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學術爭鳴的典范 | 法理師徒挑戰刑法柏神

來源 | 法學學術前沿

素有法學界“柏神”“刑法界張無忌”之稱的柏浪濤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點擊閱讀）一文后，浙江工商大學韓振文副教授及其碩士弟子、現山大博士生郭有米撰寫了一篇商榷文章，從詮釋學的理解結構角度，提出不同意見與看法。

為了促進真正的學術爭鳴，防止隔空喊話、自說自話的情況，在收到商榷文投稿后，隨即聯系了柏浪濤教授，請他對商榷文章進行審閱并做出回應。柏浪濤教授認真撰寫了數千字的回應文章，對自己的觀點和爭議點進行詳細的回答，并認為對他的商榷“可能是一種誤會”。

柏浪濤教授的商榷文章后，郭博士和韓教授又做了進一步的回應，給出了進一步的知識遞進和推演。柏浪濤教授表示“ 很有見地，很有啟發。期待以后有當面討教機會?！?strong>至此，一場完整的學術爭鳴得以呈現。

本文目錄

01挑戰篇：郭有米 韓振文：從詮釋學循環到程序化論證：與柏浪濤教授商榷

02回應篇：柏浪濤：理解的存在論與裁判的方法論：兩種維度及其關系

03再回應：郭有米 韓振文：方法能否規制理解——對柏浪濤教授的再回應

從詮釋學循環到程序化論證：與柏浪濤教授商榷

作者

郭有米，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

韓振文，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目 錄

一、理解、解釋與應用的統一性

二、程序化論證與詮釋學循環之間的張力

三、“前見”與“預判”的混淆

四、真正的問題：不是能否使用三段論，而是三段論處于什么位置

五、結語

柏浪濤的核心關切，是如何克服法實證主義的機械司法傾向。其文章明確提出，刑事裁判理論需要將“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關系從二元關系轉向結構化關系，同時將解釋理念從“主客二分”的認識論轉向“主客交織”的存在論，并進一步提出“預判—假設—類比—歸謬—歸納—演繹”的論證程序。該思路試圖在法實證主義與法現實主義之間尋找一種中間道路：既避免機械涵攝，又防止裁判滑向任意判斷。

這一理論努力是有價值的。柏浪濤已經注意到，傳統法實證主義將法律規范視為既定的大前提，將案件事實視為既定的小前提，再通過三段論得出裁判結論，容易遮蔽疑難案件中事實與規范之間相互建構的過程。文章也明確指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并非兩個預先給定、彼此獨立的對象，而是相輔相成、相互建構的結構化關系。

然而，問題在于，柏浪濤雖然在理論表述上接受了詮釋學的存在論轉向，但在方法設計上卻仍然保留了傳統二元論的基本框架。尤其是，當其將詮釋學循環具體化為一套分階段的論證程序，并繼續承認司法三段論在裁判論證中的基礎性價值時，其理論內部便出現了張力：如果理解、解釋與應用本來就是統一發生的，那么它們是否還能被拆分為若干先后相繼的論證環節？如果事實與規范本來就是相互建構的，那么三段論中大前提與小前提的區分又如何能夠繼續作為裁判生成的基本結構？

一、理解、解釋與應用的統一性

伽達默爾詮釋學的關鍵，并不只是強調解釋者具有主體性，而是從根本上批判傳統認識論中的主客二分結構。在傳統認識論中，解釋者被理解為主體，文本或規范被理解為客體，解釋活動則被理解為主體認識客體意義的過程。但在存在論詮釋學中，理解并不是主體對外在對象的中立把握，而是解釋者已經置身于歷史、語言和傳統之中的存在方式。

因此，理解、解釋和應用并不是三個可以分離的階段。對于法律解釋而言，對規范意義的理解，只有在具體案件中才真正發生；同樣，案件事實也不是未經規范過濾的自然事實，而是在法律問題意識中被重構出來的裁判事實。柏浪濤本人也引用并認可這一點，即“對一條法律原文的意義的認識和這條法律在具體法律事件里的應用，不是兩種分離的行為，而是一個統一的過程”。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詮釋學理論具有反機械涵攝的性質。所謂涵攝，通常預設兩個已經完成的對象：一邊是法律規范，另一邊是案件事實；裁判者的任務只是判斷事實是否落入規范之下。但詮釋學恰恰說明，規范并不是先于案件而完全確定的規范，事實也不是先于解釋而完全確定的事實。規范通過案件事實獲得具體意義，案件事實也通過規范視角獲得法律意義。二者不是外在對應關系，而是內在生成關系。

