很好的補充。除此之外，墨子學派還在軍事技術，尤其是守備器械的創新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備城門》是墨家研究城池防守戰術的代表性作品，探討了如何在劣勢情況下，利用高城深池來抵御敵人的進攻。墨家研究各種攻城器械，針對性地做好防范，同時也強調結交鄰國：“又得四鄰諸侯之救”。墨家學派還強調應針對不同情況，做好針對性的防守。比如，《備高臨》主要探討了敵人采用居高臨下之勢攻城時應采取的守城戰術，《備梯》則主要討論如何對付敵人用云梯攻城，《備水》主要研究如何防止敵人以水攻城，《備穴》主要討論如何防備敵人用挖隧道來攻城，《備蛾傅》則研究如何對付敵軍憑借人多勢眾、驅趕士卒如蟻附般攻城的防守戰術。一旦有敵軍突破防線或攻破城墻，墨家也總結了多種針對性預案，即“充灶伏柴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而熏之”。墨家還強調，在敵軍發起攻城戰之前，守城一方應提前做好充分的動員工作。《迎敵祠》主要總結迎敵之前的各種祭祀規則，包括對巫師和卜師的態度，誓師大會的組織形式等，同時也對各級將士的職守及其他有關布防注意事項予以明確。

法家對“兵強戰立”的現實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因此法家以更多的精力探討治國，但也將研究軍事問題作為己任。尤其是商鞅，不僅僅是著名的政治家，同時還是一位軍事家?，F存《商君書》中也有《戰法》《立本》《兵守》等篇探討戰爭策略。在《戰法》篇中，作者指出，戰爭發起之前要注意激發斗志并考察敵情，即“論敵察眾”“兵敵強弱”。當戰爭發起之后，則注意遵循兵法的基本原理——“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也即合理展開追擊，確保大軍不會進入險境?！侗亍穭t集中論述了守城之道，同時也強調了防守戰法的重要性。商鞅指出，“四戰之國貴守戰”，因此需要認真研究防守戰術，合理分配兵力。韓非子很多觀點都與商鞅保持一致，積極主張農戰，并對戰術問題有所關注。韓非子對老子也有深入研究，在《解老》《喻老》等篇借助老子的智慧申論戰爭謀略。比如，他借春秋末期吳越爭霸等戰例，說明“柔弱勝剛強”的道理。用晉人伐邢的戰例，說明選擇合適決戰時機的重要性：“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他又用智伯滅亡的案例，說明了“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道理。韓非子認為，戰術選擇一定要首先基于自身實力展開，而且要注意追擊的時機。故此，他借助闔廬攻郢的戰例，強調“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贝送猓€用狡兔和良犬的關系，說明諸侯國存亡對于各國之間戰略態勢的影響，與此同時也強調“義于名而利于實”，既能打造正義之師的形象，又能獲取戰爭利益。

《管子》大量探討戰術思想，對奇正、虛實等論題都有深入探討，相比兵家毫不遜色。《管子》基于“以力勝人”，提出了“量力而知攻”的原則?！豆茏印ぐ匝浴分兄赋觯骸吧乒フ?，料眾以攻眾，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眾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弊髡邔ⅰ傲苛Α本唧w化為如“料眾”“料食”和“料備”，更加深入地探討戰勝之道?！豆茏印分鲝垺坝柚疄槿　?，也是一條重要的爭霸策略。通過給予諸侯利益，使得其與己方交好，甚至聽從己方指揮，更加有利于己方爭霸戰略。《管子·霸言》中對此也有具體提及：“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予，有所詘（屈），有所信（伸）?！边@里的“有所取”和“有所予”，以及“有所屈”和“有所伸”，都是強調放棄局部利益而照顧整體利益，做到有所為而有所不為?！豆茏印び坠佟分姓f“定依（正）奇勝”，這其實是對“以奇用兵”的沿襲，本質是超越常理，從而實現出奇制勝?！豆茏印窂娬{，“逕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边@些都是在強調進攻的突然性。不僅如此，《管子》還強調戰爭之前要努力掌握敵情，并進行實力分析和對比，確保做到“計必先定”，即：“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后兵出乎竟（境）?！薄坝嫳叵榷ā钡闹鲝垖笫辣鴮W影響很大，為中國傳統兵學的可貴品質之一?！稘h書·藝文志》中，“先計而后戰”是“兵權謀”學派的重要特點，“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后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薄段究澴印芬渤诸愃埔娊猓骸坝嫴幌榷ǎ瑧]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宋代名將岳飛總結用兵之道也強調，“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可見，“計必先定”漸已成為歷代兵家的共識。

