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低空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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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域管理體制差異與資源分配的滯后

一是空域資源管理制度的剛性阻礙了空域資源釋放[5]。我國空域管理涉及軍方、民航局、地方政府等多方主體，而大灣區空域管理尤其特殊，香港將低空權視為需個案審批的私權限制領域，澳門按事前審批的特許管理，廣東省實行行政主導空域管控[6]，空域資源管理方式差異及空域資源本身差異加劇了低空經濟管理的復雜性。二是低空數據缺乏共享平臺。低空飛行需要地理信息、氣象數據、飛行軌跡及傳感器數據，但導航、氣象、監視、通信等各類數據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呈現信息孤島現象，數據要素價值限制難以形成協同高效的飛行保障。三是政策實施的滯后。大灣區政策雖具有引領性，但各領域具體實施細則、監管邊界和權責劃分的制度仍處于探索狀態，缺乏精準適配的資源機制引發“公地悲劇”風險，增加低空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

（二）區域發展不協調，基礎設施建設不均衡

粵港澳大灣區低空經濟發展形成了“廣深珠”領先，周邊區域明顯滯后的格局。從產業規模看，廣州、深圳、珠海三市產業規模大發展快布局密集，佛山、江門、惠州、東莞、中山等外圍城市發展處于探索期明顯滯后，香港和澳門的低空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剛剛起步，區域發展不協調。從基礎設施看，大灣區布局不均衡，通用機場、服務站數量總體規模不足。廣東省已取證通用機場僅4個，已備案機場60個，其他起降場地5個，全省起降設施覆蓋不足，物理網絡不均衡，難以支撐城際低空運輸網絡的全域覆蓋。二是缺乏統一規劃，重復建設。大灣區各地均布局建設低空智能融合基礎設施，不同低空經濟企業各自為戰，導致管理混亂、資源浪費，阻礙了跨區域高效協同發展。三是空情服務保障不足，飛行服務站缺失。大灣區內無A類飛行服務站，港澳與內地之間缺乏常態化的跨境飛行協調平臺，低空飛行配套服務不夠完善，同時通信、導航、監視、氣象等低空飛行保障設施的智能化水平還需提高。

（三）低空標準體系缺失，服務能力碎片化

粵港澳大灣區低空標準體系的不完善、服務能力碎片化是約束其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缺統一基礎標準，如低空智聯網通信協議、低空三維地理信息模型、飛行管理系統數據接口等未形成統一規范；二缺新興領域標準，eVTOL起降基礎設施、城市空中交通運行規則、自動飛行系統安全評估等仍處于空白或試點階段；三缺區域協同標準，例如粵港澳三地在低空管理、數據互通、認證互認方面缺乏統一框架，增加企業合規成本。四是低空運營服務提供商的服務質量、安全管理體系等認證體系缺失，導致市場準入門檻不清，不利于行業規范發展。五是大灣區檢測機構服務能力碎片化。檢測機構多集中于輕小型無人機測試，缺乏中大型無人機、eVTOL等適航檢測，檢測技術不能完全覆蓋材料、核心部件（如高能量密度電池、飛控系統、傳感器）、系統集成、環境性能等全鏈條的綜合性檢測能力，且難以滿足開展復雜環境下動態飛行測試。

（四）專業人才供給斷層，技能培訓資質認證滯后

粵港澳大灣區低空經濟發展存在結構性人才錯配、培養機制滯后、跨境人才流動不暢等問題。一是人才供給斷層。區別于傳統通用航空產業，大灣區低空經濟發展對智能整機系統研發、航空器設計、低空運行規則、場景運營、空域管理、風險預判等技術密集型、跨學科復合型、高知識儲備型及綜合服務型人才的需求攀升，但市場供給落后于產業發展，如華南理工大學2025年才開始正式招收低空經濟專業本科生（全國僅6所），設立低空技術與工程的博士點（全國僅14個），現有市場人才供需錯配構成低空經濟發展的軟約束。二是培育機制滯后。高校課程體系更新周期長，人才培養體系不完善，如香港理工大學2025年9月才開辦低空經濟碩士課程，教育資源與產業需求動態匹配不足，制約了人才供給的精準性。三是人才跨境流動存在制度壁壘。低空經濟發展催生新的職業形態，但區域間人才標準不統一，使得港澳人才持有的專業資質在內地無法使用，內地人才赴港澳工作同樣面臨資格互認的難題。同時高端人才、國際化人才的引進面臨政策支持不足、吸引力不夠等問題，制約了產業國際化發展步伐。

基金項目：2025年度廣東省本科高校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項目“數字化背景下實戰型跨境電子商務人才培養路徑探索”（項目編號：GDJG202505）；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廣州保持千年商都的新機遇、新挑戰及對策”（項目編號：2024GZYB46）。

作者劉遠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講師

本文摘自《廣東經濟》2026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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