因此，如果說詮釋學循環是刑事裁判理解活動的基本結構，那么司法三段論至多只能是裁判結果的事后表達形式，而不能被視為裁判理解的真實生成機制。換言之，三段論可以用于裁判文書中的論證整理，卻不能被重新提升為裁判思維的本體結構。否則，理論上對主客二分的批判，就會在方法論上重新回到主客二分。

二、程序化論證與詮釋學循環之間的張力

柏浪濤為避免詮釋學解釋理論滑向相對主義，將詮釋學循環具體化為“預判—假設—類比—歸謬—歸納—演繹”的六步論證法。這個設計的目的，是通過程序規則約束司法者的自由判斷，防止裁判結論成為主觀偏好的結果。就這一點而言，該方案具有明顯的規范控制功能。

但是，從詮釋學角度看，將理解活動轉化為一套先后排列的論證程序，本身便存在問題。詮釋學循環并不是一種可被分解為若干階段的操作流程，而是理解活動本身的存在方式。解釋者總是在某種整體預理解中理解部分，又通過對部分的理解不斷修正整體。這個過程不是線性的，而是循環的；不是先有事實、再有規范、最后有結論，而是事實、規范與結論在相互校正中逐漸生成。

柏浪濤一方面承認“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進入交織狀態，另一方面又試圖用明確的步驟將裁判論證展開。這就造成了理論上的不一致。如果事實與規范確實處于交織關系，那么“預判”就不應被理解為一個獨立的起點；如果解釋活動本身就是循環性的，那么“假設”“類比”“歸謬”“歸納”“演繹”也不應被理解為依次展開的階段。它們更適合作為裁判者在論證中可能使用的若干檢驗方式，而不是理解活動本身的結構。

因此，柏浪濤的問題并不是引入了論證規則，而是將詮釋學循環過度方法化、程序化了。這樣一來，詮釋學原本對傳統二元論的批判力量被削弱了，最終變成了一種更復雜、更精致的涵攝技術。

三、“前見”與“預判”的混淆

柏浪濤論證中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沒有充分區分“前見”與“預判”。

在伽達默爾那里，“前見”并不是具體的判斷結論，而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前結構。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解釋者不可能以完全空白的狀態面對文本或案件，而總是帶著既有的語言、傳統、經驗、規范意識和問題意識進入理解活動。正是這些前見，使理解成為可能。

但“預判”則不同。預判是對具體案件的初步判斷。筆者認為：“所謂刑事法官預判，一般指的是法官面對待決案件尤其是在庭前會議等準備程序中大致了解案情后，會對案情信息進行加工整合處理、心理表征的計算，構建一種“格式塔式”的案情故事，進而對裁判結果作出有關是非曲直的初步預測評估?！?/p>

例如，法官在接觸某一刑事案件時，可能初步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盜竊罪、詐騙罪，或者不構成犯罪。這是一種具體的、可被修正的判斷結論。而前見則不是這種具體結論，而是使這些判斷得以產生的理解條件。

例如，法官關于罪刑法定原則、法益保護、責任主義、刑法謙抑性以及刑事證明標準的既有理解，屬于前見；而法官認為某一被告人“可能構成詐騙罪”，則屬于預判。前者是理解的背景結構，后者是具體案件中的初步判斷。前者并不作為一個階段出現在裁判過程中，而是貫穿整個理解過程；后者則可能在案件審理中被證據、規范解釋和反例檢驗不斷修正。

如果將前見等同于預判，就會產生兩個后果。第一，詮釋學意義上的理解前結構被心理化，仿佛它只是法官腦海中的一個初步想法。第二，前見被錯誤地程序化，仿佛它是裁判論證的第一步。事實上，前見不是第一步，而是任何一步都已經預設的理解條件。

因此，柏浪濤將詮釋學循環轉化為以“預判”為起點的論證程序，實際上改變了詮釋學理論的含義。它不再是對理解存在方式的說明，而變成了一種裁判操作技術。存在論下對不合法的前見修正，只能通過“時間距離”實現。

四、真正的問題：不是能否使用三段論，而是三段論處于什么位置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批判柏浪濤并不意味著刑事裁判完全不能使用三段論。法律裁判畢竟需要給出可理解、可檢驗、可接受的理由。裁判文書也往往需要通過“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的方式呈現判斷過程。問題在于，三段論究竟是裁判生成的結構，還是裁判表達的形式。

如果把三段論理解為裁判結果的表達形式，那么它并不必然與詮釋學沖突。法官可以在經歷復雜的解釋循環之后，將已經形成的判斷整理為規范前提、事實前提和結論。此時，三段論只是論證的外在呈現。