道家始祖老子被許多人視為兵家。唐人王真指《老子》“未嘗有一章不屬意于兵也”。老子推崇“柔弱勝剛強”，并對柔弱一方的取勝之道進行了多方探討。他總結的權謀之術中也有“予之為取”的策略：“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這部道家經典，稷下學派中的道家想必曾經熟讀。《管子》中所說的“有所取，有所予”，和老子的“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在基本理念上都保持著一致。老子還指出，“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在老子看來，大國和小國之間能否和睦相處，關鍵就在于處理好利益得失問題。大國如果希望控制住小國，就必須甘于做出犧牲和讓步。老子深刻的哲學思想，尤其是“不爭之爭”和“以弱勝強”的謀略思想，都對軍事家們構成了深刻影響?！耙云嬗帽钡闹鲝?，老子也曾提及。這位哲人在談及治國與用兵的區別時，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這對后世同樣產生了深遠影響。孫子繼續高舉“以奇勝”，強調“兵以詐立”和“兵者，詭道也”?！霸幍馈睘楹诵牡膽馉幹\略和“以奇用兵”等主張，始終被歷代軍事家們奉為圭臬。

《文子》以闡釋老子思想為主旨，除了在戰爭觀念上對老子有忠實繼承之外，也重點闡釋了如何以弱勝強，并在很多思想方法上與老子一致。《文子》認為，柔弱一方需要先贏得人心支持，再謀求霸王之業：“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薄段淖印吠瑯诱J為推行仁義可以贏得人心。如果沒有贏得廣泛支持就貿然發起戰爭，只能迎來危亡局面。順應老子的邏輯，《文子》強調守弱的益處，并指出了用強的害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上，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弊髡吲e出戰爭獲勝的幾個重要因素，如廟算、法紀、民心等，認為人心向背是影響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因此強調“因民之欲，乘民之力”。同時，作者大量討論奇正之法，“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

漢代將先秦時期的兵學著作分為“兵四家”，也即四個兵學流派，“兵形勢”是其中重要一種。兵家注重形勢，重點關注力量的生成與運用。《孫子兵法》中有《形》篇和《勢》篇，重點探討這一論題?！豆茏印分幸灿小缎蝿荨菲?，主要討論用兵之術?！段究澴印返缺鴷m說沒有專門論述“形勢”的專篇，同樣對這一論題給予高度關注?！尔i冠子》也結合陰陽理論討論形和勢的利用問題，認為施展戰爭謀略的要訣，就是把握住作戰時機，注意避實擊虛：“出實觸虛，禽將破軍。發如鏃矢，動如雷霆。暴疾搗虛，殷若壞墻，執急節短，用不縵縵?！弊髡哌M一步指出，戰勝敵人的要訣是遵循“道”的規律：“兵之勝也，順之于道，合之于人?！边@里的“順之于道”，強調的也是把握好“勢”：“在勢，故用兵有過勝。”

