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重慶烈士陵園館長寫信詢問老農：請問您與江姐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
1953年7月的一個悶熱午后，四川榮縣的縣城操場擠滿了旁聽群眾，主席臺上站著一排被押的罪犯，其中一位二十八歲的精瘦男子低著頭。他叫黃茂才，公審布告把他列為“原國民黨特務，殘害革命烈士的劊子手”。唾罵聲、石子、破鞋子一起飛來，木訥的眼神中卻看不見恨意，更多的是茫然。
圍觀人群并不知情：就在不到五年前，黃茂才曾冒險把一封薄薄的紙條塞進女牢的飯碗底，紙條上寫著“外圍聯絡已接通，速籌藥品”。落款是那個在江北小南門診所寫過無數地下電文的名字——江竹筠。那一刻，二十三歲的少尉看守已不再是單純的監視者，而是潛伏在牢門里的一條“暗線”。
追溯更早，1946年冬天，川西平原新兵抓丁傳得人心驚。半邊山村里，黃母攔住遠房表親劉重威，“娃兒瘦，進兵營怕是活不下，你在公署做事，能不能想法子？”劉重威當時是川康綏靖公署二處副處長，特務系統正缺年輕人。幾周后，一紙錄取公文把黃茂才送進重慶的警察訓練班，四個月后配槍、授少尉銜，分到渣滓洞。
監獄生活比訓練班壓抑得多。白天抄寫訊問記錄，夜里巡房。黃茂才最先注意到的，是女牢里總響起輕聲抗議：“高墻擋不住信念。”這種口號在他耳里怪異又新鮮。一次巡房，他看到江竹筠被提審回來，襯衣破口處鮮血滲著，仍昂首走過走廊。那雙眼睛不躲不閃，像在提醒他：這個世界還有另一種選擇。
矛盾從那一夜開始發酵。曾紫霞被鞭打后高燒，醫囑需要磺胺粉。監獄藥房空空，外采需層層審批。黃茂才趁替換崗的十分鐘，把一包藥藏在飯桶夾層遞了進去。曾紫霞輕聲說：“多謝，但你會被發現。”他壓低嗓音，“活路自己找，別聲張。”僅此一句，卻成為雙方信任的開端。
“老黃，你就不怕被抓嗎？”曾紫霞后來再次試探。黃茂才笑得苦，“怕，可更怕良心不安。”簡單對話讓江姐點頭，她在隨后寫下小紙條稱呼他“自己人”。從那以后，棉衣、書頁、甚至監獄外的醫學院聯絡信都通過他這條縫隙流轉。年底，獄中同志想在除夕晚弄場聯歡，他繞開值星，替女牢借來一只壞留聲機，牢墻里第一次響起《松花江上》，歌聲微弱，卻讓全部號房沉默片刻后爆發掌聲。
1949年11月14日凌晨，山城寒雨。江姐被押往歌樂山刑場之前，把寫滿兒子乳名的小信封交到他掌心。她只說一句：“麻煩你，見到組織就轉交。”那天之后，渣滓洞被火急撤空，押運隊伍狼狽南逃。黃茂才被調至白公館，又很快因重慶解放而被俘。身份尚未查清，他先被列入戰犯管制，隨后的肅反讓案子雪上加霜。
審訊里，曾有難友出面作證他暗中送藥，但當時“特務”標簽太重，辯解聲淹沒在政策風浪中。槍決改為無期，那是軍管法庭給出的最后寬限。鐵窗后的十一年，他在川北勞改農場種地、開渠，也沒再提過自己當年的那些冒險。1964年減刑釋放回鄉，鄉親仍記得“劊子手”三字，與他保持距離。黃茂才默不作聲，翻土、種玉米、替小學修圍墻，他想用沉默把流言磨平。
轉機出現在1981年5月。重慶烈士陵園清理檔案，一份1948年獄中潛伏名單蹦出名字：黃茂才，代號“木槿”。盧光特館長帶隊下鄉，田壟旁看到一個滿頭白發的中年漢子。盧光特開口：“黃先生，可否談談當年的信件？”對方抖了抖鋤頭，半晌才答：“事情都過去了，確認就好，我不想再給人添麻煩。”檔案組隨后征得曾紫霞、胡其芬等多人書證，事實終于拼湊完整。年底，榮縣革委會宣布撤銷原有處理，發放撫恤，并在村口立碑說明實情。
消息傳出，曾經丟石子的村民有些訕訕。老漢們圍坐樹下抽旱煙，低聲說：“原來他救過江姐。”黃茂才卻依舊每天清晨趕著牛車進城賣菜。有人問他為何不去城里享清福，他擺手笑笑：“地還在，人就在。那幾年，地沒丟，人也沒丟，這就夠了。”
幾張發黃的獄中照片，如今陳列在烈士陵園展柜里：墻角處站著一個身形單薄、戴舊軍帽的年輕看守，目光落在鏡頭之外。講解員介紹完江姐、曾紫霞的事跡，總會補一句，“旁邊的這位，就是后來被誤解三十年的黃茂才。”有游客停下腳步，會心嘆息：歷史有時像迷宮，出口常在最意想不到的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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