但如果把三段論理解為裁判思維的真實結構，那么它就會與詮釋學發生根本沖突。因為三段論預設規范和事實已經分別確定，而詮釋學恰恰認為規范意義和案件事實是在相互解釋中生成的。三段論強調從前提到結論的線性推導，而詮釋學強調部分與整體、規范與事實、解釋者與文本之間的循環生成。

因此，更準確的批評不是“詮釋學完全排斥三段論”，而是：詮釋學排斥將三段論作為裁判理解的本體結構。三段論可以保留，但必須降格為裁判理由的整理方式，而不能繼續承擔裁判生成理論的基礎功能。

五、結論

柏浪濤教授的文章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其最大貢獻在于敏銳地意識到刑事裁判不能繼續停留在事實與規范二元分立、主體與客體相互對立的傳統框架中。文章提出的結構化裁判理念，確實有助于克服法實證主義的機械司法傾向。

但是，柏浪濤的理論仍然存在內部矛盾。一方面，他接受詮釋學的存在論轉向，強調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交織關系；另一方面，他又通過六步論證法和司法三段論，將裁判活動重新組織為一種程序化、階段化、邏輯化的推導過程。這樣一來，文章在理論宣稱上批判二元論，在方法展開上卻又回到了二元論。

因此，對柏浪濤理論的批判重點并不在于其是否重視論證規則，而在于其沒有充分區分兩種不同層面的邏輯：一種是理解生成的詮釋學邏輯，另一種是裁判表達的論證邏輯。前者是循環的、整體性的、存在論的；后者是整理性的、形式化的、方法論的。只有明確這一區分，才能真正避免在批判機械涵攝之后，又以“結構化論證”的名義重新回到更隱蔽的機械涵攝。

理解的存在論與裁判的方法論：兩種維度及其關系

作者

柏浪濤，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目 錄

一、基本觀點與批判

二、兩種范疇的區別

三、法學方法論的實現途徑

學術進步離不開學術批判。針對拙文《中國刑事裁判理論的反思與重構》，郭有米博士和韓振文教授發表大作《從詮釋學循環到程序化論證：與柏浪濤教授商榷》（以下簡稱郭文），給予了寶貴的指教，在此衷心感謝！

一、基本觀點與批判

筆者的基本觀點是：機械司法的觀念土壤是，將“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理解為二元分立關系，將解釋活動理解為“主客二分”的認識活動。為改變這一現狀，應當樹立結構化裁判理念，“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關系應從二元關系轉向結構化關系，解釋理念應從“主客二分”的認識論轉向“主客交織”的存在論。不過，這種裁判理念會導致裁判結論的相對主義。為了避免這種相對主義和法官的極端決斷主義，應在裁判方法上建立“六步論證規則”?；诮Y構化裁判理念，該裁判方法不同于傳統的機械式直接涵攝，而是一種論證學上的螺旋式循環。

郭文對此的核心批判是，拙文“一方面接受詮釋學的存在論轉向，強調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交織關系；另一方面，又通過六步論證法和司法三段論，將裁判活動重新組織為一種程序化、階段化、邏輯化的推導過程。這樣一來，文章在理論宣稱上批判二元論，在方法展開上卻又回到了二元論”。其余的批判點都是這一批判主題的具體表現。

二、兩種范疇的區別

對該批判主題，筆者認為，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一是理解的存在論。就法學范疇而言，存在主義的哲學詮釋學研究的問題是，法律文本的理解何以可能？對法的理解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二是裁判的方法論，所研究的問題是，法官對法的理解該如何理性地展開？能否為法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以實現妥當的裁決？

在裁判理念上，筆者贊同存在主義的哲學詮釋學，但是其只能成為一種裁判理念，法官無法僅僅依靠裁判理念進行司法裁判。作為刑事裁判理論，必須為法官提供具體的裁判方法?！霸忈寣W首先是一種先驗哲學，它指明了語言和意義理解的可能條件，而不是方法?！薄啊裁础ǚ芍畠群┘啊绾巍òl現法律之程序）系相互關聯，正當法及實現法律之過程必然休戚相關。換言之，正當法既非‘沒有程序’（存在論-客體論）而成，亦非‘透過程序’（功能論-主體論）而成，而是‘在程序內’，由‘某種東西’形成。（詮釋學上廢棄‘主體-客體’分離）”。

在此有必要回顧一下哲學詮釋學與法律解釋學及法學方法論的關系研究。一般認為，H.科殷（Helmut Coing）最早將哲學詮釋學引入法律解釋學，所引入的哲學詮釋學是施萊爾馬赫時期的一般詮釋學，但是其已經具有存在主義詮釋學的萌芽，例如，重視從個別理解整體，從整體理解個別；重視發生學上的解釋，“任何人進行思維都不能脫離沉淀在語言里的思維的各種傳統”。