《鬼谷子》被不少人視為縱橫家的理論著作，其中既有游說技巧的總結，也對謀略之術有深入探討。《鬼谷子》論謀略，注重實用，也強調順應時勢，與孫子等兵家的軍事謀略相映成趣?！垛韬稀菲鶕扳韬稀焙汀稗D化”的規律，強調根據情勢確定計謀的道理：“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制。”雖說作者重點探討的是游說之道，但因為深諳兵學原理，他對“形勢”的理解也與兵家非常接近，“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稱銖”。這里的形勢和虛實等，明顯對兵家有所沿襲，“以鎰稱銖”則引自《孫子兵法·形》篇。作者指出，“故神存兵亡，乃為之形勢”。也就是說，是否知曉形勢并懂得變通之道，關系到軍隊的生死存亡。《鬼谷子》在探討游說技巧時，往往需要將游說對象比作敵兵，這時同樣需要關注雙方所處形勢并時刻關注強弱態勢的轉換：“無間則不散勢，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勢分矣。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薄豆砉茸印穼τ凇皠荨币灿兄约旱睦斫夂涂偨Y：“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笨梢?，作者關注“勢”，不僅是因為戰爭需要時刻注意“因敵變化”，更需要關注形勢是否朝著有利于己方的方向發展。如果對照孫子“勢者，因利而制權也”的解讀，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

《呂氏春秋》試圖兼容儒墨，對于戰爭行為并非全盤否定，反而是打著“義兵”的旗幟，積極推進統一戰爭。這一態度與好戰的法家明顯相近，在研究具體戰術方面比法家更為深入。孫子“因敵變化”的理念，也為《呂氏春秋》所繼承和闡發。在《慎大覽·貴因》中，作者首先強調，“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接下來，作者借周武王伐商的戰例進行了更為充分的揭示。因為周朝處于弱勢，武王伐商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不停地偵察敵情，根據雙方態勢的轉換，尤其是對方的形勢變化，及時地調整戰略方針。武王不停派出斥候深入敵國展開偵察行動，陸續得到“殷其亂矣”“其亂加矣”或“其亂甚矣”等情報，于是下定征討的決心。在大軍出擊的路上，周武王仍然在持續關注商朝，并適時調整策略，最終取得伐商之戰的成功。武王的成功秘訣，就在于他能夠始終做到因敵變化，作者因此總結道：“揚其義，成其功，因也?！痹趯@一戰例進行梳理和總結之后，作者指出“故因則功，專則拙”，將“?！焙汀耙颉钡牟煌Y果進行對比，進而得出“因者無敵”的結論。也就是說，戰爭決策需要順應時勢的變化，及時地進行調整，確保己方立于不敗之地。

最后需要述及的是陰陽家和兵陰陽學派。陰陽五行思想的起源，不少學者推定為西周末期。《國語·鄭語》載史伯語曰：“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到了春秋時期，已經“流行五行方位圖式”。五行不僅在春秋時期出現，而且“已經和干支時日相結合，形成了復雜的體系”。從《國語》《左傳》中，我們也不難看到這種“五行”模式的語言痕跡。在中國古代，兵家也曾借助于陰陽五行理論來豐富和發展自己的思想體系，因此包括神鬼之類方術和巫法等，在兵家也不乏用武之地。這類兵家通過研究陰陽理論觀察天候、地理等情況，并且用于軍事實踐，而且歷代都有軍事理論家前赴后繼地對其進行投入研究?！稘h書·藝文志》將先秦兵家分為權謀、形勢、陰陽和技巧四種，且對兵陰陽有著明確界定：“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作為兵家學派中一個非常獨特的門類，兵陰陽的理論中，有不少內容充分關注天時和地利，其中也包含有對自然科學知識的重視，但也大量摻雜五行思想和神鬼論，具有“假鬼神而為助”的特點。人們經常批評中國兵學摻雜封建迷信，甚至“恒與術數相出入”，與“兵陰陽”大量充斥其中不無關系。因此，對于陰陽家和兵陰陽糟粕的一面也需要有客觀認識。

結語

春秋戰國時期，豐富的戰爭實踐為軍事家們深入思考戰爭問題提供了足夠數量的素材，軍事思想也由此而獲得快速發展?！鞍偌覡庿Q”的現象，也在軍事理論界存在。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先秦諸子對戰爭表現出矛盾而又掙扎的態度。他們既反對戰爭，卻也對戰爭謀略有著深入探討，尤其是在“道”的層面有著獨到貢獻。先秦諸子的戰爭觀與戰爭方略與兵家存在著相通之處，具有較強的現實價值。他們的思考與總結都對中國傳統兵學的發展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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