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甘祖昌遺孀龔全珍被質疑思想落后,質問對方:你們這是真糊涂農民意識嗎?
1956年冬天,中央派出的農業(yè)調研組踏進贛南,記錄下合作化浪潮中最生動的現(xiàn)場。其中一份筆記提到了“有位戎馬一生的干部,主動要求歸隊到土地”,這一人正是翌年卸去軍裝回鄉(xiāng)的甘祖昌。
翻閱當?shù)貦n案可見,1957年初,甘祖昌帶著妻子龔全珍和五個孩子到了湖石村。那年月,干部返鄉(xiāng)并非新聞,可一位少將把全部津貼交給生產隊、讓家人排隊領口糧,仍讓不少干部同行愣住。有人小聲議論:“他這是圖什么?”答案埋在甘家日復一日的勞作里——修渠道、背石灰、掏糞肥,一家人和貧農一起掄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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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建設的熱氣騰騰中,龔全珍找到了另一條路。學校缺老師,她把自己編進教員名冊,每天清晨踩著露水去點燈。那時的鄉(xiāng)村教室只有破窗紙、土坯墻,她仍要求學生大聲朗讀魯迅。“知識可以照亮窮屋。”這是她在黑板上寫下的第一句話,后來變成孩子們的座右銘。
高考于1977年恢復,甘祖昌沒有一句“走后門”。大兒子拿著錄取通知書興沖沖跑來,他只說:“去吧,路要自己鋪。”短短一句話,家風就此定型。十年后,小女兒遇到單位精簡,被裁那天她哭著回家,龔全珍遞過一杯熱水,只問:“還能自己養(yǎng)活自己嗎?”女兒重重地點頭——這也是甘家的規(guī)定動作:先自問能不能靠雙手再出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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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90年代,市場經(jīng)濟的風吹進山坳,一些年輕人開始調侃“苦行僧式”的老輩子。1992年秋天,縣里舉辦農業(yè)科技培訓,一名外地青年聽說甘家仍在種田,忍不住脫口:“現(xiàn)在還守著幾畝地,不就是糊涂的農民意識嗎?”龔全珍抬起頭,語氣平靜:“土地不會辜負汗水,糊涂的是忘了根的人。”那青年被噎住,只嘟囔一句便走開。會后有記者追問她怎么看待這番沖撞,她笑了笑:“說話的權利大家都有,回不回村是各人選擇,咱不生氣。”
值得一提的是,龔全珍留給外界最深的印象并非那場唇槍舌劍,而是一疊收據(jù)。1998年,她把400元工資全換成兒童文學,騎摩的繞山路送到分校。攝影機趕來,想拍個“捐書儀式”,她擺手:“孩子們等著讀書,別耽誤工夫。”鏡頭只捕捉到她徒手搬書、褲腳滿是灰塵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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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她被推舉為縣人大特邀代表。會議結束,她徑直去了敬老院,一張凳子、一盒創(chuàng)可貼陪老人剪指甲。工作人員勸她多休息,她擺出教員口吻:“人活著,總得做點事。”這句話后來寫進了縣里小學的德育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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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道德模范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有人問她要不要坐公務艙,她搖頭:“硬座沒什么不好,把錢省下來給山區(qū)孩子蓋宿舍。”當晚,老同事給她撥電話,“老龔,累不累?”她在聽筒里笑著答:“榮譽是集體的,苦是自己的,沒什么累不累。”短短一句對話,仍舊是那股樸素勁兒。
2023年9月2日,龔全珍在家中離去,享年100歲。入殮前,人們在她床頭翻到一本發(fā)黃的作業(yè)本,上面寫滿紅筆批語:“自立者,必自強;自強者,終自慧。”她一生反復書寫的,不過是兩個字——“自己”。比起勛章,這兩個字才是甘家真正的遺產,也是在鄉(xiāng)村深處悄悄延續(xù)的精神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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