此后，關于哲學詮釋學對法學方法論的影響，理論上形成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哲學詮釋學是關于理解之可能的學說，不屬于法學方法論的范疇，因此不能在法學方法論中吸收哲學詮釋學思想。然而，更有力的觀點認為，應將哲學詮釋學思想引入法學方法論。拉倫茨、阿圖爾·考夫曼等均持這一觀點。

接下來，關于哲學詮釋學如何影響裁判方法論，理論界存在爭議。首先需要介紹的是“確信理論”。約瑟夫·埃塞爾（Josef Esser）是該理論的代表人物，其認為裁判活動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法官基于“前理解”對案件的裁判形成一種“正當性確信”。在第二個階段，為裁判結論尋找理由根據。如果法官發現其結論在法律上及法教義學上找不到根據，那么就必須放棄該結論。該理論的特點是，不依靠邏輯推導方法生成裁判結論，邏輯推導只是一種事后理由。不難發現，郭文秉持的也是這一理論，也即“三段論可以保留，但必須降格為裁判理由的整理方式，而不能繼續承擔裁判生成理論的基礎功能”。

然而，這種“確信理論”受到的批判是，第一，裁判結論的生成容易滑入極端決斷主義，具有隨意性；第二，裁判結論的生成不依據經過邏輯論證的統一規則，完全依賴個案事實本身，那么“相同情況相同處理”的要求亦即平等正義就無法實現。雖然該理論通過事后審查確保裁判結論的妥當性，但是至多保障了個案正義，不能保障普遍正義?；谝陨显?，該理論并未成為主流理論。

由于刑法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因此這種“確信理論”在刑事司法裁判中更難以立足。對此，筆者在拙文中主張：“裁判者在心理上生成一個結論時，其直覺、情感、價值偏好等因素并非憑空產生，而是在一個更宏大的認知結構內產生。其能生成某個結論，顯然是認為該結論是正確的。這種認知已經蘊含‘證立’的意味。就此而言，‘生成’就是‘證立’，‘證立’就是‘生成’。因此，結論的‘生成’與‘證立’不存在并列式區分。”

三、法學方法論的實現途徑

上述“確信理論”并未占據主流地位。更多學者嘗試在裁判生成過程中引入哲學詮釋學。

（一）常見的裁判方法論

1.恩吉施的具體化對應理論

恩吉施主張，目光不斷往返于規范與事實之間，通過不斷往返，努力將規范和事實具體化，直到二者能夠同等對待。該理論受到的批判是，若承認法律規范具有應然屬性，那么應然命題與實然命題便存在天然鴻溝，具體化對應理論只是將規范與事實進行并列比較，并未解決應然與實然的鴻溝。

2.阿圖爾·考夫曼的等置理論

該理論認為，法律規范與個案事實在“事物本質”上能夠實現等置，為了探尋“事物本質”，需要借助類比方法。該理論構建的裁判步驟表現為，第一步，查找一個與程序之結果相關的前理解（假定）。第二步，查找適合于這一案件的規則。第三步，進行個案比較，進行類比、等置判斷。第四步，進行“涵攝”，亦即進行演繹推導。其中，第一步在時間上先于其他行為。第四步在時間上后于其他行為。第二步與第三步同時發生，屬于哲學詮釋學上的螺旋式循環。

這種等置模式的問題在于，通過類比所得出的結論缺乏必然性，具有概率性和偶然性，由此導致理由缺乏充分性。對此，可舉例說明，法律規范是“任何人如果故意殺人，那么處死刑”；案件事實是張三用刀捅死李四。司法三段論的完整推導如下：

第一，一階謂詞演算。

個體變元x：任意自然人；個體常元a：張三。

一元謂詞F(x)：x實施故意殺人行為

一元謂詞G(x)：對x判處死刑

（1）法律規范（全稱閉公式）：?x(F(x) → G(x))

含義：對于任意自然人x，若x故意殺人，則對x處死刑。

（2）案件事實（原子命題）：F(a)

含義：張三用刀捅死李四。

第二，類演算（集合演算）。

由謂詞F(x)構造出構成要件類KF={x|x故意殺人}

由謂詞G(x)構造出法律后果類KG={x|處死刑}

（1）大前提（類包含關系）：KF ? KG

含義：所有故意殺人的主體集合，都被包含于應判處死刑的主體集合。

（2）小前提：個體張三a ∈ KF

含義：張三歸屬于故意殺人的主體集合。

（3）三段論推導的必然結論：a ∈ KG

含義：張三歸屬于應被判死刑的主體集合。

對比以上司法三段論推導，可以發現，等置判斷的不足在于：

第一，等置判斷僅將法律規范（全稱閉公式）與案件事實（原子命題）并列對照，不執行全稱量詞消去這一核心邏輯運算。所謂全稱量詞消去，舉例如下：

（1）法律規范（全稱閉公式）：?x(F(x) → G(x))（含義：對任意自然人x，若x故意殺人，則對x處死刑。）

（2）F(a) → G(a) （含義：如果張三故意殺人，則張三應被判處死刑）

這是從普遍的法律規范，推導出專屬于張三的個案規則。這種推導就是全稱量詞消去。 這是一條形式推理規則：既然規則適用于任意x，那么它當然能夠適用于某一個特定個體（個體常元，例如張三a）。

