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726年臘月的一個傍晚，紹興府西門河埠頭火把閃動，幾個挑著雞毛擔子的漢子邊走邊唱，路人卻悄悄繞開——他們是墮民。那時的紹興人心里有一道不成文的界線：墮民連碼頭都只能在偏僻處歇腳，連夜色都掩不住這種冷遇。
墮民這一稱呼最早見于南宋舊籍，成因卻眾說紛紜。有人把矛頭指向宋將焦光瓚，理由是他在1129年投降金軍，連帶部眾被貶黜；也有人追溯到更早的“越中淫樂”傳說，說是山上寡婦與山下浪子混居，子孫無籍可歸。再往后，唐明皇因聲樂御制而縱容宮伶，亂后流散的樂師被貼上“度民”標簽，口音一轉就成了“墮民”。三條線索相互糾纏，卻共同指向一點：一旦名字落在賤籍，后世要翻身幾乎不可能。
社會對他們的限制遠比對商賈嚴厲。男子不得入社學，女人禁止裹足；科舉看似人人可考，他們連試卷都摸不到；婚姻必須在墮民內部循環，若敢與良民私定終身，兩家都會被處置。正德年間的《紹興府志》白紙黑字：“墮民不得雜處閭里，不得易業，不得改籍。”短短十八字把他們未來的路全數封死。
職業也被框死。墮民男子的小生意逃不開“三件套”：賣雞毛、捉青蛙、唱戲。雞毛換糖其實起源更早，只是換成了紐扣、破布、鵝毛。戲班子則世代傳承，七歲學身段，十三歲登臺，嗓子一壞，立刻改拿撥浪鼓賣零線頭。紹興街巷間常能聽見一句調侃：“雞毛挑到天，也還是墮民。”話糙卻狠。
女性的角色同樣單調。她們做媒、做喜娘、做棕繩，把自己當作流動的“吉兆”兜售。逢年過節要提著禮籃給雇主拜門，嘴里不停地“老太爺”“少奶奶”地叫。有人問她們累不累，有婦人輕聲回道：“討生活吶。”就這一句，酸澀得讓旁人說不出話來。
雍正元年，浙江巡鹽御史將“紹興賤籍”一案奏聞，翌年宮中頒下詔令，紙面上宣布墮民與良民同籍。可詔書一到地方，豪強士紳只是相互使了個眼色，一切如舊。畢竟改籍動了壟斷行當、婚姻圈子的蛋糕，誰愿意真放手？因此乾隆、嘉慶兩朝的縣志里，墮民條款仍密密麻麻。
真正的裂口出現在19世紀末。洋務運動帶來的機器轟鳴沖散了舊日規矩，新式學堂的銅鐘敲得比寺廟還響。1903年，寧波鄉紳盧洪昶拿出私產，在城南辦了一所“四民同桌”的小學堂。地方官猶豫再三準了學額，卻悄悄規定墮民子弟只能坐最后兩排。想不到半年后最先會背《幾何原本》定義的正是那幾名孩子，他們的試卷讓總教習直呼“眼界大開”。
教育的縫隙一旦撕開，就合不上。辛亥革命槍聲傳到江南，紹興城墻上的家族旗號褪了色，“賤籍”二字再貼不住時代的門板。1915年，紹興縣公署把族籍檔案燒毀，理由叫“簡化戶部”。諷刺的是，官吏把灰燼倒進河里時，岸邊正有墮民少年練嗓開腔，聲如破竹。
進入20世紀20年代，墮民已經可以報名省立師范，也可出洋留學。身份壁壘雖未徹底消散，公共場合的嘲諷卻明顯變少。1936年，紹興戲曲名角胡夢華登臺上海共舞臺，后臺有人小聲提醒：“他是舊籍出身。”經理拍拍扇子回了句，“能賣票就行。”這句話比任何批文都實在。
1949年后，戶籍制度重編，舊時的賤籍條目被一筆勾銷。若在紹興街頭采訪老者，“墮民”二字早成模糊回憶；再問年輕人，多半茫然搖頭。幾個世紀的苦澀仿佛隨烏篷船遠去了，只留下零星線索：戲臺上的婉轉腔調、街角舊鋪里堆疊的羽扇、以及燈影下那句凄涼卻堅韌的“討生活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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