（3）F(a)（案件事實：張三故意殺人）

（4）G(a)（結論：張三應被判處死刑）

等置判斷的特點是，將法律規范“?x(F(x) → G(x))”與案件事實“F(a)”直接對照，僅進行意義層面的比較，沒有通過形式邏輯演算從普遍規則分離出個案規則，由此導致普遍規則與個案事實之間缺少形式邏輯的過渡環節。這意味著，推理過程不再依托規范的普遍有效性，僅依靠類型類比實現意義的等價。

第二，等置判斷不進行類演算，無法確保普遍正義。普通的謂詞演算只是形式符號演算，而司法三段論服務于司法裁判。法律規范是對某類行為、某類主體設定統一法律后果，不是針對個案的孤立規則。刑法不會只規定“張三殺人，應判死刑”，而是對全部滿足故意殺人這一類主體統一配置刑罰。司法裁判的核心任務是涵攝（歸入），也即判斷本案被告人是否落入法條所規制的那一類對象集合?！昂瓟z（歸入）”在邏輯上就是個體屬于集合（a ∈ KF）。這套集合關系運算就是類演算（集合演算）。

類演算的核心價值有：（1）用類的概念為法律規范的普遍效力提供邏輯基礎。（2）建立“個體歸入集合”的判斷框架，界定“能夠歸屬于或不能歸屬于法律規范的規制范圍”，由此為罪刑法定原則的明確性要求提供判斷依據。（3）為平等正義（同案同判）提供邏輯基礎。等置判斷不進行類演算，不預設統一的“故意殺人行為的整體集合”，在邏輯上無法推導出“李四實施相同殺人行為，也應當同等處罰”，無法實現法律規范的普遍效力和平等正義。

（二）裁判方法論與哲學詮釋學的關系

考夫曼的上述等置模式雖然存在諸多不足，但是其四步判斷程序并未受到“違背存在主義哲學詮釋學”的指摘，相反被肯定為，根據存在主義哲學詮釋學對傳統涵攝理論進行改造。可見，不能因為學者們建構了有步驟的裁判方法（包括重塑司法三段論），就認為其違背了存在主義的哲學詮釋學。

筆者的拙文借鑒了以上裁判方法程序，所不同的是，第一，類比等置不是演繹推理前的最后任務，在類比等置之后，必須進行歸納推理，以便形成“具體化的裁判規則”。具體化的裁判規則是一種個案規則，是連接應然規范與實然事實的中間項。唯有如此，才能既保障個案正義，也保障平等正義。第二，重視歸謬論證，在歸謬論證中，吸納社科法學的“養分”，盡力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第三，重視反面推理等形式邏輯對裁判活動的約束。

需要指出的是，存在主義哲學詮釋學作為一種裁判理念，不存在程序性或步驟性。然而，以該理念為指導建構的裁判方法，必然存在程序性或步驟性。這是一種向法官講述方法的必然條件。在給法官講述裁判方法時，必然需要羅列“第一，第二，第三”等。但是，筆者在拙文中也特別強調，在實際運作時，這些程序步驟存在詮釋學循環，并沒有哪個步驟必須是原始開端。并且，這些程序運作不是在發現某個固有的含義，而是生成某種理解。這種生成過程是不斷發現、不斷修正的過程。對此，拙文中舉了若干例子加以說明。

（三）“前見”與“預判”的含義界定

郭文認為拙文混淆了“前見”與“預判”的含義。對此，需要予以澄清?！扒耙姟庇袃煞N含義。第一，如郭文所述，“前見”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前結構（Vorstruktur）。拙文在第一部分論述解釋理念時，采取了這種含義。第二，“前見”表達一種預先的判斷。伽達默爾在分析概念史時指出：“在法學詞匯里，一個前見就是在實際終審判斷之前的一種正當的先行判決。對于某個處于法庭辯論的人來說，給出這樣一種針對他的先行判斷（Vorurteil），這當然會有損于他取勝的可能性。……‘前見’（Vorurteil）其實并不意味著一種錯誤的判斷。”這里的“前見”就是一種司法裁判活動中的預判。前述“確信理論”的倡導者埃塞爾既在“前結構”意義上使用“前見”，也在預判意義上使用“前見”。筆者在論述裁判理念時，在“前結構”意義上使用“前見”，在論述裁判方法時，在預判意義上使用“前見”，但是為了更準確地表達，使用了“預判”。此外，概念之爭的理論價值有限。只要將概念的語境及含義界定清楚即可。

通過以上解釋，不難發現，郭文認為拙文因構建“六步裁判規則”而違背了存在主義哲學詮釋學，可能是一種誤會。不過，產生這種誤會的原因主要在于拙文本身。由于該文主題比較宏大，且涉及交叉學科（刑法、刑訴法、廣義法理學中的法學方法論），限于篇幅，無法在每個論點上均做到細致交代，引起誤會便在所難免。不過，這種誤會正好印證了存在主義哲學詮釋學的合理性，亦即每個人都是在自己的前理解結構中，理解他人的表述。因此，唯有通過學術對話、循環溝通，才能理解彼此的理解。

方法能否規制理解？

——對柏浪濤教授的再回應

作者｜郭有米 韓振文

目 錄

一、法律解釋相對主義問題的提出

二、回應相對主義的三種路徑

三、結語

正如伽達默爾所言：“談話是相互了解并取得一致意見的過程。”柏浪濤教授在《理解的存在論與裁判的方法論：兩種維度及其關系》（以下簡稱“回文”）中，對筆者提出的若干疑問作出了嚴肅細致回應，并澄清了部分因讀者自身前理解而產生的誤讀。對此，筆者深表感謝。

回文的重要澄清在于：柏文并非主張法律解釋應當由方法論全面轉向存在論，而是試圖在兩個層次上分別展開理論建構。一方面，以哲學詮釋學說明法律理解何以可能，并將“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理解為相互建構的結構化關系；另一方面，通過具體的裁判方法約束理解活動，使刑事裁判同時滿足個案正義、平等正義與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這一澄清使雙方原有分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

關于“前見”與“預判”的概念爭論，既然回文已經明確區分其使用語境，繼續圍繞術語展開爭論的理論收益便相對有限。真正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承認理解具有存在論性質之后，方法論究竟能夠在何種意義上約束理解？方法所規制的是不可直接觀察的內在思維過程，還是能夠被公開檢驗的外在論證行為？

正如伽達默爾所言：“談話是相互了解并取得一致意見的過程?！卑乩藵淌谠凇独斫獾拇嬖谡撆c裁判的方法論：兩種維度及其關系》（以下簡稱“回文”）中，對筆者提出的若干疑問作出了嚴肅細致回應，并澄清了部分因讀者自身前理解而產生的誤讀。對此，筆者深表感謝。

回文的重要澄清在于：柏文并非主張法律解釋應當由方法論全面轉向存在論，而是試圖在兩個層次上分別展開理論建構。一方面，以哲學詮釋學說明法律理解何以可能，并將“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理解為相互建構的結構化關系；另一方面，通過具體的裁判方法約束理解活動，使刑事裁判同時滿足個案正義、平等正義與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這一澄清使雙方原有分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

關于“前見”與“預判”的概念爭論，既然回文已經明確區分其使用語境，繼續圍繞術語展開爭論的理論收益便相對有限。真正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承認理解具有存在論性質之后，方法論究竟能夠在何種意義上約束理解？方法所規制的是不可直接觀察的內在思維過程，還是能夠被公開檢驗的外在論證行為？

一、法律解釋相對主義問題的提出

哲學詮釋學進入法律理論之后，對傳統主客二分的認識論模式形成了深刻挑戰。它揭示出，法律文本的意義并非完全獨立于解釋者和具體案件而預先存在；解釋者也不可能擺脫其歷史處境、語言傳統與前理解，以一種完全中立的方式認識法律。然而，這種存在論轉向也使法律解釋面臨相對主義的質疑。柏文指出，文學和藝術解釋可以容納“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法律解釋不僅應當實現個案正義，還必須滿足“相同案件相同處理”的平等正義要求。因此，法律解釋不能停留于對理解之歷史性和情境性的描述，而必須回答解釋結論如何獲得普遍效力與規范正當性的問題。

就如何回應這一問題而言，現有理論大體可以區分為三種路徑。

二、回應相對主義的三種路徑

（一）客觀意義論：以唯一最佳意義維持法律的確定性

第一種路徑堅持文本主義或客觀主義的認識論立場，認為法律文本在制定時已經形成確定的客觀意義，解釋者的任務是通過法律解釋方法發現這一意義。法律語言固然可能存在歧義、模糊或晦澀，但這些困難只意味著客觀意義不易被認識，并不意味著該意義本身不存在。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Loper Bright Enterprises v. Raimondo 一案中即采取了這一立場。法院多數意見認為，“......這類法律即使再難以理解，也事實上—并且必然—存在唯一的最佳解釋。這正是成文法存在的意義所在，因為’每一部法律的含義在制定時就已經固定’?！边@一判斷將法律解釋理解為法院運用全部解釋工具發現最佳文本意義的過程。

不過，即使在文本主義內部，對語言的理解也并非完全排斥詮釋學因素。在 Bostock v. Clayton County 一案中，阿利托大法官的反對意見援引第七巡回上訴法院的表述指出：“不必成為維特根斯坦或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也應當知道，成功的交流依賴于解釋共同體所共享的意義?！边@一引用表明，文本主義同樣需要借助語言共同體、社會語境和背景慣例確定文本的通常意義。其與哲學詮釋學的根本區別，不在于是否承認語言具有社會性，而在于它最終仍試圖將這種社會性固定于法律制定時的語言共同體之中。

這一立場具有不可忽視的規范功能。它能夠維護法律的安定性、限制裁判者公開訴諸個人價值偏好，并強化法院作為法律適用機關的角色認同。但是，“唯一最佳意義”更多是一項關于裁判職責的規范性預設，而不必然是可以通過經驗加以驗證的認識論事實。

政治學和比較憲法研究早已指出，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不能被簡單描述為既定法律意義的被動發現者。達爾將美國最高法院視為參與重大公共政策形成的政治機構；斯通·斯威特則指出，在若干政策領域，憲法法院事實上發揮著“附隨立法者”的功能，并通過憲法解釋影響立法過程及政策結果。這些研究并不能直接否定文本主義的規范價值，卻表明法院實際承擔的制度功能往往超出機械適用法律的范圍。

因此，客觀意義論的主要價值在于維護法律確定性和司法正當性，但它不能僅憑“意義唯一”的理論宣示，消除裁判過程中事實上存在的判斷、選擇和規范建構。

（二）存在論與方法論的融合：以方法引導理解活動

第二種路徑承認哲學詮釋學關于理解活動的基本洞見，同時主張法律裁判不能停留于存在論描述，而必須通過法學方法論對理解進行理性化和規范化?；匚乃鶊猿值?，正是這一基本立場。

按照這一思路，哲學詮釋學回答的是法律理解“如何可能”以及理解“以何種方式存在”；法學方法論回答的則是法官應當如何展開理解、檢驗假設并形成妥當裁判。存在論與方法論并不相互排斥：前者說明理解的基本結構，后者則為裁判者提供可以操作和反思的思維路徑。

恩吉施關于“目光在規范與事實之間往返流轉”的理論，以及考夫曼關于規范與案件事實通過類比和“等置”獲得具體化的理論，均可以歸入這一融合路徑。柏文所提出的“預判—假設—類比—歸謬—歸納—演繹”六步論證規則，則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化邏輯論證、普遍化檢驗和反例審查。

波舍爾的法律詮釋學也具有相似特征。他反對將詮釋學還原為單一的文本解釋活動，主張對法律適用中的解釋、規則遵循、法律建構、類比聯想、裁量以及重要性判斷等活動分別進行分析，并將這些問題與分析哲學中的相關討論結合起來。這種復雜的分析模型表明，承認詮釋學的存在論洞見，并不意味著必須放棄概念區分、邏輯分析和方法論建構。

但是，這一路徑仍需區分兩個不同命題：其一，方法可以影響、引導和整理裁判者的思考；其二，方法能夠有效控制并驗證裁判者的內在理解過程。前一命題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后一命題則值得懷疑。

以非法證據為例，法律可以要求法官不得以非法證據作為定案依據，也可以要求裁判文書不得援引該項證據。但是，如果事實裁判者已經接觸了非法證據，規范很難證明該證據沒有在其內心判斷中產生任何影響。法官即使按照某種預先設計的反思步驟，聲明已經排除相關影響，也不能使這一內在心理過程變成可觀察、可驗證的對象。

由此可見，方法論可以為裁判者提供反思性指南，幫助其識別預判、比較相似案件、檢驗反例并整理推理過程；但方法不能像自然科學實驗程序那樣，保證不同裁判者依循相同步驟便必然形成相同理解。方法能夠提高理解的理性程度，卻不能完全消除理解的歷史性、情境性與主體參與。

（三）外在程序論：以可觀察的程序和對話約束裁判

第三種路徑不是試圖通過方法控制裁判者不可見的內在思維，而是將規范重點轉向裁判者可以被觀察和審查的外在行為，即證據如何進入裁判過程、當事人是否獲得充分參與機會、法官是否回應反對意見、裁判理由能否被復核，以及類似案件之間是否保持可說明的一致性。

這一立場并不意味著排斥法學方法，而是重新界定方法的規范對象。伽達默爾對方法主義的批判，并非要求法律解釋完全放棄方法，而是否認任何一套方法能夠窮盡理解的發生過程，并以技術步驟保證真理。理解者的內在思維無法被預先編程，但理解所表現出來的制度行為和論證行為可以受到嚴格約束。

仍以非法證據為例。與其要求已經接觸非法證據的事實裁判者通過某種內在思維程序“忘卻”證據，更具實效的制度安排，是盡可能阻斷非法證據進入事實裁判者的認知范圍。例如，在陪審制結構中，可以通過庭前證據審查、法官與陪審團之間的職能分工以及在陪審團退庭狀態下處理證據能力爭議，減少非法證據影響事實認定的可能性。這種約束并不試圖直接控制裁判者如何思考，而是通過制度設計改變其形成判斷的信息條件。筆者認為，在我國全案移送制度下合理限制刑事法官對案卷筆錄的接觸和使用，變通路徑之一是明確區隔程序性裁判與實體性裁判，且優先實施對非法證據等程序性違法和程序性爭議事項進行程序性裁判的合法性審查處置活動。

同樣，裁判者是否真正消除了不當前見，外部觀察者通常無法直接判斷；但是，法律可以要求其公開說明裁判理由，回應當事人的主要論證，揭示所使用的類比基礎，解釋為何排除相反判例，并接受上訴審、再審和學術批評的檢驗。裁判正當性由此不再取決于法官是否按照某種不可驗證的內在步驟完成思考，而取決于其是否提出了能夠在法律共同體中接受公開質疑和反駁的理由。

在此意義上，平等正義也不要求所有法官具有完全相同的心理過程，而要求類似案件適用相同的公開標準；若作出不同處理，則必須說明與既有案件之間具有何種相關差異。法律能夠要求裁判者承擔一致性論證和區別說明的責任，卻無法要求不同裁判者在內心中以完全相同的順序形成判斷。

三、結語

柏浪濤教授的回文進一步澄清了哲學詮釋學與裁判方法論之間的關系。其基本立場并不是要求法律解釋由方法論完全轉向存在論，而是在承認理解具有存在論結構的基礎上，繼續通過裁判方法約束和引導法律理解，以避免解釋活動滑向相對主義或極端決斷主義。這一理論嘗試具有重要價值。

本文所梳理的三種回應路徑，實際上分別從不同角度處理法律解釋中的確定性問題。第一種路徑堅持法律文本具有客觀的、原則上可以被發現的最佳意義，重點在于維護法律的安定性、可預測性以及司法裁判的正當性。第二種路徑承認理解具有歷史性、情境性和主體參與性，同時試圖通過類比、歸謬、歸納、演繹等方法，使法律理解獲得更為理性和穩定的結構。第三種路徑則將規范重點更多地置于外在的程序、對話和理由論證，通過證據規則、裁判說理、審級監督以及法律共同體的公開討論，限制裁判的任意性。

這三種路徑之間并非簡單的相互排斥關系，也很難據此作出絕對的優劣判斷。它們所關注的問題有所不同，承擔的理論功能也不完全相同?？陀^意義論主要回應法律確定性和司法權正當性的問題；存在論與方法論的融合路徑主要回應如何在承認理解復雜性的同時，為法官提供裁判方法的問題；外在程序路徑則主要回應如何使裁判理由能夠被公開檢驗并獲得制度性約束的問題。每一種路徑都有其理論依據，也都能夠揭示法律解釋的某一重要面向。

柏文所采取的，是在存在論與方法論之間尋求融合的路徑。筆者更為關注的，則是理解活動的內在過程與外在程序約束之間的區別，因而更加重視公開論證、程序控制和制度設計的作用。二者的差異，與其說是對哲學詮釋學基本價值的根本分歧，不如說是對法律解釋相對主義問題采取了不同的回應方式。

因此，本文無意否定柏文通過方法論規范裁判活動的努力。相反，六步論證規則對于提示法官檢驗初步判斷、比較類似案件、考察反例并整理裁判理由，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本文只是試圖指出，除內在思維方法之外，外在程序與公開論證同樣是克服裁判任意性的重要路徑。不同路徑各有其問題意識、適用范圍和理論限度，也可能在具體的刑事裁判中相互補充。真正值得繼續討論的，或許不是哪一種路徑能夠完全取代其他路徑，而是如何在法律確定性、個案正義、平等正義與解釋開放性之間形成更為妥當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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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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